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迷们在研究抗美援朝战争时，研究战略战术的较多，对成立中朝联合司令部问题研究得不够。甚至不少人以为整个抗美援朝都是彭德怀实施指挥的，实际上这是不够全面的。自从第二次战役之后，中朝便以联合总司令部名义、彭德怀便以中朝联军总司令的名义，对整个作战行动进行统一指挥，直至战争结束。

为何说中朝联军司令部必须成立？

出兵抗美援朝，毕竟是志愿军出国作战，首先便涉及到中朝两军如何实施协同配合与统一指挥问题。

在抗美援朝伊始，由于朝鲜人民军遭受严重损失，主力从三八线以南向北不断撤退转移，而新组建的部队则在我国境内进行整训。因此，建立中朝联合统一指挥机构问题并不显得那样迫切。在此期间，经彭德怀与金日成商议，最后经中央军委批准，最初在组成志愿军指挥机构时，金日成特派朝鲜内阁内务相朴一禹参加志愿军领导，担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委。

事实上，朴一禹担任的这个志愿军副司令兼副政委，起到的主要是一种联络作用。随着抗美援朝作战的推进，特别是通过第一、第二两次战役实践，以及在此期间，朝鲜人民军重新组建了一、二、三、五等四个军团的部队，成立中朝联合司令部问题便又显得迫在眉睫。

这种迫在眉睫还在于，由于中朝联军没有统一的指挥机构，致使双方的协同配合曾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不仅在交通运输、物资供给等方面一度出现了非常混乱的现象，更有甚者，竟然多次发生了朝鲜人民军误击志愿军的事件。择举一例，第一次战役期间，当志愿军39军于11月4日在博川东南围攻美第24师时，“朝鲜人民军的坦克师却奉命向顺川挺进，误击了39军，致使被围美军逃脱”。

为何说彭德怀与金日成想法不一？

对于有着丰富指挥实践经验的彭德怀来说，他深知中朝联合司令部建立的现实性与必要性。为此，早在第一次战役结束时，彭德怀便主张金日成的人民军总部最好能与志愿军总部靠近，以便于及时协商解决两军的统一指挥和保障等问题。为此，彭德怀还特别请朴一禹当面向金日成转述他的观点，就开辟朝鲜敌后战场、两军配合作战、对俘虏兵政策等问题交换意见。

不过，由于站位不同、角度不同，彭德怀的主张并未得到朝方的首肯。朝方认为金日成是朝鲜内阁的首相和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集政务、军事等于一身，故此人民军总部很难以与志愿军总部设在一起。

说白了朝方也不是认识不到成立联合司令部的现实性与必要性。关键还是在于谁指挥谁的问题。从兵力数量上来讲，志愿军远超人民军，双方并不是一个量级，冲这个显然当以彭德怀为联军总司令；从身份和作战地域来讲，毕竟是在朝境内打仗，毕竟金日成是首相，让彭德怀来指挥金日成，朝鲜方面至少有个面子问题，肯定是有些难以接受的。

还有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当时苏联驻朝鲜大使史蒂科夫及军事顾问瓦西列夫，对彭德怀的观点也持有异议。显然，他们的态度，肯定也会“影响了金日成的决心”。

为何说斯大林的决定至为关键？

鉴于朝方和苏联驻朝大使对彭德怀的观点持有异议，于是彭德怀又提出新的建议：“由金日成、苏联驻朝大使史蒂科夫、彭德怀组成三人小组，负责决定与作战有关的协调指挥和军事政策问题”，并将此报告给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

收到彭德怀的电报后，经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副主席与毛泽东主席商议，由周恩来亲自起草了以毛泽东主席致电斯大林的电报。该电报同时将彭德怀的电报主张告之于斯大林。

我们说，朝方对于设立联合指挥部有不同看法，而中国尽管占有抗美援朝的主体作战力量，但让我们自己来定自己人担任联军总司令，多少有点不太好主动说这个话。这样一来，斯大林的观点便至关重要，毕竟当时苏联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

没想到，11月16日，即在毛泽东主席致电给斯大林的第三天，斯大林回电明确表示：同意由中国同志统一指挥，并将此意同时电告给金日成和史蒂科夫。

应该说，斯大林关于中朝方谁指挥谁的电报观点是带有决定性的，是至关重要的。“老大”这样一表态，其他各方也都没得说。因为，由彭德怀担任中朝联军总司令，显然符合抗美援朝整个作战大形势的需要，符合抗美援朝志愿军占据主体力量的现实，符合抗美援朝继前两次战役胜利后接续赢得胜仗的需要。而最终抗美援朝战争的整个实践表明，成立中朝联合司令部以及选任彭德怀任联军总司令，这是完全正确的。

主要参考文献：《彭德怀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