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0年12月至1981年1月，时任中纪委第一书记的陈云曾两次要求公安部，将有关潘汉年的材料交到中纪委，并且还打电话给夏衍、廖承志，要求他们写出具体的材料，上报至中纪委。

根据这部分材料，陈云于1981年3月1日正式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要求彻查潘汉年案，邓小平、李先念等人都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圈，表示同意。

陈云在翻查潘汉年案材料过程中，曾找到两份有利的材料，推动了潘汉年的平反。

一份材料是1945年刘少奇、饶漱石给中央的一封电文，上面写明了潘汉年同李士群等汉奸接触，是受到了中央指示，并在见面之前曾向中央社会部做过报告。另外一份材料是1955年，潘汉年被捕以后，时任中央情报部部长李克农给中央的一份调查报告，报告以反证的方式，证明潘汉年不是内奸。

不过很遗憾的是，因为一些特殊的历史原因，以上两份材料在当时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以至于酿成悲剧，一直到时隔30年后，陈云才注意到这两份材料，特别是针对李克农报告中的五点反证进行了分析，认定潘汉年蒙冤

1982年8月，中央正式发出文件，为潘汉年平反昭雪。

此时距离潘汉年蒙冤已过去了27年，而距离潘汉年去世也已经过去了5年……

潘汉年在过去革命战争时期，多数时间负责隐蔽战线工作的。

这个隐蔽战线的工作究竟范围有多么大呢？时至今日，也仍然没有足够的资料说明，哪怕是一些仍然在世的人，提起当年的往事也是讳莫如深，不愿意深谈。

比如在莱芜战役期间，利用职权调动国民党军运输队为华野运输粮食补给的张沈川。

张沈川的女儿张僧宝回忆：

“我父亲他们这些人一向非常低调，尤其很少谈及他个人的经历。这一方面可能是保密工作的需要，保密重于保命是他们始终坚守的信条；另一方面是他们长期地下工作养成了守口如瓶的习惯。例如他曾自编了两套我党最早的通信密码本一事，他从未对我们说过，更未对外人讲过。”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为了保卫党的领导机构，周恩来于1927年5月在武昌成立了“特务工作处”，隶属于中央军事部，“特务工作处”也成为我党历史上最早的情报机构。

也因为有了“特务工作处”，到后来汪精卫也叛变革命之际，我党就顺利的将部队全部撤出来，为后来的南昌起义打下坚实的基础。

周恩来也称：

“有了军委特务处这样的工作组织，我党就能掌握敌人的主要动向，并事先做了必要的准备。”

1927年9月23日，党中央迁到了上海，成立了“中央特别委员会”，直接指挥以情报、保卫工作为着重点的中央特科。

不过，到了1931年，因顾顺章叛变，中央特科遭到了很大的打击，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周恩来果断调整了中央特科的组织机构。

1931年5月，中央特科重建后，由陈云、康生、潘汉年负责，其中潘汉年任情报科科长，负责情报搜集、侦查敌情以及反间谍工作。

应该说潘汉年在上海的工作是很有成效的，尽管因为上海白色恐怖的汹涌，他也不得不撤离，但却为党的情报工作建立了一个极为广泛的基础。

提到潘汉年，熟悉的人都称他机智勇敢、沉着冷静。为了搜集情报，潘汉年时常深入一线，经常变换各种不同的身份，有时他穿着西装革履，堂而皇之走在大街上，有时又穿着长袍马褂，还有的时候是做短装大扮的工人，甚至有时还化妆成乞丐。

潘汉年的侄儿潘可西记得很清楚，他的叔叔变幻莫测，有时上午出门还是西装革履，但晚上回到家就是一身厨师装。原来那天他走在路上，发现了几个形迹可疑的人盯梢，见此情形，他快步走到一个饭店，换上了一身厨师服，戴上口罩跨上菜篮，从从容容的离开饭店，几个盯梢的人都没看出来。

也因为从事的是秘密工作，被人跟踪是家常便饭，化妆逃跑是潘汉年惯用的手段。

1933年5月14日，因国民党当局逮捕了左翼作家丁玲以及潘汉年堂兄潘梓年，两人都与潘汉年有直接关系，中央出于安全考虑，让潘汉年撤离了上海，转到了中央苏区，值得一提的是，潘汉年后来也参加了长征。

抗战爆发后，潘汉年被重新派往上海，继续从事地下工作。

一直到今天，我们能够查阅到潘汉年在上海对日伪工作的资料都很少。

一开始，我以为这方面的资料很多，毕竟潘汉年大名鼎鼎，很多事情都已经公开了，可事实上，有关潘汉年的从事地下工作的一些事儿，只有出自于一些相关人员的回忆。

比如某某年某某月，某某人在上海受潘汉年指示，打入敌特机关。

有中共、中统、军统、日伪、青红帮五重身份的袁殊是在1931年9月，由潘汉年亲自发展入党的，当时袁殊才20岁，第二年，他就通过表哥贾伯涛（黄埔一期毕业生）的关系打入中统，并与日本驻中国特工头目岩井英一拉上了关系。

短短几年时间，袁殊利用中统、日伪机关，为地下党组织提供了极为关键的价值情报，哪怕是后来，潘汉年撤离上海，袁殊与地下党组织失去了联系，甚至被剔除党员身份，仍然意志坚定。

1937年，潘汉年重新回到上海，袁殊仍然以地下党员的身份为组织提供情报，并与潘汉年联络。

一直到1947年，党组织才为袁殊履行入党手续。

也因为从事地下情报工作多年，潘汉年身上有很多秘密，毕竟他要接触各方面形形色色的人，这也为他后来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

1954年年底，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潘汉年到北京，当时袁殊已经改名为曾达斋，特意到北京饭店探望，潘汉年那时就已经有预感要发生大事，因此对袁殊说：

“干我们情报工作的人大都没有什么好下场，中外同行都一样。”

1955年，“高饶事件”后，在中央号召下，潘汉年自感牵连其中，于是决定向上级坦白一件已经隐藏多年的往事。

时间回到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大举进攻香港，并出兵占领上海租界，日寇对中共地下党组织深恶痛绝，经常深更半夜挨家挨户的进入其中搜查，任意拘捕中国人，在上海的地下党组织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

考虑到这一重因素，中央要求还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机关立即撤离上海，转移到淮南根据地，主持地下工作的潘汉年更是亲自制定了数条撤退路线，等到江苏省委机关撤离以后，中央又立即致电还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组织部长王尧山和潘汉年等人，让他们考虑自己的撤退问题。

潘汉年想到了之前撤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与刘晓等人商量后，决心通过日伪机关，打通到根据地的通道，他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日伪特务机关头子李士群。

李士群和妻子叶吉卿原来都是中共党员，被中统逮捕后叛变，抗战时期又投靠了日伪侵略者，组建了76号特工组织。

早在1939年，李士群就通过地下党组织同潘汉年联系，愿意提供各种情报，李士群是个相当狡猾的人，他的这一举动，不外乎是为了给自己多准备一条出路，潘汉年就此情况上报后，得到了中央社会部批准，那时中央也考虑，利用这个机会，做一些有利于抗战的事儿，让李士群有限度的为我所用。

1942年9月，为了顺利撤离上海，潘汉年请示了中央，并得到彭批准，通过情报机关，联系到了李士群。

潘汉年找到李士群，提出要去新四军根据地走一趟，并称：

“可能还会带几名助手，希望能得到帮助，为路上安全提供保障。”

李士群当时是一口答应，还对潘汉年表示：

“这不成问题，而且今后我要到临近新四军根据地的地区搞‘清乡’时，也希望你们能够谅解。还请你们继续用电台和我保持联系，多交换一些情报。”

通过李士群的关系，潘汉年成功打通了一条安全撤退的交通线。

潘汉年抵达根据地以后，将如何利用李士群这条关系打通交通线的经过以及日伪军“清乡”、“扫荡”的情报，汇报给了新四军军长陈毅以及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的饶漱石。

陈毅、饶漱石盛赞潘汉年做出的贡献，并上报了中央，当时潘汉年这一行为还受到中央情报部门的高度肯定。

这条新开辟出来的新四军与敌占区的交通线，几名根据地的干部先后往来过数次，潘汉年的交通联络员也走过很多次，期间并没有出现问题。

不过，和李士群这样的汉奸合作，本身就充满了风险。

1943年，潘汉年奉令到上海去找李士群，在谈话中李士群透露汪精卫近来思想很是消沉，想见一见潘汉年。

应该说潘汉年当时尽管想去汇报党组织，可已经来不及了，只好与汪精卫见了一面，但也就是这么一面，造成了他一生的悲剧。

潘汉年回到淮南根据地后，并没有立即将此事上报。

1955年4月2日，经过反复考虑后，潘汉年将1943年见汪精卫一事告诉了陈毅，陈毅让潘汉年整理了一份材料报到了中央，毛主席看了材料以后批示：

“此人从此不能信用。”

就在递交材料的当晚，潘汉年在下榻的酒店被捕。

因为潘汉年本身就是在敌占区从事地下工作，和敌伪接触的案例可以说是一抓一大把，在加上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有许多事情是没办法说清楚的。

虽然如此，也有不少人认为潘汉年案存在问题，比如时任中央情报部部长的李克农。

李克农对潘案十分重视，在接到中央命令后，立即展开详细调查，并列举了五个反证。

一、对于白区从事地下工作的人，中央一再有打入敌伪组织，利用汉奸、叛徒、特务进行情报工作的指示，证明潘汉年利用李士群等汉奸工作，是执行了中央的指示；

二、潘汉年利用袁殊、胡均鹤、李士群等日伪当局高官，事先都有向中央报告过；

三、潘汉年利用敌伪顽获取过大量有价值的情报，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其中包括日特、伪军及日美谈判和苏德战争等；

四、组织机密未泄露，所有和潘汉年有关的组织人员都未被捕，也没有党的机密泄露情况；

五、潘汉年当时还掌握着部分重要关系，并且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这些关系也都没有暴露。

李克农当时顶着压力写这份报告是相当不容易的，可惜的是，在那个历史环境下，他的报告并未受到重视。

1963年8月，被关押了八年的潘汉年被以“内奸”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期间潘汉年也曾被“假释”过，与夫人董慧一起被安排到北京团河农场，值得一提的是，董慧本身是富家女出身，后来毅然决然投身革命，当年也从事过地下工作，奔走在生死线上，建国后没过几天安稳日子，就受到丈夫牵连入狱。

董慧在香港的亲属曾来接她到香港，但她毫不犹豫的给拒绝了：

“我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富强回到祖国，那时才16岁，今年60岁啦！老潘的问题没弄清楚，我不能走！”

据说潘汉年也曾对朋友说过这样一句话：

“我是冤枉的，杨帆也是冤枉的。这些事一时说不清楚，功过是非，历史自有定论。”

可惜的是，潘汉年没能等到那一天。

潘汉年身体很不好，又饱受摧残，晚年身体每况愈下，到1976年冬，生活上已经不能自理。

1977年2月24日，潘汉年被送往医院救治，病情缠绵两个月，终因身体太差，于4月14日晚19时45分病逝。

1979年2月24日，潘汉年妻子董慧病逝于湖南。

潘汉年案发以后，虽然也有不少老同志有所疑问，但在那个特殊年代下，并没有受到重视。

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出任了中纪委第一书记后，情况才有了变化。

陈云力主查清潘汉年案，于是同熟悉潘汉年的老同志廖承志、刘晓、胡立教、夏衍等人入手，为潘汉年问题提供各种有利的材料。

1979年10月，陈云因病需要动手术，在进手术室之前，给胡耀邦写了张字条：

“虽然这次是小刀，但人老了为防万一，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潘汉年问题的解决。”

1980年11月3日，在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讨论稿）的会议上，廖承志提出对潘汉年案的疑问，并要求为潘汉年平反：

“……如果潘汉年是汉奸，他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完全可以将上海、香港的组织出卖干净。但是，直到全国解放，我们了解的，潘所知道的香港电台、组织，一概毫无损失。如果潘汉年所进行的‘打入敌伪取得情报’这方针，是毛主席、康生所批准的话，那么执行这方针的潘汉年不能说是汉奸，应予平反……”

事后廖承志把自己的发言整理成稿件，并给陈云写了一封信，郑重要求复查潘汉年案。

当年，与潘汉年同在华中情报部工作的胡立教也给写了材料，并在材料中列举反证：

“潘熟知我们党通讯密码的规律和方法，如果他是‘内奸’，就不可能不向敌人透露，而确凿的事实是直到全国解放，无论国民党和日伪系统，始终不知道我们的这一机密。”

邓小平、李先念都赞同复查潘汉年案，有利的推动了案件调查，公安部也对此案调查大力支持。

陈云在看递上来的材料时，意外发现了当年李克农递交给中央的报告，报告中所列举的五个反证，基本上与廖承志、刘晓、胡立教提出的相同，中纪委后来在审核这份报告时，部分领导人也感慨过：

“在当时的条件下，克农同志写出这样客观的报告是很不容易的。”

从案件重启调查到真相大白，前后历时一年零五个月，根据各方面给出的材料和证据，中央因此给出结论，潘汉年“内奸”的罪名不成立。

1982年8月23日，党的十二大召开前夕，中央正式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

“向全党郑重宣布：把潘汉年同志定为‘内奸’，并将其逮捕、判刑、开除党籍，都是错误的。“

”潘汉年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他忠实执行并多次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对党的文化工作、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在开展对敌隐蔽斗争方面，曾经做出了重要贡献，是有很大功劳的。”

与此同时，潘汉年的妻子董慧也一同被平反，中央予以公正评价：

"董慧从1939年到上海解放止，在潘汉年领导下从事党的情报工作，是有成绩的。董慧同志是忠于党的好党员。"

值得一提的是，受潘汉年、杨帆案牵连的所有人也都彻底被平反昭雪。

比如关露，又比如之前我们提到的，具有“五重身份”的袁殊。

潘汉年被平反以后，袁殊也被被宣布平反，承认他1931年入党的事实，并按照原级别享受待遇，

据说当年袁殊从敌占区回到解放区后，中央考虑到他身份的影响，曾提议他改名，于是袁殊改名为曾达斋，一用就是30多年，但就在平反后，他却突然提出改回原名，理由是：

“用袁殊这个名字没有什么可羞耻的。”

1987年11月26日，袁殊病逝于北京，遗体火化后葬在了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