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初，贵州大地山峦叠嶂，匪患猖獗。国民党撤退时留下的反动武装势力与土匪相勾结，在全省80个县中竟占据35个之多。这些武装不仅装备精良，更是胆大包天，竟敢对我二野五兵团司令员杨勇上将的车队发起伏击。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我军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平匪斗争。通过军事进剿与政治攻势相结合，发动群众共同参与，最终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内肃清了盘踞贵州的土匪武装，使这片红色热土重归太平。这是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更是展现我军意志力量的光辉篇章。
乱世贵州：匪患根源探究
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在正面战场节节败退，他们将目光投向了西南大后方。为了支撑摇摇欲坠的统治，国民党在西南五省开始了更为严苛的盘剥。
贵州作为西南重镇，百姓不堪重负。除了原本的田税之外，还要承担自卫捐、自治捐、保甲捐、役捐等数不清的苛捐杂税，民不聊生。
在这片土地上，国民党的统治基础根深蒂固。乡镇保甲制度牢不可破，反动乡绅们牢牢把控着县乡政权。
宗族管理、哥老会、袍哥会、道门等组织横行乡里，这些人长期作威作福，手中握有大量枪支武装。眼见新政权初立，他们蠢蠢欲动，妄图占山为王。
1949年10月，贵州形势更趋复杂。时任贵州省政府主席谷正伦和贵州保安副司令韩文焕奉蒋介石之命，开始秘密联络土匪队伍。
他们将地主恶霸、军阀政客、土匪特务、帮会组织中的反动分子都收罗起来，派遣特务进行军事训练，灌输反动思想。
这些人不仅获得了充足的武器装备，还接受了专业的游击战术训练。他们依托贵州复杂的山区地形，准备与人民政府长期对抗。
更为阴险的是，一些国民党军队假装起义，混入新政府队伍中。他们潜伏下来，伺机破坏，挑拨离间。
这些错综复杂的因素交织在一起，给新生的人民政权带来了巨大挑战。当解放军主力部队向西南推进时，贵州的土匪势力开始显露狰狞面目。
统计数据显示，当时贵州境内的土匪势力多达400余股，武装人数高达13万之多。这些队伍不仅装备精良，还拥有冲锋枪、轻重机枪和迫击炮等现代化武器。
这些反动武装力量的存在，不仅影响了人民政府的政令推行，更给贵州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他们的残暴行径，为这片土地蒙上了一层阴影。
西南的和平解放虽已完成，但平定贵州匪患的战斗才刚刚开始。这场斗争不仅关系到贵州的安定，更关系到整个西南地区的稳定大局。
山寨为王：土匪猖獗闹贵州
彼时的贵州，国民党虽已撤退，但土匪势力却愈演愈烈。大山深处的匪患不断滋长，竟占据了将近半数的贵州市县。
这些土匪势力分布广泛，从黔北到黔南，从毕节到遵义，几乎遍布贵州全境。他们凭借地形优势，在深山老林中打造了一个个坚固的山寨据点。
土匪们装备精良，不仅有大量长枪，还配备了冲锋枪、轻重机枪和迫击炮等现代化武器。国民党特意为他们配置的武器装备，使这些土匪武装几乎与正规军无异。
他们采取游击战术，不与野战军正面交锋。这些土匪经常在县级以下的偏远区域活动，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让我军疲于奔命。
土匪们的破坏行为令人发指。他们四处抢劫百姓、破坏政府机构、劫掠物资，甚至还敢伏击我军的辎重车队和破坏交通干线。
到了1950年，土匪势力达到顶峰。在贵州80个县城中，我军仅控制45个，而土匪占据了35个，占比接近40%。
在一些交通不便的边缘地区，如毕节一带的纳雍、金沙、织金和大方等县，由于我军防守力量有限，这些地方常常得而复失。大批新政府工作队在这些地区遭到土匪的残害。
土匪们的嚣张气焰令人发指。他们不仅敢于在省会贵阳的周边活动，还胆大包天地伏击过我军高级将领的车队。
据不完全统计，这段时期内的贵州匪患造成了近2000名我军战士牺牲，相当于一个团的兵力。这些土匪的残暴行径，给贵州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
在黔北地区，土匪经常截断交通要道，打劫过往车辆。他们还会对基层政府机构发动突袭，破坏新政权的建设工作。
一些土匪头目甚至打着＂反共救国＂的旗号，到处散布谣言，煽动群众对抗新政府。他们与潜伏的国民党特务相互勾结，企图在贵州掀起反革命浪潮。
面对如此猖獗的土匪势力，我军展开了一场艰苦卓绝的剿匪斗争。这场战斗不仅关系到贵州的和平稳定，更关系到整个西南地区的解放大业。
从战争形势来看，这些土匪虽然人数众多、装备精良，但缺乏统一指挥，各自为战。他们的这种分散性，为我军后续的围剿行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惊魂一日：伏击杨勇显凶相
1950年1月14日，冬日的遵义郊外寒气逼人。二野五兵团司令员杨勇上将率领参谋长潘炎等兵团指挥部人员，从成都战役凯旋归来。
杨勇的车队沿着川黔公路向贵阳方向行驶。土匪们早已得到消息，在遵义郊外的道路两旁设下了埋伏。
当军车驶入伏击圈的那一刻，土匪的轻重机枪突然开火。密集的子弹扫向我军车队，杨勇将军所乘坐的吉普车成为攻击的主要目标。
土匪们显然对这次行动做了精心策划。他们选择了地形复杂的山区道路作为伏击地点，利用有利地形对我军车队形成了多重火力封锁。
然而，这些土匪毕竟缺乏正规军事训练。他们的射击虽然凶猛，却准度不高。杨勇将军的车队在驾驶员的临危不乱下，迅速采取规避动作。
遵义驻军接到战报后，立即派出增援部队。驻军来势迅猛，对土匪形成了有力打击。土匪们见势不妙，很快就溃散逃窜。
这次袭击虽然惊险万分，但在遵义驻军的及时增援下，杨勇司令员和随行人员最终安全抵达贵阳。这一事件充分暴露了贵州土匪的嚣张气焰。
同样的伏击事件在贵州境内频频发生。就在黔北的毕节和遵义地区，我军16军139团军需处处长张维友率领的运输车队遭到了更为惨重的打击。
张维友作为一名老革命，带领运输车队从贵阳返回遵义途中遭到土匪伏击。土匪们同样是提前布好了陷阱，在贵阳郊外对车队发动突袭。
这次伏击造成车队大量汽车被摧毁，包括张维友在内的20多名战士全部壮烈牺牲。这次惨剧再次证明了贵州土匪的残暴本性。
在金沙，我军一个排遭到土匪包围。战士们英勇顽强，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最终，整个排的指战员们全部光荣牺牲。
更为严重的是在毕节的纳雍。我军16军141团一个营遭到近3000名土匪和国军残部的包围。战斗持续了整整三天三夜，我军付出了500人的伤亡才突破重围。
1950年4月，土匪们的胆子更大了。我军贵州军区人员在参加西南局会议返回途中，在遵义和贵阳之间遭到土匪的有预谋阻击。
200多人的队伍被围困近一天时间。幸好遵义军分区的增援部队及时赶到，这才将敌人击退。这些土匪竟敢在贵阳省城附近伏击我军，可见其嚣张至极。
这一系列事件表明，贵州的土匪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这不仅关系到我军将士的生命安全，更关系到贵州人民的和平生活。
雷霆万钧：剿匪扫荡保太平
面对贵州境内日益猖獗的匪患，邓小平同志在成都主持召开了西南局会议。与会人员详细汇报了贵州的匪情，邓公当即亲自草拟了一份＂关于西南情况和工作方针＂的加急电报上报中央。
中央很快作出批示，确定了＂军事进剿、政治攻势、发动群众＂的总体方针。这份批示为贵州剿匪工作指明了方向。
刘帅下达了调兵遣将的命令，要求二野五兵团16军除留一个师在四川外，其余部队全部调往贵州。这支剿匪主力包括了16军军部、46师、47师、特务团、补充团和炮兵营。
部队按照作战部署迅速展开行动。129团负责仁怀等四县地区，136团镇守绥阳区域，其他部队则分别在遵义和毕节两条战线上展开行动。
1950年6月，我军首先对黔中的王福堂匪部发起进攻。这支队伍原本是国民党的部队，假意起义后混入我军，待主力部队北上后便露出獠牙。
三个野战团对王福堂匪部展开围剿。不到二十天的时间，我军就抓获了自称＂392部队野战副司令＂的王福堂，歼灭土匪3500余人。
战果的取得大大鼓舞了军心。7月，我军又集中4个团和炮兵营的兵力，对盘踞在黔北金沙的土匪和国军残部发起猛攻。
这次行动摧毁了5个所谓的＂前进和反攻司令部＂，共歼灭5400名敌人。土匪的主力在一个月内就被连根拔起。
8月，我军趁胜追击，对号称＂东吴＂和＂西吴＂的两股大型土匪势力展开围剿。这两股土匪企图分散逃窜，但在我军的严密包围下难以突围。
到9月初，＂东吴＂和＂西吴＂两股土匪被全部歼灭，两次战役共消灭土匪4000余人。至此，贵州境内的大规模土匪武装基本被肃清。
然而，在一些偏远山区，仍有小股土匪活动。这些人数从几人到几百人不等的小股土匪，虽然不能兴风作浪，但仍对边远地区的群众和基层政权构成威胁。
16军领导小组和邓公认为，对付这些小股土匪需要改变策略。他们提出要以整治改造为主，发动群众参与围剿。
大批我军官兵和工作队深入乡村，开展喊话攻势。对那些放下武器的土匪和被胁迫的群众，采取教育感化的方式。
同时，我军帮助村寨建立自治组织，发动群众联防联保。切断土匪的物资补给线，迫使他们无处藏身。
这一策略收到显著成效。到1951年3月，超过15万人放下武器走下山来。除了罪大恶极的匪首外，大多数人都被遣送回原籍接受改造。
根据统计，从1950年1月到1951年8月，我军在贵州共进行了450多场大中型战斗。歼灭顽抗的土匪和国军残部15000人，收编25万人。缴获火炮200余门，轻重机枪1000挺，各类枪支11万支。
这场持续一年多的剿匪斗争，不仅肃清了匪患，更让贵州这片热土重回和平。我军展现出的军事实力和政治智慧，为西南地区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