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的封建社会中，一直以来都是皇权至上，不过却也受制于各个利益集团，所以只要不是昏君，皇帝做事一般也是比较谨慎的，争取不留话柄。

可为何李陵事件中，汉武帝对于说情的司马迁如此之狠？想想对待李广利这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那是多温和，如果不是巫蛊之祸怕是能一直容忍这个小舅子。

01

汉武帝的战略

自白登之围始，匈奴始终为大汉心腹之患，历经文景两朝的休养生息，西汉厉兵秣马时刻准备一雪前耻。

汉武帝雄心壮志，一直将北伐列在自己的人生头等清单之中。

战火纷飞的年代，总是催生着无数英豪，在那样一个充满烽烟的时代背景下，卫青与霍去病这两位出身低微的将帅之星，缓缓升起在大汉的天际。

凭借其非凡的军事智谋，他们不仅在武帝的征讨匈奴的征程上建立了显赫的战功，同时也为自己铸就了至高无上的荣耀。

可卫霍光芒耀眼之际，其他战将的功绩却显得相形见绌，乃至被遗落在历史的僻隅，渐被遗忘。

就像李广那样，一位历经百战的老将，在卫霍的辉煌之下，他的生涯显得那样的失意，那句“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古训犹在，充满了对老将无尽的惋惜与寂寞。

李广的孙子李陵，自幼便怀揣着建功立业的宏志，为了家族的荣耀，他日夜钻研兵法，精进武艺，早早就展现出非凡的军事天赋。

汉武帝对这位后起之秀颇为看重，特地赐予他与霍去病同等待遇——率领八百骁勇深入敌阵，这份殊荣显而易见武帝对李陵所寄予的厚望。

武帝本打算培养出又一个霍去病，为大汉的征伐之业再创辉煌。

武帝用人，干脆利落，求真务实，他不拘一格，唯重成效，有能者得机遇，立功者获赏赐，其用人之法甚是明智。

这种以才干为先的选拔制度，极大地调动了军中士气，也为大汉的兵力注入了新的活力。

02

李陵投匈奴

李陵首次征战惨遭挫败，他率八百壮骑深入匈奴属地两千余里，却徒劳无功，只得铩羽而归，最终一无所获。

汉武帝没有对此责怪李陵，但显然这暴露了李陵在经验上的浅薄。

公元前 99 年，武帝遣李广利率三万骑兵，进击匈奴右贤王，同时令李陵主管后勤事宜。

这本是一套循序渐进、稳步拓展的策略，目的在于不断削弱匈奴的战斗力，然而李陵却并不甘心于仅仅扮演支援角色，他心怀建功立业的热望，梦想如卫青、霍去病那般流芳百世。

他请命率五千步兵直捣敌方王廷，然而武帝深知孤军冒进风险颇高，起初未予应允。

最终，武帝颔首应允，许是为李陵的倔强所动，许是内心渴盼奇迹降临，只是结局却令人深受打击。

李陵率五千步兵勇入匈奴腹地，竟遭匈奴大军层层围困，虽其部下浴血抵御，致匈奴损兵折将，然终因众寡悬殊而溃败。

资源枯竭，困窘至极，李陵竟向匈奴俯首，此讯传至长安，满朝上下，为之震骇。

武帝震怒异常，难以置信自己寄予厚望的将领竟会变节投敌，这份愤怒不只是对李陵个人的遗恨，更是对大汉王朝尊严的侵犯，对整个北伐战略的挫败。

在武帝看来，李陵的投降不单是一次军事失利，更是一次政治上的背叛，这不仅消磨了军队士气，也削弱了大汉在国际间的声望。

武帝亟需一个说法，一个能平息朝野争议、捍卫帝国尊严的说法。

03

司马迁的求情

于众人对李陵的一片声讨之间，史官司马迁毅然挺身而出，为这位被视作叛国之将进行辩护。

司马迁对李陵的为人有着深刻的认知，他对那场残酷战役的了解也远超众人，他认为李陵并非懦夫，也并非蓄意反叛。

此外他亦指明，李陵以五千步兵迎战数万匈奴骑兵，抵抗至最后，其失败并非全然归责于他之罪过。

李陵之降，恐为权宜之策，意在保存实力，以期日后重回战场，再展雄风。

然而司马迁的这些辩护之词未能被汉武帝所纳，在武帝眼中这种申辩仿若对其君权的挑衅，对其治国方略的置疑。

司马迁所触碰的，实际上是武帝内心深处的痛——北伐战略的失利。武帝因此怒火中烧，将司马迁下狱，并判处死刑。

活下去并非无路，可以选择缴纳罚金或接受宫刑。

于司马迁而言，宫刑堪称极度暴虐之惩处，其摧毁的非止肉体，更有精神，使之遭受重创，陷入无尽苦痛。

于文人来讲，此乃人格之褫夺，亦是尊严之凌辱。尽管如此，司马迁既未以金钱赎身，亦未直面死亡。

他选择了宫刑，因为心中有一个未竟的事业——撰写《史记》，他在极端羞辱与痛苦中开始创作，将自己的生命故事、哲学洞见以及对历史的解读融入书中，造就了一部充满人文精神与历史智慧的巨作。

《史记》并非仅仅是过往事件的记录，实乃关乎人性的宏大篇章，也是权力与命运交织的悲剧写照，蕴含着深邃的思考与无尽的启示。

司马迁之历史观深邃至极，他既盛赞汉武帝的英明之治，亦批判其专断和暴虐之行，尽显客观与犀利。

他一方面对李陵的不幸心怀怜悯，另一方面对于其投降匈奴之举则持保留之态。他凭借独树一帜的笔触，向后世呈现出一个更为真切、完备的大汉王朝，让后人得以领略其风采，感受那段历史的厚重与深邃。[太阳]

参考来源：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司马迁忍辱负重遭受宫刑，导火索竟是李陵事件！这其中有何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