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蔚兰手抄本》是由一册诗联笔记本、一册诗联钢板字刻本、一册杂稿、一册备课本、三十三册账本汇编的复印件合订本，其中的一个个手写汉字、一页页小数据、一首首生动诗联，仿佛是透视生活的“多菱镜”，展现出乡村社会文化、教育、民生图景。可以说，手抄本弥足珍贵，具有一定的综合性价值。

张蔚兰先生账本少见标有年份，从零星的记载推测，起于退休后（1989年）在家开杂货店，有近十年时间，正是中国农村社会实行土地承包制时期。账本包括杂货店商品进出价格记载、村民欠账记载、家庭生活开支记载、人情客面记载等内容。里面的详细数据，折射出农村家庭生活状况与经济面貌。由于手抄本涉及面广，笔者仅从自传、家庭开支的“几座大山”、挂账、诗联四个方面观察，从中择要谈谈。

自传的政治属性

张蔚兰先生是湖北省鄂州市梁子湖区沼山镇丛林村张德宝湾人，曾任乡村学校教师、副校长、校长。其手抄本落款“新桥小学张蔚兰，1979年3月4日”的自传，记载了张蔚兰先生出生于1929年10月29日。从1936年7岁到1947年18岁，11年时间，除去1945年考入金牛中学，因家庭承担不起学费，只读了一学期外，其余时间，张蔚兰先生均在乡村读私塾。1946年，因某种原因，父亲卖掉家里的十亩田地还债。1948年，经人介绍，去汉口警察学校参加学习后上岗，因婚事不批假，偷跑回家。1949年，张蔚兰先生在村里教私塾，3年后转为公办小学教师。

我从自传读到的信息是：一、张蔚兰先生家庭在当时是一个中等家庭，因为家里有十亩田地。二、张蔚兰先生的父亲具有耕读传家的思想理念。我研究过梁子湖一带很多族谱，发现耕读传家是许多大家族治家的共同理念。这个不难理解，“学而优则仕”，才能改变家族的身份和地位，从而跻身上层社会。一个农民，一年可以发财，三年可以成为地主，而要成为一个文化人则不是那么简单的事。知道了这一点，你就可以理解，他家里尽管卖掉田地后面临困境，父亲仍然要让他读书。今天的社会，我们重视孩子的教育，跟张先生的父亲重视他读书道理是一样的，虽然结局不一定相同。三、自传写于1979年，里面的内容涉及考察性质，比如，谁谁是知道的，是否……“请党组织给予了解和鉴定”等等。这说明自传是有针对性的。手抄本还记载1980年9月25日入党转正，介绍人是张友林、张孝良（系新桥村扶山湾人）。据此，这份自传就是在上级党组织批准其为发展对象以后，确定为预备党员之前所写。1977年，党的十一大召开，拉开了拨乱反正的序幕。会上提出了党在当前和今后的“八大任务”，其中第五条说的是“一定要搞好文化教育领域的革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化教育。”“革命”在唯物史观中指社会革命，渗透在各个领域中，其中涵盖了教育系统领导及教师政治思想动态与行为等。自传是对党表述自己的成长经历、明确理想信念的一个过程，是当时党组织吸收新党员时一份不可或缺的档案。这份自传为研究乡村教师的社会背景与政治状况提供了一份难得的资料。

家庭开支“几座大山”

农村家庭开支的“几座大山”体现在卷烟、婚嫁、建房、人情往来等几个方面，有些家庭酒的开销也非常大，但不具有普遍性，故不做讨论。

从张蔚兰先生杂货店进货记录看，卷烟是杂货店的重头商品，几乎占销售货物的“半壁江山”，这说明农村烟民队伍非常大。有关资料记载，进入九十年代，中国烟草产量达到了1.6万亿支，比十年前翻了一番。从烟标可以窥探一个时代经济一角。我粗略统计了一下，账本中出现的烟标达二十多种，这不包括我熟悉的一些牌子。较为普遍的牌子是永光、游泳、红金龙、白金龙、星火、圆球。最贵的一条90元，属于过滤嘴香烟，不常见；便宜的一条1.2元，当然还有比这更便宜的，可能是因为没有进货，所以没有记载。除去一高一低，中档烟，一条价格一般在四元左右，零售价随行就市，在四角左右浮动。浮动的数字也就是店家的利润。从销售记录看，五花八门的卷烟，满足了社会不同阶层的需要，普通烟民大多处于中档偏下的档次。一个普通烟民，如果每天抽一包圆球，圆球一条是2元，一年下来，他抽烟的费用大概是七十多元。也就是说，他的家庭要为他个人的烟瘾承担七十多元的额外负担，这是那个时期农村家庭中一项重要开销。

张蔚兰先生的孩子结婚，曾先后两次打家具，计3237.7元，婚宴招待计1677元，用于女方彩礼和各种礼节款计1060元，结婚共计费用5980.7元。收礼1380元，实际费用4600.7元。需要说明的是，农村婚宴一般结婚的头一天晚上开始招待，第三天吃过中饭才结束。客面广的礼金可以“客往客”，即婚宴用币与所收礼金持平，或略有盈余。这个费用肯定超出一般家庭一年的经济收入，但一两年时间可以还清借款。

张蔚兰先生记录了在村北禾场旁做杂货店的一些费用，这些费用由砖瓦、石头、石灰、水泥、人工、伙食费、烟酒招待等方面组成。因为不是住房，不具备建房代表性，但能反映农村建房基本情况。八十年代之前，农村建房，多采用请工方式，不付工钱，但管吃喝，砖是自切的土砖。在建房上，彼此可以以工还人情，算是一种互助形式。之后，多采取承包方式。对此，笔者有亲历。笔者于1995年建房，就是采用承包式。地平方一百多平米的两层楼房，材料费和人工承包费，包括简单装修，造价大致在六千元左右。这笔费用，节省开支，尚能承受。

手抄本，给我们提供了有益启示。无论婚嫁还是建房，都是建立在量体裁衣、勤俭节约基础上进行合理开销，也就是控制在自己可以承受的范围，而不至于债台高筑。现在的理念是超前消费，由于种种原因，跟这种理念配套的社会就业体系并不完善和成熟，人们往往生活在债务的阴影之下，这是需要理性思考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生活条件好了，攀比之风盛行，其结果当然是一步一步陷入消费“陷阱”。这样一来，好的更好；差的，烂泥田赶跛子，越陷越深。如果说，改革开放最初十年，农村婚嫁建房费用，普通农民尚能接受，那么，之后，尤其现在，可以说，难以承受之重了。

再说说人情往来。亲戚朋友，领导同事，人情往来有亲疏之分，有远近之别；无论时代怎么变，这一点不会变。手抄本记载当时送礼情况，一般在十至二十元；亲的，近的，当然要高一点，比如五十元。手抄本记录的近十年各种账目，赶情送礼所花人民币没有多大变化。随着人们的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礼金逐渐提高。

与现在社会相比，很多地方送礼的性质发生了质的变化，变得谈“礼”色变。一些搞笑的段子，相信大家有所耳闻，说来说去，已经失去人情味，似乎成了一种金钱交际。大家不情不愿，但又不得不违心从众。这种人情往来就不正常。正常的人情往来应该是建立在双方共同的经济承受力基础上的一种心里愉悦。当然，经济收入高，不是不能多送。礼重是帮忙，那是另外一层意思，真正的情分不能用金钱来衡量。就笔者所知，手抄本里的赶情送礼数目基本通行于那个时期，说明大家都很理性，又都很情分。当然，各亲友的送礼情况，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那个时期乡村社会的家庭经济状态。

小数据与大社会

挂账消费，在农村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手抄本中有挂账专户89人，涉及张德宝湾不少农户。从挂账记录看，挂账赊购的商品涉及烟酒，日常生活用品和娱乐品三个方面。其中，酒以白酒为主，红酒和啤酒为辅，偶有葡萄酒；日常生活用品包括牙膏、洗衣粉、肥皂、白蜡、火柴、电池、灯泡、盐、酱油、味精、挂面、打火机、花生米、兰花豆、麻花等；娱乐品有天牌、字牌、扑克。抽样一个家庭1997年的挂账记录，得出如下数据：全年挂账金额169.48元。其中卷烟59.9元、火机2元，计61.9元，约占挂账金额的37％（烟1.1元一包，属于低档消费，偶有2元一包、3元一包消费。打火机属于抽烟附属品，故统计在内）；酒86.18元，花生米、兰花豆4元，计90.18元，约占挂账金额的53％（花生米、兰花豆佐酒菜，故统计在内）；字牌、扑克3.6元，占挂账金额的2％；日常生活用品13.8元，占挂账金额的8％。烟酒两类消费，加上娱乐，高达92％，日常生活不到10％。这种消费结构，虽然不能反映一个农村家庭一年所有的消费情况，但它提供了家庭开支的依据。

农村社会的消费体系，以诚信为基础。挂账记录中有上年结转下年的记载，但没有呆账。挂账人要么边赊账边还账，要么用谷糠之类的物品抵账，要么收获粮食后一次性结清。当然，手中有钱的时候，就用现金交易。聚族而居的农村社会是一个乡土人情社会。不说儒家道德对人们的影响，单就千百年形成的乡村礼俗和家族血脉关系来说，人们必须坚守和维护公序良俗，否则就会成为异己分子而被这个社会所抛弃。谁也不愿成为那样的人。

除了烟酒，农村市场购买力很低。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改革开放初期，一方面，农村社会仍然处于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模式之中。对于生活的需求，能省则省，大家一心追求吃饱穿暖，手抄本的挂账记录只涉及一些刚需品种，足以证明这一点；另一方面，农村生产力虽然得到解放，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但也只是完成吃饱穿暖的初级目标，农民手中尚没有余钱参与市场消费。生活中的很多必需品缺席手抄本，不是没有原因。这种情况要等到改革深入，打工潮来临和打工经济形成才有所改观。

农村社会消费以满足男人消费为主。表面上看，男人是一家之主，是家庭的顶梁柱，妇女孩子消费让路，既显示了男人主人的地位，又彰显了妇女的美德；实则，这是受封建男权思想影响所致，因为妇女一样参与了劳动，一样创造了经济价值。从某些方面说，妇女为家庭的付出甚至比男人多得多，也比男人累得多。上述家庭挂账记录不难看出，一家之主的男人的消费占家庭消费的92％，如果把少得可怜的家庭消费均摊，男人的消费是不是更大？

我相信妇女孩子也有消费，且没有出现在记录中。但我更相信，男人的消费地位在家庭中处于大头地位。改变这种消费结构，要等到实行计划生育后的第二代人出现，因为这一代人，农村户口的，最多是一儿一女，很多家庭，只生一胎。中国社会是非常重视香火传承的，农村尤甚。这样一来，孩子的地位迅速上升，家庭消费迅速转到以孩子为中心。吃的，穿的，玩的，农村也卷入孩子消费的浪潮。

诗联与民俗文化

诗联为传统文化艺术，很多文人钟情于此，其中对联更是一种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载体。千百年来，它广泛应用于迎春接福的日子、红白喜事的场合。单位庆典离不开它、商家开业离不开它，它几乎渗透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

《张蔚兰手抄本》中一册诗联笔记本有诗4首、对联88副；另一册诗联钢板字刻本有诗63首、对联146副。手抄本诗联以人伦为中心，以民俗为载体，体现出浓厚的儒家思想理念。农村人结婚、做寿、白喜事，要摆酒席，场面热闹，并且文化习气浓厚，要写喜联、寿诗、挽联等，彰显出一个地区的民俗文化底蕴。张蔚兰先生喜爱抄写诗联，谙熟礼俗文化；退休后曾主持村湾的红白喜事仪式，又把礼仪知识传授给湾里的年轻人；可以说，他是民俗文化的守护者、传承人。如今经济飞速发展，城镇化建设不断强化。乡村，作为我们的出发地，乡土伦理出现式微，民俗文化也面临边缘化，值得人们反思。

《张蔚兰手抄本》给我们的观察视角是多方面的。它所蕴含的社会意义非常丰富，需要我们去挖掘。在此，我只是抛砖引玉谈一点肤浅的读后感，期望《《张蔚兰手抄本》》早日付印，以期引起更多的人关注，并且研究，则功莫大焉。

本文作者简介：

陈绪保，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长篇小说《湖乡风云》、散文集《浮沉光影》、诗集《跋涉者之歌》《孤独的云》等，电视专题片《一代宗师张裕钊》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