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赵一曼儿子给毛主席寄了封讽刺信，主席看完后回复6个字

1960年8月的一天，毛主席正在办公室和周总理商谈公务。突然，一封特殊的信件被秘书送到了主席的案头。这封信的寄信人引起了两位领导人的高度关注——赵一曼的儿子陈掖贤。

赵一曼，这个在抗日战争中英勇就义的革命烈士，她的故事早已家喻户晓。可是她的儿子，为何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十一个年头，要给毛主席写一封讽刺信呢？

当毛主席展开这封信时，神情变得凝重。读完后，他沉默良久，最后只说了六个字。这六个字到底是什么？它们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这封信的内容为何能让毛主席如此动容？

一、赵一曼的革命历程

1905年春，四川宜宾城南的一户中医世家迎来了一个女婴。这个女婴就是李坤泰，也就是后来的赵一曼。在那个女子无权的年代，李坤泰的父亲给她取了这个略显阳刚的名字，希望她能像男孩一样坚强。

少女时期的李坤泰就展现出与众不同的特质。1920年，当地第一所女子中学开办时，15岁的她成为首批入学的学生之一。她不仅学习优异，还常常组织同学们阅读进步书籍，讨论时事。当时的校长曾这样评价她：＂这个女孩子，胸怀大志，与众不同。＂

1925年春天，一场改变李坤泰命运的谈话在宜宾城外的杨柳河畔展开。她的姐夫郑佑之，作为中共地下党员，向她介绍了共产党的理想。那天，河边杨柳轻拂，李坤泰毅然决定加入革命队伍。

随后不久，组织派她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那里，她不仅系统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还结识了同样来自中国的留学生陈邦达。两人志同道合，很快确立了恋爱关系。1927年，李坤泰和陈邦达在莫斯科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1928年初，怀有身孕的李坤泰回到了宜宾。但此时的宜宾已经风声鹤唳，国民党当局正在大肆搜捕共产党人。李坤泰不得不在一个寒冷的冬夜，在乡下一间简陋的草房里产下了儿子。

为了躲避追捕，李坤泰不得不将年幼的孩子交给家人抚养，自己则化名＂赵一曼＂，继续投身革命事业。这一别，竟成永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组织决定派赵一曼前往东北开展抗日工作。临行前，她给宜宾的家人留下一封信：＂我去东北工作，望好好照顾小儿。待到革命成功那天，我一定回来。＂

在东北的白山黑水间，赵一曼很快就展现出非凡的组织才能。她先后在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建立地下党组织，发动工人罢工，组织抗日游击队。当地百姓都亲切地称她为＂女政委＂。

1934年冬，赵一曼担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政治部主任，成为当时东北抗日武装中少有的女性高级指挥员。她经常深入敌后侦察，为游击队寻找隐蔽的根据地。在一次行动中，她带领十几名战士，成功炸毁了日军的一个军火库，这一战斗在当地传为佳话。

二、母子生离死别

1929年初的一个寒夜，四川宜宾郊外的一间农舍里，传出了婴儿的啼哭声。赵一曼在这里生下了她唯一的儿子陈掖贤。当时的条件异常艰苦，没有医生，没有助产士，只有一位经验丰富的乡村老妇人在帮忙接生。

产后的赵一曼身体虚弱，但形势却不允许她有过多的休息时间。当地的反动势力正在加紧搜捕共产党人，每天都有同志被捕的消息传来。为了保护母子的安全，组织决定将赵一曼和刚出生的孩子分开安置。

在儿子出生后的第三天，赵一曼不得不将孩子交给了信任的同志，委托他们将孩子送回宜宾城内的姐姐家中抚养。分别时，赵一曼只来得及在孩子的襁褓中塞入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孩子的生辰八字和乳名＂小宝＂。

这一别，竟成了母子永诀。此后的几年里，赵一曼虽然通过地下联络员得知儿子平安无事，但始终无法亲自见上一面。1934年，当赵一曼在东北开展革命工作时，她给姐姐写了一封信，询问儿子的情况。信中提到：＂掖贤可还认得我这个妈妈？我时常梦见他，梦见他叫我一声娘。＂

1935年10月，在一次与日军的遭遇战中，赵一曼不幸负伤被捕。在狱中，她写下了那封震撼人心的遗书。这封遗书是写给年仅六岁的儿子的，字里行间充满了革命者的坚定信念和母亲的深情。

＂掖贤：娘亲不能看你长大了。我知道，你一定会埋怨我这个妈妈，为什么要离开你？但是孩子，我们身处的是一个怎样的年代啊。日寇铁蹄践踏着我们的国土，到处是民不聊生。作为一个革命者，我不能坐视不管。＂

在狱中，敌人多次劝降，承诺只要赵一曼写下悔过书，就放她回去与儿子团聚。但赵一曼始终不为所动。日军宪兵队的审讯记录显示，直到最后一刻，赵一曼都在询问是否可以给儿子再写一封信。

1936年8月2日，在哈尔滨郊外的一处刑场上，赵一曼从容就义。据目击者说，她走向刑场时，脸上带着坚毅的微笑。就在被枪决前的最后时刻，她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

而此时在四川宜宾，年幼的陈掖贤还不知道自己的母亲已经离开了人世。姐姐一家为了保护这个孩子，一直没有告诉他真相。直到1938年，一位从东北来的地下党员带来了赵一曼牺牲的消息和那封遗书，陈掖贤才知道自己已经永远失去了母亲。

三、信仰与牺牲的代价

1935年的东北，日军不断加强对抗日武装力量的围剿。10月12日，赵一曼在率领部队转移时遭遇日军特务队的伏击。在激烈的枪战中，她腿部中弹，依然指挥部队且战且退，掩护大部分战士安全撤离。

最终，重伤的赵一曼被日军俘虏。在被押往哈尔滨特务队监狱的路上，日军曾两次派人劝降，许诺给予优厚待遇。但赵一曼只是冷笑一声：＂要杀要剐，悉听尊便。＂

在哈尔滨特务队监狱里，赵一曼被关押在一间不足六平方米的单人牢房中。日军特务队长山本龙一曾亲自审讯她，要她交代东北抗日组织的具体情况。面对审讯，赵一曼始终保持沉默。气急败坏的山本对手下说：＂这个女人比男人还要难对付。＂

严刑拷打接踵而至。日军用皮鞭抽打、竹签钉指甲、电刑等多种酷刑折磨她。但赵一曼始终没有透露任何组织的情报。后来，从一位看守口中得知，即使在昏迷中，赵一曼也没有说出任何有关组织的话。

1936年初，狱方改变了策略。他们得知赵一曼有一个年幼的儿子，便以儿子为要挟，企图动摇她的意志。特务队派人伪造了一封家信，声称如果她配合审讯，就可以安排她与儿子团聚。

面对这样的诱惑，赵一曼在狱中写下了那封著名的遗书。这封遗书不仅是一个母亲对儿子的深情告别，更是一个革命者的政治宣言。她在信中写道：＂亲爱的孩子！妈妈不用多说了，你该知道了。希望你以后不要忘记妈妈是为国牺牲的！＂

1936年7月底，日军决定处决这个＂顽固不化＂的共产党员。在得知即将被处决的消息后，赵一曼提出最后一个请求：要一支笔和几张纸，她要给儿子写最后一封信。

这封信写得很长，足足写了三个小时。信中，她详细讲述了自己参加革命的经过，表达了对儿子的歉意和期望。特别是信的结尾，她写道：＂我们工作、牺牲，都是为了将来社会的光明，为了千千万万的民众。＂

1936年8月2日清晨，赵一曼被押往哈尔滨郊外的一处刑场。据当时在场的日军翻译回忆，赵一曼走向刑场时步伐稳健，面带微笑。就在行刑前的最后一刻，她高声喊道：＂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枪声响起的那一刻，赵一曼倒下了，但她的精神却永远地留在了这片土地上。当时在场的日军士兵后来在日记中写道：＂从未见过如此从容赴死的女子，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吗？＂

赵一曼牺牲的消息很快传遍了东北抗日根据地。在她生前工作过的地方，群众自发组织了悼念活动。许多战士将她的遗书抄写下来，作为革命的座右铭。

四、那封讽刺信的内容

1960年8月15日，一封从四川宜宾寄来的信被送到了中南海。信的寄件人是赵一曼的儿子陈掖贤，收件人是毛主席。这封信的开头就直指问题的核心：＂敬爱的主席，我是烈士赵一曼的儿子。今天，我要向您谈谈我的遭遇。＂

信中，陈掖贤首先叙述了自己的身世。他出生后不久就与母亲分离，六岁时得知母亲为革命牺牲的消息。在姨妈家度过了艰难的童年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他以为自己的苦日子终于到头了。

然而，现实却给了他沉重的打击。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陈掖贤因为在一次大会上提出＂工厂管理应该更民主＂的建议，被划为右派分子。随后，他被下放到农场劳动改造。

信中写道：＂我的母亲用生命换来了新中国，可我这个烈士的儿子，却因为提出一点建议就被打成右派。主席啊，这就是革命胜利后的中国吗？这就是我母亲用生命换来的新社会吗？＂

接着，陈掖贤详细描述了自己在农场的遭遇。由于右派分子的身份，他不仅要承担最繁重的体力劳动，还要忍受政治学习时的批斗。更讽刺的是，每当有人批评他时，总要提到他是烈士的儿子，说他辜负了母亲的期望。

＂我的母亲在遗书中说，希望我长大后能够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可是现在，我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每当我想到母亲在遗书中对新中国的期望，再看看现实中的种种，我就感到无比痛苦。＂

在信的后半部分，陈掖贤引用了母亲遗书中的话：＂我们工作、牺牲，都是为了将来社会的光明，为了千千万万的民众。＂他问道：＂主席，现在的社会真的是母亲期望的那样光明吗？千千万万的民众真的得到了解放吗？＂

最后，他写道：＂主席，我知道这封信可能会给我带来更大的麻烦。但是作为一个烈士的儿子，我不能对现实的不公视而不见。如果连说真话的勇气都没有，我还配称为赵一曼的儿子吗？＂

这封信的措辞尖锐，语气愤怒，字里行间充满了对现实的不满和质疑。它不仅是一个烈士之子的个人申诉，更是那个特殊年代的一个缩影。

信的末尾，陈掖贤写道：＂主席，我知道您可能永远不会回复这封信。但是我必须写下这些话，这是我作为赵一曼之子的责任，也是对革命理想的坚持。即便会因此付出代价，我也在所不惜。＂

就是这封充满讽刺和控诉的信，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竟然真的送到了毛主席的案头。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毛主席不仅看了这封信，还做出了回应。

五、毛主席的批示与陈掖贤的命运转折

1960年8月20日，毛主席在看完陈掖贤的信后，立即作出批示：＂此事要查清，如属实，应予纠正。革命烈士的后代应得到关怀。＂这份批示很快被转发到四川省委。

省委收到批示后，立即派出工作组前往宜宾农场调查。工作组查阅了大量档案材料，走访了当年参与反右运动的干部和群众。经过详细调查，工作组发现，陈掖贤被划为右派的依据确实牵强。他在工厂大会上提出的建议，本质上是对企业管理的合理化建议，并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内容。

1960年9月15日，四川省委根据调查结果，作出了给陈掖贤平反的决定。这个决定不仅取消了他的右派分子身份，还安排他回到原来的工厂工作，并补发了三年来的工资差额。

陈掖贤重返工厂后，领导特意安排他担任技术科科长。这个任命引起了一些议论。有人说：＂这是为了照顾烈士遗孤。＂也有人说：＂这是对他能力的肯定。＂但最终，陈掖贤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在他的带领下，工厂的技术革新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

1962年春，《人民日报》派记者专程到宜宾，采访了陈掖贤。记者问他对母亲最深的印象是什么，他说：＂我对母亲没有任何印象，因为我出生后就与她分离了。但是她的遗书，我已经读了上千遍。＂

1963年，陈掖贤被推选为工厂党支部委员。在就职仪式上，他说：＂母亲用生命践行了革命理想，我要用实际行动传承她的精神。＂这句话被工人们写在了工厂的宣传栏里。

1964年，陈掖贤获得了全国劳动模范称号。这一年，他收到了一封特殊的信，是当年在农场批斗过他的一位干部写来的道歉信。信中说：＂当年对不起你，希望你能原谅。＂陈掖贤给对方回了信，只写了一句话：＂革命工作需要更多的同志携手前进。＂

1965年，陈掖贤被选为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省人代会上，他提出了关于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的提案。这个提案得到了与会代表的一致支持。

1966年初，陈掖贤受邀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他终于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握着他的手说：＂你母亲是革命烈士，你没有辜负她的期望。＂

这次北京之行后，陈掖贤在工作日记中写道：＂母亲用生命换来了新中国，我要用双手建设好新中国。能够继承母亲的遗志，这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在此后的岁月里，陈掖贤始终保持着那份对工作的执着。每年清明节，他都会带领年轻工人去东北祭扫母亲的墓地，讲述母亲的故事。他说：＂革命传统教育不应该只停留在课本上，更要在实践中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