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阿芷
前言中国古代的旅行和旅游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已有数千年漫长的历史。
在中国悠久的旅游史上，最为引人注目的要数古代帝王的巡游了，史籍上一般又称之为“宸游”、“巡幸”、“幸”、“巡狩”或“巡省”等。
这一活动主要是指较远距离、较长时间、较大规模的帝王出巡、游历过程，有的史书上也把皇帝郊游、打猎包括在内。
一般认为帝王巡游具有明显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意图，但从现代社会发展情况来看，帝王巡游具有不可低估的历史文化意义，旅游历史文化当属其一。
帝王巡游是中国古代旅游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代帝王中，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就十分钟情于祖国秀美的山川，他曾经“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
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并且“中国华山、首山、太室、泰山、东莱，此五山黄帝之所常游，与神会。”
据《史记》、《尚书》、《礼记》记载，黄帝以后的舜帝、大禹都曾在外考察山川地理，巡游五岳。夏、商、周三代的旅游也多为帝王巡游。
以上黄帝、尧、舜、禹及三代帝王巡祭名山大川的轶闻，到春秋、战国时期已流传甚广，并已形成了天子五年一巡狩的旧制。
因为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等各方面的原因所限，一般都谈不上有什么旅游活动，所以，先秦时期的帝王巡游应当是当时具有政治目的的旅游活动。
如果说先秦时期的帝王巡游具有特别明显的政治目的，那么，秦汉以来的帝王巡游则多为政治目的与游山玩水性质并存。
如秦始皇巡游泰山时还有政治意图，但他28年“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的旅游目的更加明显；
公元前215年，他又“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在位期间，共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巡游，渡游过长江、去过丹阳、到过钱塘、会稽山……等名山大川I，甚至崩于巡游途中——“沙丘平台”心1；
西汉开国皇帝刘邦，为光宗耀祖，也曾衣锦还乡，游乐故乡沛县；
汉文帝在其西巡巡甘泉，北巡高奴之后，东巡太原时，他又“留游太原十余日”-31；
汉武帝在其执政的53年中，一共进行了各种形式的巡幸、封禅、游历达30多次，用他自己的话说，足迹遍及“荆、扬，楫江、淮物，会大海气，以合泰山。上天见象……”；
光武帝于公元50年，继秦皇汉武之后，以庞大的规模禅封泰山；
汉明帝也经常“动大辂，遵皇衢，省方巡狩，躬览万国之有无”。
隋唐宋元时期，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这一时期的帝王巡游不仅有规模、讲排场、游山，而且也玩水，比之前代诸帝，少了许多遮掩，多了几分热爱山水的真情，有的甚至置江山社稷于不顾。
如隋炀帝即位后，巡游无度，史载他“东西游幸．靡有定居”，他在位14年，留京却不到一年。
在位时光大规模巡游就有8次，特别是其三巡江都时，所乘的龙舟，俨如水上宫殿，后弱还有数千艘船，且“羽仪填街溢路，亘二十余里”，浩浩荡荡的船队长达200余里，骑兵在陆上还要夹岸护送，旌旗如林，遮蔽四野，人马逶迤，场面很是壮观。
唐代的高宗、女皇武则天、盛唐时期的玄宗也都进行了封禅活动，就连积贫积弱的北宋真宗也利用宋夏澶渊之盟后的短暂喘息之机来巡游泰山。
与宋真宗相类似的是，明代明武帝在位时．也已是内忧外患，国势日衰之时，偏偏明武帝却“耽于嬉游”，他曾巡幸密云、榆林、太原、涿洲、扬州、南京、镇江等地，还置纷繁的政事于不顾，在巡游途中“渔于清江浦”、“渔于积水池”，极尽逍遥之娱旧，来释放豪放的性情。
清代虽然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但却是中国古代帝王巡游的极盛时期，这其中尤以康熙和乾隆二帝为最。
他们借助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康乾盛世的东风，曾数幸东北，巡西北，下江南，塞外、陇西、中原、江南的许多名山大川、古都胜地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墨宝。
特别是康熙乾隆生前都曾六下江南，更成为千古传诵的佳话。康熙二十三年(1684)，康熙帝第一次下江南，由北京出发，经泰安，登泰山，渡淮水、扬子江，游苏州，驻南京，谒明陵，北上曲阜，拜孔庙后返京。
二十八年(1689)，康熙二下江南，经济南，入扬州、苏州，驻杭州，渡钱塘江，登会稽山，祭大禹陵，北上经南京回京。三十八年(1699)、四十二年(1703)、四十四年(1705)、四十六年(1707)，康熙帝又四下江南，基本上走的都是以上路线。
乾隆帝仿效康熙，于乾隆十六年(1751)、二十二年(1757)、二十七年(1762)、三十年(1765)、四十五年(1780)和四十九年(1784)六次下江南，所巡游路线和康熙基本一致。
总体说来，中国古代诸帝以强大的综合国力为依靠，多次大规模巡游，使中国古代帝王巡游活动以浩大、壮阔的特点成为中国古代旅游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中国古代的旅游活动产生了重大影响。
帝王巡游对古代旅游活动的影响首先，帝王巡游极大地推动了古代旅游交通设施的建设，开发了内陆和沿海的许多旅游资源，有利于旅游事业的发展。
每一位帝王巡游前，从中央到地方都十分注意整修道路、疏浚河道，或开挖新渠，积极改进车船等运输工具。
例如，秦始皇为了能顺利出巡，下令以咸阳为中心，修了两条“驰道”，在南部和西南部修了“新道”和“五尺道”，在北部修了“直道”，并且下令“车同轨”，他还开凿了灵渠等，这一切都有利于旅游交通的发展。
再如，隋炀帝开发运河的原因之一就是为游江南，大运河开通后，贯穿了河南、河北、江苏、浙江等省，连接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是世界上最雄伟的工程之一。
大运河的开通加强了南北联系，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
同时，为隋炀帝出游安全、舒适的需要，造船术又得以改进，隋炀帝一下江都时所乘的龙舟就有上下四层。
借助于帝王巡游的基础，到了唐代，基本上形成了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陆路交通网络和以大运河为代表的水陆交通脉络，同时官办的驿站馆邸、民间的旅馆店舍、乃至为外国商人开办的“胡邸”遍布全国各地。
唐代发达的旅馆技术还对东亚地区旅馆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日本、朝鲜都仿照中国样式建造本国的旅游馆舍。这既有利于社会经济文化的交流，同时还有利于旅游事业的发展。
其次，帝王巡游极大地推动了古代旅游活动的发展。帝王巡游活动进一步加强了政权稳固、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而且，综观帝王巡游时期，国家一般都是疆域辽阔、文化兴盛、经济繁荣。
这是中国古代旅游活动发展的前提和根本保障。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帝王巡游对官绅、士子、普通百姓产生了巨大影响，直接冲击了孔子的“父母在，不远游”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因此，中国古代，特别是帝王巡游频繁的几个朝代，如秦汉、隋唐、明清时期，旅游之风兴盛，旅游的人数和方式极为众多。
以唐代为例，有以玄奘、鉴真为代表的佛徒远行，有以李白、杜甫、岑参等为代表的文人漫游。
而清明春游踏青、重阳秋游登高等民间郊游的习俗也已经十分普遍，春秋两季的上巳节和登高节，人们相携至郊外，欣赏大自然的美景，或宴饮会友，促膝谈心，或清歌吟唱，有情有趣，格调清雅，以至到了“帷幕云合，绮罗杂沓，车马填阗，飘香坠翠，盈满于路”的盛况。
此外还有商人的经商旅行，他们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士人的宦游；外交使节的公务旅行、考察旅行；游侠等各种旅游活动。
他们之中涌现出了耶律楚才、常德、拉班扫马、汪十渊等杰出的国际旅行者，明代的七下“西洋”的航海家郑和，足迹逾万里的徐霞客，他们都创造了世界旅游史的奇迹。
这些旅游活动无一不是在帝王巡游的带动下发展起来的。
结语凡是帝王巡游足迹所至之处，也都有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传世，再加上各地帝王巡游的传说，更成为千古佳话，这些都成为后来珍贵的旅游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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