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 年，在那个风云变幻、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岁月，长城抗战如同一颗璀璨的流星，短暂而壮烈地划过历史的天空。这场战役，见证了中国广大爱国官兵的英勇无畏，也凸显了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的软弱与屈辱。
热河省，位于长城以北，地处辽宁、河北和察哈尔三省之间，乃遏制华北与东北的交通要冲。然而，早在 1931 年 11 月，日本关东军制定的《蛮莽自由国建立大纲》就将热河划入所谓新国家的版图。1932 年 3 月 1 日，伪满洲国发表的建国宣言公然宣布热河是满洲国的一部分。同年 7 月，日军调兵遣将，做好了军事进攻的准备。
而此时的国民党当局，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中央军不北上增援，华北方面急需的军费问题也迟迟得不到解决。张学良积极执行蒋介石的方针，对日抵抗的决心和准备不够，在撤换汤玉麟的问题上犹豫不决。热河省省政府主席汤玉麟，既害怕同日军作战会输光自己经营多年的军事实力，又担心南京政府或张学良的部队会趁机抢夺他的地盘，同时对日本方面心存幻想，因而消极备战，苟且偷安。
1933 年 1 月 1 日 23 时左右，日军发动对山海关的进攻。驻守在这里的东北军独立第九旅和驻榆关的一个团，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多次打退日军进攻。但终因寡不敌众，于 1 月 3 日下午退出山海关。1 月 3 日 15 时，日军在飞机、军舰和坦克等重型武器的掩护下，以损失 400 多人的代价占领了山海关。长城抗战由此拉开序幕。
2 月，日军紧锣密鼓地筹备进攻热河。2 月 17 日，正式下达进攻命令。迫于全国民众日益高涨的抗日呼声，同时争取国联对日本的制裁，国民党政府也作出抵抗的姿态。蒋介石一方面调遣中央军三个师北上增援，另一方面派出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等要员到华北督查。北平军分会制定热河防御计划，将参战部队统一编为两个集团军，由张学良和张作相分别统帅。
然而，3 月 4 日，日军先头部队兵不血刃占领承德。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弃城而逃，满载鸦片财宝逃离。前后不过十余天的时间，国民党的 8 万守军就仓皇败退，近 20 万平方公里的热河落入敌手。国民党政府吹嘘的至少可以守三个月的热河，就这样轻易地沦陷了。日军占领承德后，为了迫使国民党政府承认长城是所谓“中满边界线”，达到把东北三省和热河从中国版图上分割出去的目的，随即以 8 万人的兵力和数万伪军，分头向长城各口推进。
面对热河之战的惨败和日本侵略者的肆无忌惮，蒋介石感到再不作出某种程度的抵抗，将无颜面对世界，且会成为千秋万世后的民族罪人。同时，自山海关失守后，国民党政府曾多次呼吁国联制止日军南侵。而西方各国认为，只有中国军队有力地抵抗日军，国际交涉才有希望。在内外压力之下，蒋介石于 3 月 6 日由江西剿共前线北上，先后到保定、北平进行了一些安排。何应钦代理北平军分会委员长后，直接指挥长城抗战。他调整了作战部署，沿长城一线布防，企图阻挡日军前进。
中方参战部队包括原属防御线的西北军、原属张学良的东北军以及蒋介石嫡系的中央军，共 13 个军，约 25 万人，另有部分抗日义勇军。长城抗战于 3 月上旬首先在冷口打响。1933 年 3 月 4 日，日军混成第 14 旅团先遣队侵入冷口。3 月 6 日，第 32 军第 139 师反攻，并收复了冷口。喜峰口罗文峪，群峰耸立，地形险要。3 月 9 日下午，第 29 军先头部队赶到喜峰口，与撤退至此的万福林部稳住了战局。第二天，第 29 军主力到达喜峰口后，立即阻止进犯的日军。
3 月 11 日，第 29 军将士手持大刀，与进攻喜峰口两侧阵地的日军展开肉搏战，使日军的飞机大炮无法发挥作用。高地失而复得，争夺激烈，双方伤亡惨重。日军一方面确保喜峰口，主力则集中在长城北侧待机。3 月 11 日晚，第 29 军采取迂回夜袭的战术，由旅长赵登禹、佟泽光带兵袭击日军东西两侧阵地，王治邦旅长则担任正面防御。待左右两路打响后，从正面出击。
当夜，赵登禹旅官兵们身携手榴弹，手提大刀，深夜中冒雪前行。于次日拂晓，直抵蔡家峪、狼洞子等日军阵地。官兵们趁日军睡意正浓之际，手持大刀冲入敌阵，猛砍猛杀。日军阵地的火炮辎重等物资皆被焚烧炸毁。日军援军赶到后，又与其在黑夜中展开混战。这时，右翼的佟泽光旅官兵也赶来增援，王治邦旅也开始猛攻喜峰口东北侧高地。在赵、佟两旅的合击下，日军败退。此战毙伤日军六七百人，夜袭部队胜利班师。
经过这次打击，日军与第 29 军在喜峰口形成对峙。3 月 16 日拂晓，日军进攻重心转向罗文峪。遭到第 29 军暂编第 2 师刘汝明部迎头痛击。3 月 17 日，日军大举进攻罗文峪、沙宝峪等地。中国守军依托城墙碉楼顽强抵抗，待日军接近时，抽出大刀跃出阵地，与敌肉搏，将其击退。刘汝明又派两个团袭击日军的侧背和后方，正面守军趁机全面出击。日军主力被迫撤回承德。
至此，罗文峪 5 公里内已无敌人踪影。喜峰口、罗文峪战役，中国军队共砍死砍伤日军千余名，破坏野炮 18 门，缴获坦克 11 辆、装甲车 6 辆、机枪 36 挺等。当时，日本报纸哀叹这是 60 年来未有之侮辱。年仅 23 岁的麦新作为一个战地记者，亲眼目睹了战斗的惨烈，根据这一题材，他后来创作了风靡华夏的歌曲《大刀进行曲》。
古北口位于密云平原最北端，为北平之门户，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驻守古北口和南天门一线的是中央军第 17 军关麟征第 25 师和东北军王以哲的第 107 师、第 112 师。3 月 4 日，日军占领承德后，即以第 8 师团主力向古北口方向追击。3 月 9 日，日军第 107 师团也已进抵长城附近。3 月 11 日拂晓，日军第 8 师团主力在炮火的掩护下发动大规模进攻。由于第 112 师未尽全力抵抗，便先行撤退，日军占领了古北口关口，并乘胜包围第 25 师右翼阵地。驻守龙儿峪的第 73 旅伤亡惨重。关键时刻，师长关麟征亲率第 75 旅主力增援，将日军击退。
3 月 12 日，日军卷土重来，第 25 师减员严重，10 余小时后被迫后撤，日军占领古北口。在冷口和界岭口一线，日军同样没有占到便宜，反而被中国守军缠住。战至 3 月底，由于进攻受阻，日军采取了侧后包抄战术，意图威胁中国军队侧翼，并配合板垣征四郎在平津地区策反工作。早在日军开始进攻热河时，沈阳特务机关长板垣征四郎就组建了特务机关，策反华北国民政府官员。最后，选定了早年的军阀张敬尧、郝鹏举、石友三等人作为策反对象。
3 月 27 日，关东军决定越过长城线，向滦东地区进攻。从 3 月下旬开始，日军向冷口的商震部、石门寨的何柱国部、界岭口的杨正治部发起猛烈进攻，并佯攻古北口和喜峰口一带。4 月 1 日，日军占领石门寨，中国守军第 57 军和何柱国部退守海阳、秦皇岛。4 月 11 日，第 32 军商震部防线被日军突破，冷口陷落，冷口两侧的中国守军均受到威胁，被迫撤退。界岭口的杨正治部、喜峰口的宋哲元部以及何柱国部和王以哲部均奉命撤往滦西。至 3 月 17 日，滦东地区被日军占领。
日军占领滦东地区后，威胁到了英属开滦煤矿的安全，引起了英国的强烈不满，他们向日本提出了警告。日本为了避免国际纠纷，关东军准备暂时退出滦东地区，退回长城线。4 月 18 日，板垣致电关东军，称张敬尧准备 4 月 21 日在北平起事，让关东军继续南攻。
于是，关东军刚刚表态不再越过长城线以后，又开始了军事进攻。4 月下旬，日军第 8 师团又对古北口以南的中国军队发动攻击。4 月 20 日夜，攻占了南天门左侧的制高点八道楼子。第 29 军暂编第二十师几次反攻均无功而返。由于连日苦战，第 2 师伤亡严重，其防御阵地由第 17 军第 83 师接替防务。战至 28 日，第 83 师才奉命南撤，日军占领南天门。
4 月下旬，板垣征四郎的策反计划落空。东京参谋部和关东军决定再次扩大战事。1933 年 5 月上旬，日军再次越过长城，从东西两线发起大规模进攻。东线日军第 6 师团再次占领滦东，5 月 11 日强渡滦河，追击后撤中国军队。日军如入无人之境，至 5 月 22 日，相继占领了滦县、遵化、玉田、平谷、蓟县、三河等地，推进到蓟运河一线。
西线日军第 8 师团主力于 5 月 10 日向退守新开岭地区的中国军队第 17 军发起进攻。第 17 军将士轮番与日军死拼，战至 5 月 13 日，第 17 军向怀柔、顺义方向撤退。5 月 22 日，日军已进至顺义、三河附近，逼近通县、香河，对北平形成三面包围之势。
日军利用南京政府给予妥协、军事行动犹豫的弱点，采取高压与谈判相结合的策略，提出极为苛刻的停战条件。5 月 25 日，北平军分会接受日方条件，决定两国军队在顺义、通县、香河等一线停火。5 月 31 日，由北平军分会总参议熊斌与时任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代表中日双方签订《塘沽协定》。规定中国军队一律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顺义、通县、香河、宝坻、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而后不得越过该线，不得有挑战扰乱之行为，并将长城以南，冀东 22 县定为中国不得驻军的非武装地带。从而使整个华北地区门户洞开。
长城抗战，广大爱国官兵奋勇苦战 80 余日，给骄横一时的日军以沉重打击，振奋了全国民心。然而，长城抗战失败的根源依然在于国民党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蒋介石在长城抗战中实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两面政策，但这种抵抗只不过是应付舆论压力，争取和谈妥协的权宜之计，其实质是消极抵抗，积极求和。
长城抗战的失败，使国人更加看清了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退让的面目，激起全国各阶层爱国人士更强烈的愤慨，加剧了国民党政府与全国人民之间的矛盾以及国民党内部的分化。
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和不抵抗政策的指导下，1933 年 5 月，轰轰烈烈的长城抗战失败，同年 5 月 31 日，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签订。正当国民党政府对日屈辱求和之时，国民党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与中国共产党合作，高举抗日大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察哈尔抗战。长城抗战虽以失败告终，但它如一座不朽的丰碑，永远铭刻着中国广大爱国官兵的英勇与不屈，激励着后人不断为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而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