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鳌永山东淄川人，天启五年进士。历任襄阳、宜城知县，因政绩不错在崇祯五年调京任户部主事。崇祯七年张献忠攻入鄂、豫后，王鳌永又被朝廷委任为郧阳巡抚，前往湖北参与平叛。

崇祯十二年，由于自己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濒临失败以及张献忠的降而复叛，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杨嗣昌自请督师平寇。

到达前线后杨嗣昌不仅处理不好与麾下诸将的关系，还刚愎自用、多失机宜。为此王鳌永数次进言规劝，杨嗣昌不但不听反而奏请崇祯将其罢免。从下附王鳌永的自辩可知，他是真的看出了一些问题，只可惜忠言逆耳。

嗣昌用兵一年，荡平未奏。此非谋虑不长，正由操心太甚。天下事，总契大纲则易，独用万目则难，况贼情瞬息更变。今举数千里征伐机宜，尽出嗣昌一人，文牒往来，动踰旬月，坐失事机，无怪乎经年不战也 ……

《明史·列传第一百四十》

崇祯十四年杨嗣昌败亡后，崇祯又想起了这个人才。起复并任命为户部右侍郎，不过这只是王鳌永跌宕起伏人生的初始。

崇祯十六年为缓解极其窘迫的财政困境，崇祯决定采用户部司务蒋臣的建议 – 印钱。蒋臣的方法简单粗暴，重启“宝钞法”恢复纸币的发行。每年印宝钞三千万贯，一贯当一两白银，这样朝廷每年可“增收”三千万两。

看着是那么回事儿，实际啥也不是。这种没有任何储备金的货币印发，等若于朝廷直接掠民钱财，百姓怎么肯接受？阁臣蒋德璟对这个方法的评价是，“民虽愚，谁肯以一金买一张纸”。

作为财政专业人士的王鳌永更不可能不懂，但他的反应却是，每年再加印两千万贯。反正他无法劝阻一心搞钱的崇祯，除此之外他也没招为朝廷开源增收，既然是明抢那就多抢一些。

且言初年造三千万贯，可代加二千万余以蠲穷民，此后岁造五千万贯可得五千万金，所入既多，将金与土同价，除免加外，每省直发百万贯分给地方各官，以佐养廉之需。

《春明梦余录》

愿望是美好的，但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宝钞的发行在崇祯的狂喜中迅速失败，京师民众以罢市拒收宝钞。作为背锅侠之一，王鳌永被降职（佥都御史）外调为通州巡抚。

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攻入京师后，王鳌永被刘宗敏列入了追赃名单。史籍中只有“输银得释”，未列具体数字。不过以刘宗敏的“助饷”标准，他这个级别不会低于三万两，也说明王鳌永“聚财”功夫不错。

五月清军入京，王鳌永顺势降清，正式成为一名“贰臣”。降清后王鳌永颇得摄政王多尔衮得赏识，不仅多次问策，其推荐的谢陞、方大猷等人都被多尔衮委以重任。

顺治元年六月，多尔衮任命王鳌永为户部侍郎兼工部侍郎，总督山东军政并负责招抚、清剿山东和河南的地方势力、流寇。

到山东后，王鳌永先与都统觉罗巴哈纳、石廷柱等人合力在德州击败李自成余党。然后分道招降了明德王朱由弼、明衡王朱由棷，并收服彰德府、怀庆府、开封府、归德府、卫辉府等地。

不过此时山东的局势依然混乱。

明山东海防总兵刘泽清的旧部杨威占据登莱，自称“总镇大元帅”的张舆则领导着一支义军，盘踞高密一带。为剿平这些势力，王鳌永率部众进驻青州。一面筹集粮饷，一面向朝廷请兵。只待朝廷大军一至就可平定山东，不过一个“熟人”埋葬了王鳌永。

赵应元是王鳌永的同乡，因家传习武，王鳌永出仕为官后雇佣其作为保镖仆从。在王鳌永巡抚郧阳期间，赵应元私自将王鳌永的一些信息泄露给张献忠的部从。王鳌永察觉后也没怎么难为他，只是训斥一番后解雇了事。

此后赵应元加入李闯大军并随军去了京师，李自成兵败后他又乘乱逃回家乡。返乡后赵应元与李自成残部杨玉林一起，收纳老家周村一带的兵匪乱军组建了一支队伍。此时南京组建起新朝廷的消息传至山东，赵应元就有了联明抗清，割据自立的打算。

王鳌永进驻青州后，赵应元就盯上了这块“肥肉”，并且很快就抓住了机会。

清廷大军将至时，王鳌永有些闲不住，派副将柯永盛率军进剿张舆部。趁着青州空虚的机会，赵应元以率部投降的名义，发起突袭攻占青州并擒获王鳌永。

被俘的王鳌永完全没有投降偷生的意思，最终“骂贼不屈，遂遇害”，也成为《贰臣传》众“名人”中的第一个“死忠”者。王鳌永死后，清廷追升其为户部尚书，其子入汉军镶蓝旗并获世职骑都尉。

王鳌永的一生虽然跌宕但也简单，没什么大的功业，也没什么令人发指的恶行。不过他的死，却有一定的代表性。

顺从崇祯荒唐之举、助饷买命、主动降清，说明他爱惜、重视自身性命。为何这么一个摒弃节义、愿意“苟且偷生”的人，被赵应元俘获后不作任何求生尝试反而一副“骂贼不屈”的义士模样？

据传崇祯临死前怒骂，“诸臣误我”。虽然是推卸责任，但是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这是事实。到了崇祯朝末期，举朝上下的官员乃至皇朝上下的士绅们，确实抛弃了他这个皇帝以及朱氏皇朝。

数千年的历史证明，中原总归是要建立皇朝，总归是有某个姓氏成为皇族。所以，谁当皇帝不是皇帝呢？而且历史也证明，无论是谁当皇帝，他都无法抛开官员、士绅独立统御皇朝，唯一的区别只是皇帝愿意分出的利益大小不同。

因此官员、士绅们需要的不是皇朝的姓氏，而是一个稳定的皇朝和可以维稳的皇帝。既然崇祯无能、明朝也不行了，那么死忠有什么意义呢？所以除了意图登顶的少数人，其他都默默等待着皇帝和皇朝的死亡，新朝的降生。

王鳌永之类不愿意为崇祯、明朝死忠，甚至根本就没这个想法，就是这个原因。

异族入主中原，有违“华夷”之别，也伤颜面。但这些异族如能“以夷入华”，遵循华夏传统以及皇朝的潜规则（皇族和士绅共分天下权益），对于士绅来说也无不可。因为不能遵循这些的自然会被淘汰，能遵从的也没什么华夷之分了。

“五胡入华”和南北朝的历史证明了这点，辽、金、蒙三朝也是依这个路子走的。这也是王鳌永之类愿意降清的主要原因。

最后士绅和“贼”之间的差异，比我们当下想想的要大。

它不仅仅是身份、阶级、高下的差异，某种程度上还是“种类”的差异，远大于华夷之分。在士绅眼里，“贼”是为破坏他们渴求的稳定秩序而生，为了消灭、替代他们而生，没有共存、共生的基础。

这也是数千年来农民起义无数，能成事者寥寥的主要原因。社会的中坚不屑与他们合作，这些起义军难以组建起一个有效的社会管理组织，无法持续、系统性的从社会获取人力、资源等等。

明末众多变节者、贰臣，在流民军和外族中选择后者，以及声势浩大的李闯迅速溃败的原因大概也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