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从成都撤往台湾，但在从大陆撤退这一历史事件中，有一件事他做得有条不紊，这就是把存在上海中央银行的国库黄金悉数运走。蒋介石知道，他要去台湾苦撑一个小王朝，军队固然最重要，但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军队是要用钱来养活的，还有社会的安定、经济的发展，哪一样没钱也不行。因此蒋介石老谋深算，在第三次下野之前就对国库黄金问题作了周密考虑。他命令把大部黄金运往台湾，一部运往厦门。这倒不是说他在1949年1月就已确认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彻底失败，他在1949年12月初还认为他还有力量守住西南，再来一个8年抗战，但是他不能不充分考虑到大陆彻底失败的可能性和此种结局的严重性，然而这只是其一；其二是此时他已下野，李宗仁当了代总统，他不能让李宗仁用这些黄金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他要看着李宗仁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再把总统的位置交出来。
蒋介石是怎样把黄金运走的呢？美国人斯特林·席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中写道：
蒋介石劫夺中国银行的计划，执行得非常谨慎小心。一艘脏兮兮的货船，停泊在国泰饭店对面的上海外滩，船上的苦力，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其实都是第一流的海军士兵伪装的。中国银行的若干主管打开了金库，因为他们已经接受了重金贿赂，并获准搭乘这艘等待的货船逃往安全的地方。国民党部队在银行四周好几条街道外就设立警戒线，包括南京路和外滩的一部分。从黑暗之中，不时传来“苦力”搬运重物时的嗨嗨声。每一个人都用扁担担挑着两大包东西。在水银灯下，他们像食尸鬼般地在银行和货船之间来回奔跑。一位英国记者乔治·梵正在办公室里写稿，偷偷看到整个过程，不禁大吃一惊。当他恍然大悟是怎么回事时，就用怪异的哲学语句打电报回伦敦总社：“中国所有的黄金，正被用传统的方式——苦力运走。”
斯特林是有想象力的，但同日本人伴野郎相比就稍逊风骚了。伴野郎在《蒋介石的黄金》一书中编织了一个复杂得多的故事。他说蒋介石为把几百万盎斯的黄金运往台湾，特令蓝衣社头子蒋大东制定了一个叫“信天翁”的作战方案。而这一秘密一经泄漏，美国对华经济援助机关、上海青帮、侵华日军滞华人员以及隐迹山林的黑贼、浪迹江湖的劫匪都纷纷登台，演出了一幕罕见的黄金争夺剧。
如果斯特林的描述是新闻记者的合理想象，伴野郎的故事则完全是小说家的编造。那么，真实的情况又如何呢？让我们看看当事人回忆。蒋经国在《我的父亲》一书中披露的情况是：1949年4月底，当国民党军从上海快要撤退的时候，蒋介石派蒋经国等几个人到上海去，要他们设法把中央银行库存的黄金全部搬运到台湾去。临行的时候，蒋介石再三嘱咐蒋经国：“千万要守秘密”，因为他“早已预料，李宗仁一定要以国库黄金作为和谈的条件之一”，其实是怕李宗仁阻止他们运走黄金。蒋经国等人秘密潜入上海，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这一批黄金运到了台湾。蒋经国后来评论说：“政府在搬迁来台的初期，如果没有这批黄金来弥补，财政和经济形势，早已不堪设想了，哪里还有这样稳定的局面？古语说无粮不聚兵，如果当时粮饷缺乏，军队给养成了问题，那该是何等严重？”
蒋经国等人去上海偷运黄金，除了防备被李宗仁发现阻挠外，不是没有别的麻烦，具体内情细节虽未尽知，但从蒋经国的日记里可窥一班。1949年2月10日，蒋经国在日记中写到：“中央银行金银之转运于安全地带，是一个重要的工作。
但以少数金融财政主管当局，最初对此不甚了解，故经过种种之接洽、说明和布置，直至今日，始能将大部分金银运存台湾和厦门，上海只留20万两黄金。”为什么会留下20万两黄金，而未悉数运走?这是因为蒋经国等人遇到了小麻烦。据何善坦回忆，当伙同蒋经国去上海办理此事的俞鸿均在一个夜晚召集有关人员举行秘密会议时，有人反对把黄金等全部运走。因俞氏在任南京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之前，当过上海市长，所以反对者对俞氏说：“你以前曾为上海市长，现在自应为上海市市民着想，如将全部库存运空，则市面将何以维持？”会议经反复讨论，决定留存部分在上海“以备缓急”，其余则悉数运台。
上海的大批黄金到达台湾之后，蒋介石又记起还有一箱的珠宝，存放在中央信托局，命令蒋经国等人再赶到上海去，设法把信托局那一箱珠宝也运到台湾去，这一箱珠宝，多半是抗战时期一班汉奸非法搜刮的财物，胜利后被国民党政府没收，交付中央信托局代为保管的。因为蒋经国曾经担任过管制上海的经济工作，知道这箱珠宝的存放地点，所以，蒋介石命令他去负责执行这一任务。但是当他到达上海时，李宗仁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立刻下令：任何人不准移动这箱珠宝。但他积几十年和老蒋斗法之经验教训，深知仅一个命令难以确保，后来索性命令那个保管保险箱的人，飞到香港去，使蒋经国无法可施。蒋经国因此向蒋介石建议：“据所知道的情形，这一箱珠宝已经用了不少，剩余的东西，仅值二三十万美金，我们何必为此区区之物，同人家伤和气。”没料到蒋介石大发脾气，他说：“到了台湾，当军队粮饷发不出的时候，就是一块美金也是好的！”蒋经国听了无言可答，只好再去努力。结果还是没有法子把这批珠宝搬出来。
蒋经国固然是盗运国库黄金的负责人，但具体的执行人却是文前提到的俞鸿均。前国民党新闻局长董显光曾著文写道：
二月间有一机会可从行将胜利的共党手中夺回国家的重要资产。蒋总统深信大陆不免于沦陷，乃以国民党总裁的地位，命令干练而可靠之中央银行总裁俞鸿均密将政府所存黄金运往台北，以免将来沦入敌手。这些存金到了台湾，于必要时，将可支持政府抗共。俞鸿均立即遵命办理，此项存金运输遂于2月20日完成。李宗仁闻此消息，异常恼怒。
俞鸿均是如何把数百万盎斯的黄金运往台湾的呢？是否如斯特林所描述的“一艘脏兮兮的货船”，“一群化了装的苦力”用扁担嗨嗨地挑着两大包东西奔走于银行大楼和货船之间？”
王康曾著文写道：
三十八年初，总统引退，国军的全部黄金数百万两，当时都存在上海，代总统李宗仁却禁止搬运，如上海一旦失守，而这批黄金落入共匪之手，则国家的损失将更惨重，俞氏不声不响，与当时任台湾省主席的陈副总统函电密商，决定将黄金全部运台，在某一个深夜里，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密令军舰一艘，停泊在上海黄浦滩中央银行附近的码头边，中央银行附近的街道，临时戒严，一箱一箱的黄金，悄悄运上军舰。在天破晓之前，该军舰已驶出吴淞口，以最大的速率，驶往基隆。
《新会俞先生鸿均事略》中说，运送黄金的军舰驶离上海后，俞鸿均犹虑旅途有失，心中沉重，朝夕绕室不已，两天以后，陈诚打电报给俞，全部黄金已妥收妥藏，坐在上海外滩中央银行总裁办公室里的俞氏，“这才感到肩膀上的万钧重担豁然减轻”。
董显光说，俞鸿均当时是中央银行的总裁，其实并非如此。彦远在《俞鸿均先生的风范》一文中说，也许有人认为俞氏当时既为中央银行的总裁，筹划启运库存黄金至安全地点，本为其职责以内的事。其实，俞氏当时并不在中央银行总裁任内，当时的中央银行总裁是财政部长刘攻芸兼任，俞氏不但已经离职中央银行，而且他当时也不在上海，而是接到蒋介石的命令以后，从香港飞来上海的。可见蒋介石并不管什么“法统”、“国统”，只要千方百计能将自己要办的事情办成就行。
关于俞氏飞沪一节，王康说，当时上海战役刚刚开始，守在龙华机场的国民党军实行戒严，俞氏下飞机后即被扣留，尽管他反复解释介绍，但他没有任何证件能证明他就是俞鸿均，卫兵也就不让他走，他只好反复给汤恩伯拨电话，终于电话打通，汤恩伯派车来接，俞才得以脱身。
俞鸿均回上海以后，立即协助蒋经国把中央银行的所有黄金、白银以及外币提出运走。那么，在蒋介石密谋策划和指挥下，一共运走了多少黄金？历来说法不一。有的说11万两，有的说120万两，甚至还有的说，当时蒋介石要汤恩伯坚守上海，就是为了抢运库存黄金，有一艘兵舰由于超载装运而在海中沉没。
根据比较可靠的资料，蒋介石运走的国库黄金应为297.3万余两，此外还有银元1640万元，这些全部运到了台湾；还有1537万美元运到了美国，存入美国联邦银行的国民党政府帐号。
至于那艘沉在海中的兵舰，实为中央银行装运档案卷宗的“太平”号轮，它在开离上海驶往台湾途中，被另一艘国民党军海军兵舰误撞沉没。
蒋介石把那么多的黄金银元运往台湾，首先是给李宗仁留下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据李宗仁在其回忆录中说：
陈诚上任后蒋先生便密令将国库所存全部银元、黄金、美钞运台……库存全部黄金为390万盎斯，外汇7000万美元和价值7000万美元的白银。因此在我就任代总统之日，手头一文不名。为维持军饷，安定民心，曾命行政院饬财政部将运台的国库银元金钞运回一部分备用。但是在台负保管责任的陈诚奉蒋暗示，竟作充耳不闻的无言抗命。政府救穷之术，唯有大量印发原已一文不值的“金元券”。大票成群出笼，致币价贬值，一日千里。金融市场完全崩溃，百业停顿，军心民气完全丧失，遂形成无法收拾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