2019年的国庆70周年阅兵会场上，5架歼－20隐身战斗机率歼-16重型战斗机、歼-10C轻型战斗机，以“三剑客”姿态，震撼掠过天安门广场，令人感慨我国在航空力量建设上的巨大进步时，也引来了一些军事爱好者的好奇。

“歼-16的机体基础是前苏联的苏-27战斗机，那我国为啥不再基于米格飞机进行设计飞机了呢？”

自1949年建国以来，我国一直面临着来自美制飞机的巨大压力，为此，我国不得不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一支属于人民解放军自己的空军部队。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在付出了相应代价的情况下，苏联向我国出口了一批米格-9战斗机，并在之后的朝鲜战争中因为我国对战斗机的性能的抗议，而重新出口了一批米格-15与米格-15比斯战斗机。

这批战斗机成为了后来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对抗美军飞机的利器之一，凭借其强力的性能与飞行员娴熟的技巧打出了赫赫有名的“米格走廊”。

朝鲜战争结束后，我国又于50年代中期从苏联引进了米格-17战斗机，并在苏联提供的工业帮助下进行仿制工作，该型战斗机的国产型得名为“歼-5”，正式开始了米高扬。

1956年7月19日，机身编号为“中0101”的第一架国产歼-5腾空而起，歼-5的首飞成功，标志着我国的航空工业正式跨入了喷气时代。

50年代中叶，我国又从苏联采购了更新型的米格-19P全天候截击战斗机图纸，并基于此开始仿制生产新型的超音速战斗机，在1959年将第一架歼-6战斗机正式交付空军部队。

此后歼6开始了在我国辽阔天空中，伟大而漫长的40年服役生涯。

50年代末，新中国当时便向苏联提出了援助最新型的米格-21战斗机的要求，但由于政治原因，中苏关系陷入论战，这批战斗机的采购或者说援助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谈判拉锯才得以敲定。

也是因此，1964年沈阳飞机制造厂才利用苏联散件组装的第一架米格-21首飞成功，定序号为歼-7战斗机，开创了一代服役超过60年的战斗机传奇故事。

从这里不难看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米高扬-格列维奇”设计局的战斗机奠定了中国空军的基础骨架。

从前文中，在上世纪50年代开始，人民空军的战斗机机库几乎由米格系列战斗机“一手包办”，但后来的事实我们也知道，我国现如今服役的战斗机中，除生产量巨大一时无法退光的歼-7改进型外，再无米格机。

一些人对这个现象，会产生好奇——“米高扬-格列维奇”的战斗机是如何失去我国青睐的？难道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特别奇怪的事情导致的吗？

很多互联网上的所谓“军事爱好者”，热衷于从各种稀奇古怪的角度，为60-70年代的米高扬-格列维奇设计局扣上罪名。

进而论证以米高扬-格列维奇设计局为代表的“守旧设计局”在思维方式上已经完全被换思想又换人的“新锐设计局”苏霍伊设计局取代。

虽然这种充满“借古讽今”意味的猎奇说法得到了相当多不明就里的人的认同，甚至一度登堂入室成为了某些军事书籍中的内容，但这种说法不论如何为自己狡辩开脱，都无法成为客观的事实。

因为这一说法的支持者或多或少都忽略了在20世纪60年代中叶至20世纪70年代这一时期，我国与苏联在政治上的交恶与在军事贸易交流中占据绝对主导因素的“政治”要因。

如果仔细回看历史，很容易发现米高扬-格列维奇设计局设计的飞机与我国绝缘的时代是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这一时期有我国与苏联在外交关系上极度恶化的时代大背景。

在这一时期，苏联不希望向我国出口更为先进的战斗机，而我国也因为各种原因，缺乏从苏联继续进口新锐战斗机方案的动力。

从时间上来讲，在20世纪60年代末，苏联为外界已知的、最新的战斗机是当时尚且未完全完成设计的米格-23S战斗机。

其出口型米格-23S（e)刚在中东与以色列的战斗中折戟，从政治上的冲突兼情报的不完善，而且还有相当多关于新型战斗机的项目上马，这使得我国在60年代缺乏引进新锐苏制战斗机的兴趣。

而到70年代，由于中苏交恶的大背景，导致我国对苏联战斗机的评估中存在着先天的“审慎态度”，并且在这一时期（1979年）我国得到了1架苏联出口埃及的米格-23S（e）战斗机。

由于这批战斗机的技术水平仍然是基于60年代的未完全体米格-23S，一方面米格-23S的可变后掠翼结构固有的使用成本高昂问题我国并没有解决；

另一方面是当时作为减配使用的“蓝宝石-21”雷达就是我国在仿制歼-7时使用的同款。

相对于后来70年代正式型号米格-23M战斗机使用的“蓝宝石-23M”雷达有着几乎跨代的性能差距，但我国当时并不知道这些技术细节，因而在70年代更加缺乏对所有苏制战斗机的兴趣。

同时，随着20世纪70年代中叶至80年代早期，中美双方在“破冰之旅”后关系走向和解，双方在军事、工业等领域进入了合作的“蜜月期”。

我国在事实上是寄希望于引进北约方面的先进战斗机，或基于北约方面的先进子系统改进升级我国空军现役的战斗机项目，自然也对再大规模引进苏制战斗机缺乏兴趣与动力。

一些互联网上的军事爱好者在此时又会产生疑问了——“那么，在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时，米高扬-格列维奇设计局除了将米格-23S完善为米格-23M战斗机外，还研发了什么新型战斗机吗？”

答案其实并不复杂，如果我们翻一翻米高扬-格列维奇设计局的历史资料就很容易找到答案——在这一时期，米格设计局除了在战斗机领域继续完善米格-23外，还在继续开发改进米格-21的机体。

米格设计局先后推出了米格-21PFS/PFM（1962）、米格-21SM（1967）、米格-21M（1968）、米格-21MF（1969）；

在高速截击机领域，米格设计局拿出的产品是全球闻名的米格-25P（1964）。

值得一提的是，也正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米格-25P为代表的米高扬-格列维奇系截击机开始取代过去由苏霍伊系截击机，打破了苏联国土防空军装备的截击机完全由苏霍伊设计局垄断的局面。

假设套用先前那套“新锐与守旧”的猎奇逻辑，这时候是不是米高扬-格列维奇设计局又成为了“新锐设计局”，而苏霍伊设计局却变成了“守旧设计局”？

事实就是这么简单——根本不是什么“新锐设计局”与“守旧设计局”之争，只是简单的相关设计竞赛胜负问题而已。

而在70年代时，米高扬-格列维奇设计局一方面在继续开发米格-21战斗机，推出了米格-21SMT（1971）、米格-21比斯（1972）等改型。

同时还在积极地开发改进米格-23系列战斗机及其衍生的战斗轰炸机项目，推出了作为战斗机的米格-23M（1972）、米格-23ML（1976）与作为战斗轰炸机的米格-23B（1971）、米格-23BN（1973）、米格-27（1972）、米格-27K（1976）；

在高速截击机领域，更是推出了堪称“高速截击机”的末代产品——米格-31（1977）

同时，米高扬-格列维奇设计局也从1971年参加PFI项目竞选后，对苏联军队随后提出的配套LFI战斗机项目。

也就是未来的米格-29战斗机项目，用于和PFI项目（即未来的苏-27重型战斗机）作为高低搭配。

米格-29的1号原型机，注意其双30机炮的开口

作为主要开发设计局，并于1977年拿出了首架样机。

随着时间逐渐来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所谓“中美蜜月”期间进行的一揽子“现代化计划”，由于美方的大量政治要求迟迟得不到满足，大多陷入僵局。

而我国在国防上的严峻形式丝毫不减——台海局势状况十分紧张、与日本在领土主权问题上纠缠不清、韩国对我国领土主权的挑衅不断增加。

而当时，国内现有的歼击机队当时的状况也非常糟糕——除了少量经过一定程度改造的歼-7-2、歼-8歼击机，也基本不具备全天候作战能力，航程有限，在未来很可能出现的“对台军事行动”无法承担争夺制空权的作用。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于1988年5月，由刘华清将军主持召开了关于未来15年引进新型战斗机的会议。

诚然，在那次会议中，最初主要讨论的确实是苏联方面提议的“让我国引进米格-29战斗机”用于提高自身战斗力与为未来提升战斗力做准备，我国当时对此事也表示的持否定态度。

但持否定态度并不是因为米高扬-格列维奇设计局做了什么，而是我国军事工业部门内部则存在较大的分歧。

部分“欧美技术支持者”极为反对引进苏联产品，并认为那是“落后技术”、“自己也能达到”的程度——这一点从时任国家总理在国务院召开的工作会议中的发言可以看出：

“你们拍着胸口问一问，这些年来都从西方拿到多少先进的技术和工艺 ? 苏俄的技术是有其相对落后的一面，但那是对美国。即便是如此，也有很多值得称道的地方。尤其是对于 我们而言，在航空航天等高科技领域他们始终走在我们的前面，比 (我们)先进得太多了。现在不但要引进他们的先进技术，更要趁 (苏联解体)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大量引进智力。那 么 多的优秀科学家，这是一批穷十年之力都培养不出来的宝贵人才……国家就是再困难，要挤出资金来推动对俄‘双引工程’的实施”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内军工领域进行了相当长时间的拉锯争论，国内多方面的思想发生了碰撞激烈，直到中国与欧美因政治问题谈崩关系恶化，才最终确定了引进苏制先进战斗机的想法。

并在选型上确定了更加适合我国当时国防需求的“苏-27重型战斗机”，并确立了“906工程”的步骤与方案。

有军事爱好者看到这里又会按耐不住，跳将出来说“欸，这里引进的战斗机从米格-29变成了苏-27，不正是说明一定是米高扬-格列维奇设计局做错了什么，才让我方临阵换机吗？”

然而事实上并不是这么回事——在引进新锐战斗机的谈判中，起初中苏双方就“新锐战斗机”的谈判是围绕着米格-29系列战斗机展开的。

毕竟，从当时的角度看来，由于东欧各国刚刚发生大规模剧变，苏联的大量技术装备于这一时期撤出原华约国家领土，苏联方面的MiG-29机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冗余，产能也相对过剩，不存在交付上的任何困难。

除了具有上方提及到的优势，米格-29当时还在生产性上具备优势。

因为米格-29的生产技术已经较为成熟，且生产技术与机体本身也已向多个东欧国家（民主德国、波兰、捷克）与亚洲国家（印度）进行了外贸出口，使用与维护经验上已经趋于完善。

而且对于中方迫切渴望的引进组装生产技术也具有更容易上手的优势。

但米格-29战斗机的一个死穴注定了以上优势再多也没有什么意义。

毕竟我国空军在80年代想要引进的新锐战斗机要求中，有对飞机的“长航程”（需要覆盖更多的防空区域）与“多用途”（截击任务与争夺制空权）需求。

而这2项需求在苏联时代开发“LFI”项目指标时提出的指标中并无规定，因而当时大量服役的米格-29战斗机（主要为9-12型与9-13型）自然不能满足需求。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不管怎么讨论引进工作，最终也不会在90年代引进“苏联新锐战斗机”的906工程中考虑米格-29了。

但这样能够被解释为“米高扬-格列维奇设计局打烂了一手好牌导致输给了苏霍伊”吗？

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906工程中输给苏霍伊。

其原因难道不是早在70年代初，苏联确定LFI战斗机项目指标的那一刻，就注定了米高扬-格列维奇设计局的米格-29战斗机不适合我国在90年代引进战斗机的既定指标吗？

参考资料：

【1】新华网《人民空军从这里起飞——人民空军专题党日活动侧记》

【2】央视网《百年瞬间丨首架国产喷气式歼击机歼-5首飞成功》

【3】航空世界《歼6，半个世纪的传奇：仿制过程一波三折》

【4】环球时报《四千架歼-6保卫领空25年 空战中无一被击落》

【5】新华网《中国战机制造商名机巡礼：歼-7 利剑出鞘，出口冠军》

【6】航空收藏《米格-23战斗机》

【7】航空与时代《米格-23：通往完美的漫长道路》

【8】R.A.贝尔雅科夫《“米格”设计局1939-1995》

【9】贝德勒·普耶洛夫斯基《日落共青城：风起于青萍之末》

【10】航空知识《苏霍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