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23日，党的七大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

事实上，党中央酝酿召开党的七大会议，从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就已经开始了，由于国民党当局重兵围剿，加上后来长征、抗战，党的七大会议一再延迟。

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就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召集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并决定在“最近时期内”召开党的七大，在后来几年时间里，各个根据地选举出的七大代表已经陆续出发，并在1940年前后抵达了延安。

图|1945年毛主席在七大致闭幕词

可惜的是，因为战争环境恶化，召开七大会议只能再次延期。

据当年曾参与涉及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的杨作才回忆，从1938年奔赴延安，被调到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工作后不久，就接到了设计修建开会用的礼堂（一开始被定在安塞李家塔）的任务，但到了1940年，他又接到消息，七大会议暂时不开了，所以一些准备好的材料被临时用于枣园后沟礼堂。

尽管会议是延期了，但修建大礼堂的任务并没有终止，很快中央就又决定，在延安杨家岭修建中央大礼堂，并预定了将来延安开会的代表们安排住在中央党校宿舍。

随着抗战胜利在即，新中国的建设也要被提上议事日程，在这样一个时候，举行党的七大会议，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的期待，同样也是全国人民的期待。

要知道当初中国共产党创建时，全国就只有50多名党员，出席党的一大会议的就只有11人，可随着20多年过去后，全国的共产党员已经发展到了120多万。也就是 在开会时，毛主席兴致勃勃的谈起了自己当年入党的经历：

“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小组。这次大会（指中共七大）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

毫无疑问，当时有资格说这样话的人只有两个，一个是毛主席，另外一个是董必武，两人在党的一大时，一个是湖南代表，一个是武汉代表。

图|毛主席

不过，与毛主席不同的是，董必武的入党介绍人是李汉俊、刘伯垂，时隔多年后，董必武也坦言：

“当时社会上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日本的合作主义等，各种主义在头脑中打架。李汉俊来了，把头绪理出来了，说要搞俄国的马克思主义。”

那么，如果说董必武入党是受了李汉俊的影响，毛主席入党究竟是受了谁的影响呢？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上，有这样一段佳话“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据党史考证，这句话最早出现时，是“北李南陈”，1920年8月，曾在北大受教育李大钊先生的赵世炎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在陈独秀、李大钊两人合影照片后面的硬纸板上写的一段杂感：

“北李南陈，两大星辰；茫茫黑夜，吾辈仰辰”

一直到后来流传过程中，才慢慢演变成“南陈北李”。

需要指出的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并非是出自于陈独秀、李大钊两位当事人之口，而是时隔多年后，即1927年5月22日，李大钊先生被军阀张作霖杀害后，与他关系密切的高一涵在武昌举行的南北烈士追悼大会上写的一篇《李大钊生平事略》中提到的。

图|陈独秀和李大钊

毫无疑问，李大钊先生是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早在1913年就读于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时期，就接触到了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特别是1917年以后，随着俄国革命的胜利，李大钊连续发表了数篇文章，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奠定了思想基础。

1920年2月，为了避免军阀迫害，陈独秀从北京秘密前往上海，在途中李大钊与他商讨了在中国创建共产党党组织的想法，得到了陈独秀积极响应，此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由来。

从1920年开始，陈独秀、李大钊分别在上海、北京建立起了党的早期组织，并开始向全国辐射。

1920年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等人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并致书在北京的李大钊，李大钊主张定名“共产党”，得到了陈独秀的响应。

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1920年10月，李大钊在北京成立共产党小组。尽管因沟通不畅，这些共产党早期组织名称各异，但在1921年7月党的一大召开后，被习惯性的称为共产主义小组。

其中，旅日共产主义小组，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施存统、周佛海赴日留学期间组织的；巴黎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张申府、周恩来组织建立的；武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也是李汉俊赴武汉后，找到董必武，两人负责筹组党在湖北的支部。

那么，毛主席所在的湖南，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图|毛主席

根据《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记载的情况是：

“在毛泽东、何叔衡的等人积极组织活动下，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初冬在新民学会的先进分子中秘密诞生。在反动军阀的残暴统治下，长沙党组织的建立和活动都十分隐蔽。”

时隔多年后，毛主席在党的七大上回忆起当年建党的经过时，也忍不住感慨过：

“苏联共产党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小组发展成为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党。我们也是由小组到建立党，经过根据地发展到全国，现在还是在根据地，还没有到全国。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小组。这次大会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知道的事也并不多，可谓年幼无知，不知世事。”

中央档案馆也保存着一批党的八大的资料，其中还有一张是毛主席亲自填写的八大代表登记表，上面毛主席明确写明了入党时间是1920年。比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时间1921年7月23日还早。

毛主席信仰马克思主义，中间历经了一个潜移默化影响的过程。

1893年，毛主席出生于一个湖南普通的农民家庭，自幼接受的是传统的私塾教育，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封建王朝末期，清朝的统治摇摇欲坠，传统的儒家学说无力承担改良社会的历史责任，于是从少年时代求学开始，毛主席就已经决议开阔思维，向外界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

图|1919年，毛泽东在长沙

一开始，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维新的思想，曾给少年时代的毛主席带来很大影响。

尽管戊戌变法失败，但以梁启超、康有为为首的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维新变革，希望中国能效仿英国、日本，建立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少年时代的毛主席在东山学堂求学时，还曾赞扬过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革。

可惜的是，清王朝的统治者根本不愿意放弃手中的权力。

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清政府颁布了中国第一部带有宪法性质的《钦定宪法大纲》，虽然这部宪法在其思想上具有先进意义，但其内容具体核心，只是将君权宪法化，并不能给其人民带来民主权力，清政府统治者一开始就没有立宪的打算，只是打着“立宪”的名号，维护自身的统治。

图|钦定宪法大纲

梁启超也曾痛责：

“这个宪法大纲是“吐饰耳目，敷衍门面”。”

指望封建阶级通过不断的认识推动改良，无异于是痴人说梦。

1911年春，毛泽东考上了长沙湘乡驻省中学，在学校他第一次读到了由同盟会创办的《民立报》，了解到了孙中山、黄兴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者，在了解了他们的英雄事迹后，毛泽东转而拥护孙中山先生资产阶级革命，并且还公开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观点，建议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组织新政府。尽管文章中的观点稍显稚嫩，而且也没有厘清维新派与革命派的矛盾冲突。

1911年5月，因清政府强行将已经划归商办的粤汉、川汉铁路收归国有，并抵押给英美法德等国用于借款，消息传来后，引发了四川人民保路运动。

为声援四川人民爱国行为，毛泽东与一些同学商量一起剪掉辫子，没想到的是，到第二天，大部分同学并未守约，毛泽东一气之下，强行剪掉了他们的鞭子。

图|孙中山

时隔多年后，毛主席还回忆起这件往事：

“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我从讥笑假洋鬼子的假辫子发展到主张全部取消辫子了。政治思想是多么能够改变一个人的观点呵！”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特别是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但很遗憾，因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力量很弱小，胜利果实很快被袁世凯夺取，随着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闹剧相继登场，中国也陷入军阀混战中。

尽管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未能帮助中国脱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命运，但却极大的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一些新鲜的空气不断的涌入，促使更多有为青年积极投入改变中国命运的道路中。

二十世纪初，随着各种新思潮不断涌入中国，因无政府主义最早传入中国，在社会上具有广泛的基础，因而容易被知识分子所接受。

图|1919年，毛泽东与兄弟们与母亲合影

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原来就是无政府主义的坚实信仰者，一直到后来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期逐渐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才慢慢转变了看法，特别是在看清了吴稚晖欺世盗名的真面目后，毅然决然与无政府主义组织决裂。

2021年热播的电视剧《觉醒年代》，陈延年、陈乔年办的工读互助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五四运动前后，知识分子受到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以及互助论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新村主义影响，提出的一种空想社会主义理想。倡导成立工读互助团。

毛泽东1918年8月到北京为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学筹措经费时，在北京接触了工读互助团的思想，于1918年下半年与蔡和森一起在湖南建立了一个半工半读的“新村”。那时毛主席，对空想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抱有很大热情，甚至还设想：

“邀请一批志同道合的人，租一个房子，办一所自修大学，在里面实行共产的生活。”

可惜的是，这些尝试后来都失败了，尽管失败的原因各种各样，可无一例外，都和当时的国情民情有很大关系。

图|北京成立工读互助团

图|北京工读互助团打出的广告

1920年下半年，湖南驱逐了军阀张敬尧后，毛泽东开始认为，摆脱了北洋军阀同志的湖南具备彻底改造的条件，于是在湖南推动了“自治”运动，并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请愿，可惜的是，这场以和平请愿方式进行的自治运动，最后也以失败而告终。

尽管毛主席在那时还远远谈不上对无政府主义的支持，但经历过几番尝试后，他慢慢的发现，这种“乌托邦式”的设计在当时社会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实现。

后来在延安接受斯诺采访时，毛主席还谈到了这一时期思想的变化：

“在那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我对“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但是我是明确地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

1918年8月，毛泽东到北京为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学筹措经费。

当时的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压迫下，积极赴国外探寻拯救中华民族的办法，那时的毛泽东也积极参与其中，并且自身也有考虑要出国留学。但最终却未能成行，毛主席后来回忆这件往事时坦言：

“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够，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

也就是在北大图书馆担任管理员期间，毛泽东与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结识。在李大钊的影响下，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尽管毛主席那时脑海中所思所想依然还停留在改良主义的阶段，但也正是在李大钊、陈独秀的帮助下，开始有了新的转变。

图|1924年毛泽东在上海

1920年5月，毛泽东抵达上海，和彭璜等人在民厚南里租了几件房子，办起了自修大学，那时陈独秀已经在上海成立了党的早期组织，毛泽东经常到陈独秀住所老渔阳里2号去拜访，两人时常就马克思主义进行交流。

1920年下半年，随着“湖南自治”运动失败后，毛泽东彻底放弃了无政府主义的幻想，开始全身心的投入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

1920年9月，正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写信给毛泽东，内容中谈到：

“中国现在就要创建共产党，作为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

那时毛主席看到好友的信后，心里特别高兴，他在给蔡和森的回信中，明确表明赞同此事，反对萧子升提出的“温和的革命”主张，并且他还在信中提出：

“建党必须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指导。”

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建立起中国共产党早起党组织后，曾写信给毛泽东，希望他能在湖南也建立起共产党早起的党组织，并且还给他寄来了《共产党》月刊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这也是陈独秀对毛泽东的直接指导与帮助。

据李达回忆，发起组织共产党，由陈独秀、李汉俊负责，在湖南由毛泽东负责。

1920年年底，在毛泽东、何叔衡的积极活动下，长沙的共产党早起秘密组织正式建立起来。成员一开始只有6人，后来发展至10人。

时隔多年后，毛主席在谈到对自己思想起到帮助的人，李大钊、陈独秀无疑是被提及次数最多的人之一。

1949年，毛主席在西柏坡，就曾坦言：

“30年前在北京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我今天还不知道路在哪里呢！”

谈到陈独秀，毛主席也在回忆中表示：

“（在上海）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那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了其他人。”

图|1956年，毛主席在党的八大上填写的代表登记表

尽管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召开一大以后确立的，但毛主席把他组建并参加长沙共产党早起组织的时间当做自己的入党时间，无疑也是合乎情理的。

值得一提的是，毛主席虽然没有入党介绍人，但他却做过很多人的入党介绍人。

比如开国上将陈士榘，他是1927年10月15日入党的，他所参加的入党仪式，就是毛主席亲自主持的，而且这次入党仪式，也是我军历史上第一次连队建党活动。

对于当年这段往事，陈士榘始终印象深刻，一直到晚年弥留之际，他的妻子问：

“你一辈子最爱的是谁？”

陈士榘将军喘息着，用微弱的声音回答：

“毛泽东！”

在后来艰难的革命历程中，有不少人因忍受不了困难考验，先后都选择了脱离，诸如陈公博、周佛海之流更是在抗战时期成为汉奸。

可见无论如何，选择走什么样的路，都应该是自己决定的。

从少年时代立志救国，到选择人生方向后，毛主席始终如一，无论遭到何种困难，都没有放弃理想，他老人家一生的光辉历程，才是值得我们年轻人最该学习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