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6月以前，中纪委曾数次接到举报信，称安徽省民政厅厅长的李宏塔依仗其祖父、父亲等老一辈儿的声望以及所担任的职务，涉嫌贪污、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等重大经济问题。

中纪委接到举报后，考虑到事态比较严重，于是不经过安徽省委，直接派出调查组进驻调查，结果却发现，李宏塔不仅没有上述说的这些问题，反而还是一个清贫廉洁的清官。

图|李大钊先生

李宏塔被举报一事之所以引起各方关注，不仅在于其身居高位，更为关键的是，李宏塔的父祖一辈儿在过去革命历程中都曾做出过重大贡献，李宏塔的父亲是原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李葆华，而祖父则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先生。

李大钊先生遇难时，李宏塔尚未出生，他是听父亲李葆华以及身边的人讲述，才逐渐了解祖父的生平，相比于祖父，父亲李葆华对李宏塔的一生影响更大。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派人突袭苏俄大使馆，将李大钊抓捕。

第二天一大早，李大钊被捕的消息就上了报纸。就在社会各界积极展开营救李大钊的行动时，李大钊的好友沈尹默却担心李大钊的妻子儿女受到牵连，急忙打电话给沈士远，要赶紧通知李葆华，不要再回城来。

李葆华在父亲被捕的当天，正巧赶上学校放假，他和弟弟李乐华一起在清华大学下棋，对于外界所发生的事情，尚且不清楚，一直到父亲的好友找到他以后，他才了解到事情发生的经过，李葆华就躲在燕京大学教授马鉴的家中躲了一段时间。

为了保护李葆华，沈尹默付出了很大的心血，后来他找到周作人，两人一同商量保护的办法。周作人欣然同意，趁着回燕京大学上课之际，将李葆华藏在他的车中带回城区，沈尹默专门在西城区八道湾的家中空出一间厢房安置李葆华。

图|李大钊就义前的照片

尽管社会各界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李大钊先生还是在4月28日这一天，被反动军阀杀害。

在沈尹默的帮助下，李葆华改名“杨震”，并前往日本留学，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11月，李葆华由日本长崎乘船归国，正式开始了革命生涯。为绝对安全期间，李葆华化名“赵振声”在北平一带从事地下工作。

1933年4月，在北平的地下党秘密组织将李大钊先生安葬在香山万安公墓，赵纫兰因过于悲痛，于第二月去世，中共河北省委召开临时会议，一致决定，鉴于赵纫兰多年的表现，特别是在李大钊牺牲后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培养教育子女投身革命的壮举，追认她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李葆华那时正受党组织委派，在家乡一带从事党的秘密工作，闻听噩耗的他尽管悲痛万分，但仍坚持留在工作岗位上。

也因为长年累月的革命工作，李葆华一直都是孤身一人。

不过幸运的是，缘分后来很快就降临到李葆华身上。

李葆华在担任抗战时期，曾担任过中共晋察冀省委书记，也就是在此期间，结识了妻子田映萱。

图|李葆华（右）

田映萱是华北一带有名的“敌后抗日三姐妹”之一，因为出生于开明家庭，姐妹三人后来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中共筹备召开七大，田映萱也被选为代表之一，晋察冀根据地党组织随即将他们这些七大代表集中在一起学习。

1940年1月，田映萱打好包裹后，前往太行山深处的阜平县井儿沟村，向区党委报告。负责接待她的恰好就是李葆华，当时出于工作的需要，李葆华化名赵振声。

田映萱刚迈入李葆华居住的地方时，也吃了一惊，她发现这位首长竟然将办公桌直接放在炕上，不由得为他认真负责的态度而赶到钦佩，后来田映萱去边区妇救会看望大姐田秀涓（时任晋察冀军区参谋长孙毅的夫人），从大姐口中得知，赵振声就是李大钊烈士的长子李葆华，心下对他的好感倍增。

在随后三个月的培训学习中，田映萱与李葆华产生了感情。

他们结伴同行到延安后，李葆华时常约田映萱出来约会，两人一起在延河边散步。

图|李葆华

尽管两人相处了几个月，彼此都明白对方的心意，但田映萱一开始却不想结婚，之所以有这个想法，主要原因在于，田映萱入党参加抗战，曾发过誓，不打败日本绝不成婚，李葆华也不愿意强迫田映萱答应，两人就这么一直拖了几年。

那时李葆华住的窑洞就在陈云隔壁，他与田映萱每次约会，陈云都看在眼力，他是满心赞同李葆华这桩婚事，平常就不苟言笑的陈云后来打趣李葆华：

“大钊同志的儿子，应该有个后代了。”

要知道陈云那时正担任中组部部长兼中央党校校长，是李葆华、田映萱的直接领导，有了他的首肯，两人的婚事基本上就成了一半了。

1942年2月14日农历除夕，李葆华与田映萱正式成婚。

夫妻两人成婚后，依然是整日忙于工作，少有顾家的时候，大儿子李青出生不到半年，李葆华就应聂荣臻司令员的要求，返回晋察冀主持工作，与妻儿一别就是两年，尽管是聚少离多，但夫妻两人始终相濡以沫，珍惜着彼此。

李葆华夫妇对子女的教育十分严格，在这一点上长子李青更是深有体会。

在李青幼年时的记忆中，父亲虽然是温和慈祥的，但在物质生活上，对下属宽，对家属严，有时前方送来的战利品，警卫员仅通过简单申请就能够得到，但他却不许家属沾一点，久而久之，李青也养成了习惯。

图|1949年，李葆华（左）与叶剑英（右）在北平

这还是在战争年代，相比之下，李宏塔对父母的严格教育，记忆更加深刻。

李宏塔是出生于1949年5月28日，正值新中国建立前夕，相比于哥哥姐姐出生的年代，他的生活环境就又稍好一些。

可父亲李葆华那时是北平市委第二书记，后来又调到了水利部任副部长，母亲田映萱本来任市委秘书，可他不愿意做机关工作，坚持要求到一线去从事工业建设，主动申请调到了长辛店机车车辆厂，这样一来，对家里自然照顾不到。

也因为建国之初李葆华、田映萱都忙于工作，李宏塔出生仅19天就被送到托儿所，其实以夫妻两人的身份地位，完全可以去请一个保姆，这样不仅方便，也更易于照看，可李葆华坚持要将儿子送到托儿所去，他认为既然别人的子女都能到托儿所，自己的子女也应该如此。

只有节假日和周末时，李宏塔才会回家住一天。

因为习惯了自己一个人生活，李宏塔很小的时候就学会自己照顾自己的生活，一个人吃饭、穿衣、上学。

图|李葆华在荆江分洪工程工地合影

李宏塔上学时一直都是自己乘坐公共汽车回家的，但他注意到，自己身边的同学，都是车接车送上学，自己心里突然有些不平衡起来，他知道自己父亲也是有车有司机的，为什么不能接送自己上学，回到家里以后，他把这个想法对父亲说了一遍，却没想到遭到了父亲训斥：

“车和司机是国家给我配的，为了方便我工作，那么你有什么贡献，值得国家为你配车配司机呢？”

李宏塔晚年接受采访时，还回忆起与父亲的一件小事。

一次，家里来了几个客人，送来了几包当时还算是比较稀罕的葡萄干，少不更事的李宏塔见客人走后，当即拆开一包吃了起来，父亲李葆华回到家后，看见儿子手里拿着葡萄干，厉声喝问是从哪儿来的，李宏塔高兴地举着手里的葡萄干炫耀：

“这是你部下送来的。”

李葆华当即将葡萄干没收，并语重心长地对儿子说：

“你以后要记住，我们只有一个权利，那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做了一点工作就收人家的礼物，这不是共产党人的作风。即使是我的孩子，也不能随便拿别人的东西。”

图|李宏塔年轻时候

随后李葆华就将葡萄干退了回去，就连已经拆开的那一包，也被他按照市场价进行了退款。

李葆华在生活中处处以父亲李大钊为榜样，在他言传身教之下，子女们也都深受教育。

1966年，李宏塔中学毕业后，向家里提出希望能报名参军，家里人都支持他的决定，父亲李葆华听了儿子的想法后，也很赞同，但他担心自己儿子不能吃苦，于是临别前将儿子叫到身边嘱咐：

“要准备吃大苦，不能吃苦就不能成人。”

无论是参军还是后来参加工作后，李宏塔始终将父亲的这句话当做座右铭，一生贯彻始终。

1987年，38岁的李宏塔从团委转岗，组织上特意找他谈话，征求他对工作的意见，李宏塔却向组织提出了想去民政系统工作。

“我想找一个干实事的部门去工作。民政工作尤其实在，是直接给老百姓办事。我喜欢直接与困难百姓打交道，给老百姓多办实事好事最合我意。”

图|1985年12月，时任共青团安徽省委副书记的李宏塔同志来到怀远县君王乡调研共青团工作

进入民政系统工作后的李宏塔，每年至少有一半的时间是在乡镇蹲点，他到安徽工作的时候，父亲李葆华已经调至北京，李宏塔只能抽到北京开会的间隙，去看望父亲，父子俩见面后，聊得话题基本上也是工作，李葆华格外关心儿子是不是真得深入基层去了。

李葆华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时，就喜欢深入基层去实地调查，有一次，为了考察粮食配额，李葆华一个人到一家基层粮站去买粮，因为到手的粮食与配额不一致，李葆华当场就与营业员吵起来，结果营业员报警将李葆华抓起来，后来才弄清楚是个乌龙。

从这一点上来说，李宏塔继承了父亲的习惯，每次下乡从来不打招呼，走进村，敲开门，直接就坐在群众家里，亲耳听群众的需求，从百姓家里出来以后，他才到乡镇、县市去座谈。

也因为李宏塔“反向工作”做得很到位，当地各级县市民政部门在汇报情况时，也基本不敢掺一丝一毫“水分”，李宏塔后来自我总结经验：

“层层陪同，只能看到那些精心打造的‘盆景’，只有离开公路才能了解最真实的情况。”

李宏塔担任安徽省政协副主席后，长期主管机关扶贫，也沿袭了这一习惯，哪里条件差就往哪里去，时间一场，当地老百姓也知道李宏塔有这习惯，只是对“微服私访”这一说法，李宏塔有些不太满意：

“我怎么微服了？从不化装，我怎么私访了？我不埋名、不隐姓，名正言顺，正大光明。我下去不打招呼，那是怕麻烦人家。我到哪去都熟门熟路，不需要领，不需要陪。”

2003年夏，淮河发生水患，数以万计的群众生活受到了影响，李宏塔作为民政部门主管，亲自到一线走访调查。结果到了地方以后发现，虽然已经安置了救灾帐篷，可老百姓还是睡在露天的淮河大坝上。

就在好奇的当口，李宏塔走到一处帐篷，果然发现了问题。

原来受灾时正值夏季，帐篷里热气翻腾，李宏塔吩咐工作人员取来温度计现场一量，结果超过40度，李宏塔立即提出建议，要求地方党政机关一律空出办公室，用于安置受灾群众。

一次，李宏塔安徽省颍上县王岗镇金岗村查看灾情，正值中午时分，李宏塔走到一处庵棚，遇到一个老大娘正在做饭，一掀开锅盖，热气夹杂着发霉的气息铺面而来，李宏塔从锅里夹了几粒米品了品，又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吃了吃，结果大家都很肯定的说：“发霉了，肯定发霉了。”

“什么时候领的救济粮？”

“才领回来两天。”

李宏塔不动声色，让老大娘将发霉的粮食装了一塑料袋，放进了公文包，回去后便连夜彻查。

图|李宏塔与父亲李葆华

2005年，中纪委接到举报，说李宏塔借助父祖的名义贪污、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结果派下来调查的人发现，李宏塔不仅没有这些情况，反而还是一个清廉朴实，为民办事的好官。组织上当即决定，要将李宏塔当做典型进行宣传。

李宏塔在民政部门工作18年期间，从未为自己谋取利益，反而竭尽所能地急人之所急。他们一家常年挤在一间只有50多平米的小房子里，家里装修简陋，更没有什么现代化家具，沙发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分福利给的老旧沙发，因为用了很多年，早已经破旧不堪，一坐就是一个坑。

事实上，组织上不止一次地想为李宏塔分配一个更大一点的房子，当年在共青团合肥市委工作时，组织上就考虑给他分房，可他注意到工作的年轻职员急需要婚房，毫不犹豫的将分给自己的大套间换成三个小房子，给三个年轻职工用作了婚房。

到了安徽省民政厅工作后，李宏塔更是亲自主持了分房工作十多年，过手的房子超过200多套，但他也从未起意留给自己一套。有人提醒他不要错过分房的“末班车”，李宏塔幽默地回了一句：

“末班车上人多，我怕挤。”

图|李宏塔

同样李宏塔在衣食住行上也不是很讲究，平常既不抽烟，也不喝酒，除非是下基层，一般上班就骑着自行车，一直到2003年以后，李宏塔才“时髦”的为自己换了一辆电动车，也因为天天骑自行车上下班，以至于多个路口的交警、摊贩都认识了他。

据李宏塔的爱人回忆：

“李宏塔担任领导20多年期间，他骑坏了4辆自行车，穿坏了5件雨衣，7双胶鞋。随着年龄的增大， 这几年他才将自行车换成了电动车，后来因为上班路途遥远，开始坐汽车。他笑称自己会在能力范围内尽量节俭！”

尽管如此节省，可是李宏塔家里的存折上从来没超过一万元，大多数都被他给捐了出去，以往在基层调研时，遇上生活特殊困难的人群，李宏塔总会自掏腰包捐款捐物，他常挂在嘴边的是祖父李大钊救济穷人的故事，还告诉身边的人：

“对我来说，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是一种莫大的幸福！”

朴实无华，是李宏塔一生真实的写照。

2021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日子里，李宏塔获颁“七一勋章”，这是对他一生贡献最大的肯定。但在李宏塔看来，这份荣誉不仅仅是属于他，而是属于革命先辈，他将这份荣誉捐给了家乡河北省乐亭县的李大钊故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