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抗大总校开赴前线

1938年冬，由于日寇企图进攻陕甘宁边区，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对边区的封锁，造成边区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也使广大沦陷区与蒋管区的青年难以通过封锁线投奔延安。为了继续发展国防教育事业，1938年底，中共中央决定将抗大第一、二分校迁往敌后。1939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又作出《关于抗大陕公等学校迁移到晋东南的决定》。

出发前，抗大进行了整编。根据党中央的决定，抗大总校除由留下部分队组成抗大第三分校留在延安外，校的领导机关和第一、二、三、四大队，以及“华北联合大学”合编为一个纵队，共5000多人为了便于行军、作战和迷惑敌人，抗大总校改称“八路军第五纵队”的野战军番号，由罗瑞卿任司令兼政委，成仿吾任副司令，张际春任政治部主任，王智涛仟参谋长，我任副参谋长。由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陕北工人学校等单位合编成的华北联合大学，改称独立旅，由成仿吾兼任旅长和政委。同时，将原来的教学单位—大队、支队、学员队、区队，依次改称团、营、连、排的战斗序列。

出发前夕，中央机关召开了热烈隆重的欢送大会毛泽东亲临大会，作了重要指示，以“三个法宝”作为临别赠言:“一、坚持统一战线;二、开展游击战争;三、巩固内部团结”他说，这是同志们上前线去的总方针，是拯救中华民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法宝。

7月10日清晨，延安下起了小雨，空气清新宜人。延安党政军机关和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女子大学、抗大三分校等及当地群众一万多人，在飞机场敲锣打鼓、挥舞彩旗，欢送第五纵队东进。罗瑞卿向欢送的同志们发表了慷慨激昂的“告别辞”“到敌人后方去!”，’’保卫华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坚决抗战到底!”的呼声震撼山河。

我们的队伍按预定计划，是在延水关、永和关一线东渡黄河，经山西永和、石楼等地，在灵石县附近涉汾河，然后，通过同蒲铁路封锁线，到达晋东南的长治可是，由于情况变化，连日大雨，山洪暴发，不能徒涉，而且，日伪军队从7月7日开始对我晋西南根据地进行“扫荡”，原定的行军路线受阻，纵队领导人经过研究，请示中央军委同意，决定改道经晋察冀边区根据地，再待机进晋东南。

8月初，纵队分为三个梯队先后从延川、延长出发北上，经清涧、绥德、米脂、茵县到盘堂，分批乘船渡过黄河，抵达山西兴县。这里是一二0师根据地。队伍在兴县稍事休息，即由彭绍辉、罗贵波率领一二O师三五八旅七一四团和独立第一团护送东进。

队伍越过吕梁山，渡过汾河，到达忻县以南、太原以北的磨庄、豆罗一带的同蒲路封锁线三五八旅是久经战阵的英雄部队，他们担负护送任务，抗大师生心里更加踏实。掩护部队在敌人的封锁线上往返6次，掩护抗大三个梯队分成三批过封锁线。除第三梯队的后续部队遭受敌人袭击，受到一些损失外，大部分同志都顺利通过了封锁线。

这么庞大的队伍通过敌人严密的封锁线是相当艰难的，因敌机盯着我们轰炸，只得白天隐蔽，晚上走路。一晚要跑150多里，有的团队还是在敌人的炮火下通过的，学员们之所以能够克服困难，完成挺进任务，主要是依靠党的坚强领导和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保证，依靠老红军干部的骨干模范作用，带领知识青年去战胜各种困难。当队伍准备通过同蒲路封锁线时，三个梯队都普遍进行了庄严的宣誓仪式。誓词大意是:我们一定要完成党中央给予的光荣任务，通过封锁线，直到最后胜利，如遇危险情况，宁肯义死，绝不变节。

通过封锁线，翻过一座大山，就进入晋察冀边区根据地。又经过几天的行军，终于到达河北省的灵寿县陈庄、麒麟园一带，粉碎了日军妄图在途中消灭抗大的阴谋。

总校第一、二梯队干9月底10月初先后到达灵寿县陈庄驻地，原驻这一带的抗大二分校把校址让给总校，迁往韩信台一带。10月10日，总校在政治部驻地张家庄举行了“青年纵队”远征祝捷大会。不久，第三梯队也历尽艰辛到达陈庄，与第一、第二梯队会合至此，胜利完成了第一阶段的进军任务。

由于日寇在晋东南的“扫荡”仍在疯狂进行，总校开赴晋东南还有困难。同时，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整理抗大问题的指示》，所以总校领导人就决定利用这段时间，对前一段行军中的工作进行检查总结，并根据军委的指示对今后在敌后办校的方针、办法进行研究。

1939年12月，学校召开了第三次党代表大会，讨论了如何巩固党的组织、加强阶级教育与马列主义教育，如何保证学员毕业后都到八路军工作等问题。这次大会还选举出席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出席抗大这次大会的条件是:支部委员和科长以上的干部我出席了这次大会，但事后听说，支部上报我的名单时，曾被刷下过两次，因为支部坚持上报，才最终未被刷下。这些情况我当时还不知道。知道后，我想，为什么要刷下我?还不是那个“国焘路线问题”作祟吗?我很气愤!负责审查代表资格的同志主观、“左”到何等程度呀!

在陈庄驻地期间，我身体很不好，长期失眠原因:一是行军中工作过于繁忙，敌情紧张，常常整夜不能安睡在一次参谋工作会议上，有人说:参谋长是留苏的，实际战斗经验不多，副参谋长是红军土生土长的，曾作过些参谋工作，他应该多作些。工作中也是这样安排的还有一件影响我身体的事，就是我不该把“留有尾巴结论”带到前方来，而应把问题解决后再轻松上前方。自己认为没有问题，觉得对党问心无愧。可是，别人不了解，他认为他是对党负责，所以动不动就要敲打你一下。每当遇到这些事清时，就很不愉快!

陈珉的身体也不好，原来身体基础就差，每天行军七八十里，过封锁线时曾晕倒在地，到达晋察冀后曾大病一场。她的工作调到保卫部也较忙，这是身体垮的原因。

1939年12月，盘踞灵寿县的日伪军队数百人再次袭击陈庄。总校和二分校及时转移，使敌人扑空。抗大没有受到损失，但在陈庄附近几个团的驻地却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烧毁了不少房屋。我们发动全校同志为群众修房，安慰、救济受难群众，进一步密切了军民关系。

1940年2月10日，晋东南地区已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局势比较稳定总校即从陈庄一带出发，于13日夜在河北井隆附近越过正太铁路封锁线，于2月26日到达武乡县的洪水蟠龙一带，到3月与第一分校留守大队会合，胜利地完成了挺进晋东南的任务。此后，抗大总校靠近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便于直接接受其领导，也更便于加强对各分校的统一领导和工作指导。

4月15日，抗大总校第六期便在武乡县的蟠龙镇开学了。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都出席了开学典礼，作了指示。他们鼓励同学们到抗日战争的最前线来受教育，接触更多的实际，毕业后积极参加部队工作。

抗大驻蟠龙期间，陈珉为我的问题，给罗瑞卿、张际春写了一封信，谈到我长期失眠，身体不好。她也提到所谓犯错误的问题，说她不了解情况，不好发表意见但对我为此问题闷闷不乐，却是个问题。因为陈氓是个新党员，她不好直接指责组织上对我的问题处理错误，而是在信的字里行间有所流露。她说，她是个很要强的同志，结婚后，看到我这个情况，很着急，希望组织上对我的身体给予关照。

罗瑞卿看了陈珉的信后，同张际春说:“是否夫妻关系发生了问题？”而张际春理解陈珉的意思，他向我连连表示:“陈珉是个好同志”他并且说:她身体不好，行军中应关照一下，解决牲口问题。

关于我受委屈的问题，张际春始终是理解关心的，所以他对陈珉的信也容易理解。他对我和陈珉的关心，我很感动!特别使我感动的，是在1945年，他由前方回延安参加“七大”，他得知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他很高兴，并向我道歉说:“我那时坚持也不够，我应该以政治生命来担保，对你负责。”

我说:“张主任，在总政作结论的那次会上，只有你一个人了解我，你站在公正的立场上作了证明，你能做到这点，我已经很感谢你了!”

张际春是我的同乡、老战友，不仅我对他有良好的印象，而且，他在抗大干部中也是一位威信很高的好领导者。他原则性强，作风正派，平易近人.生活艰苦，处处以身作则。抗大的同志，特别是青年干部都亲热地称呼他“老妈妈”。

张际春有理论，有学问，有才华，幽默风趣，喜欢写诗。在前方紧张的生活中，为括跃文化生活，他写了一首嵌名诗登在校报上，让大家猜字谜。诗是这样的：

雪花铺远道，

晚霞照野西。

朔北漫游去，

何处把身栖。

每行嵌着一个人的名字，看谁猜得对，猜得快。

我立即猜出了四个人的名字，并写成一个纸条封好交给谢翰文。结果我全猜对了，得了第一名。

头一行嵌的是白璐，是抗大政治部刻蜡版的，是个活跃人物。第二行嵌的是赤茜，即是郝治平当时的名字，也是张际春写诗的主旨。因为那时张际春已经知道郝治平和罗瑞卿的关系。第三行嵌的是沙旅，政治部宣传部搞时事宣传的。第四行嵌的是胡家是宣传部的编辑。这都是张际春手下多才多艺的干部。

1940年6月1日，在纪念抗大成立四周年的庆祝大会上，彭德怀副总司令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宣布命令:调罗瑞卿任十八集团军野战政治部主仟，由中央军委参谋长膝代远继任抗大总校副校长。何长工任教育长。

罗瑞卿离别抗大时，我和陈珉写了一首诗赠送他，他很感激，说他没有好的东西送我们，就把他用的一幅蚊帐回赠我们。几年共事，当然有些恋恋不舍。

在武乡县蟠龙一带住了一个时期，因日寇“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骚扰，总校又转移到黎城附近霞庄一带。在此，抗大组织上批准我休息治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