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楼到一楼，一个健康成年人在中速步伐下，走下来只需1分半钟。胖先生花费了超过100分钟。

▲ 胖先生手术前经历了长达三个月的准备期。上海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新闻坊》记者陈涛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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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位消防员挤在楼道面面相觑。

5月12日傍晚，上海市杨浦消防内江救援站的消防员们接到求助，要帮助一位因呼吸困难急需就医的胖先生下楼。按照出警惯例，他们带来了一副简易担架、一副躯体固定担架和一台伤员转运椅。

胖先生名叫李民，身高接近1.9米、体重超过500斤，担架的最高承重范围只能负担他身体重量的一半。最终，救援只能依靠最原始的人力和绳索，一步一步缓慢挪动。从四楼到一楼，一个健康成年人在中速步伐下，走下来只需1分半钟。李民花费了超过100分钟。

在过去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胖先生几乎很少下楼。肥胖击垮了他的健康，也吞噬掉他的生活。从10来岁开始，他的生活便受限于体重带来的不便，上学、就业、交友，都遭遇不友善的场面。

一项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以肥胖指数（BMI）大于或等于 28 kg/m²为标准，到2019年，中国成年人全身性肥胖发病率已达到14%，这意味着每10个国人中，就有1.5个肥胖者。这一比例较2004年增加了两倍。

胖先生选择关上房门，也关上心门。除了与身边极为亲近的少数家人交流，几乎断绝了外部世界的社会往来，仅靠游戏赚取时有时无的收入。最久的一次，他可以连续一整年都不踏出房间一步。他将自己的少年与青年时光，锁闭在上海控江路的一间四层小屋内。

为了救命，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的外科医生在这个夏天切除他大部分的胃。但找回健康，只是35岁的胖先生重启人生的第一步。

被围观的救援

“从来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29岁的消防员李顺对三个月前的那场救援记忆深刻，他和同伴在抵达现场的第一反应大多都是，“蒙掉了”“吓到了”。

对于上海市杨浦消防内江救援站的消防员们来说，人员救助原本是他们最熟悉擅长的事。胖先生居住的这片建成于上世纪90年代的居民楼，是上海老宅最常见的灰色水泥面，刷着绿漆的铁栏杆和白色墙面是近几年翻新过的，楼梯间大多零散摆放着住户的纸箱、快递、自行车或是小盆绿植。

困难摆在眼前：没有电梯、着力点少、救援空间狭窄、无法借助更多工具。所有人在并不算开阔的楼道构想了好几种方案，比如直接将人横着抬起来，或是利用器械工具从窗户吊出去，但都无法实施。

早在消防队员入场之前，李民的家人还花费500元钱请来了装修队的5位工人搭把手。但几位体力颇好的工人发现，无论用什么角度抬举，都几乎无法做到将李民的脚抬离地面，安全下楼更是奢望。

在一家1995年就搬进来的老街坊印象中，社区生活一直安静平缓，5月12日的救援算得上是过去几十年里“最轰动的大场面”。

李民的身体在那天临近极值，无论是站立、坐下还是移动，都无法自身借力，必须完全依靠他人帮助。“我一放手可能就倒下来了。”他对赶来现场的救援人员解释。

摄像机记录下那天现场的画面：身穿短袖绿T恤的李民靠坐在一张铁椅上，救援绳从他两侧手臂穿过腋下至后背固定。在平路的时候，最开始先是6名消防员试图拉动，没有反应，又增加两人。到了倾斜的楼梯上，8个人的力气都不够用了。

▲ 消防人员帮助胖先生下楼。图片来自公众号新闻坊

为了避免造成二次伤害，下楼中的李民必须仰面朝上，重心后移。有人专门负责拖移，还得有人用安全绳稳定住他，以防摔倒，还得随时考虑下楼速度和身体倾斜角度。

整个过程，李民只能被动配合，围陷于一圈橙色救援服的消防员中。包括消防、民警、居民在内的12人轮流交替参与到搬运中，每挪到一层的拐角平台处，所有人都不得不停下大口喘气休息。

从四楼到一楼，一共48步阶梯，消防员们耗费了近2个小时才完成这次救援。一位邻居记得那天救援结束时的场景，“消防员们够年轻力壮吧，搬完下来后全部瘫倒在楼下，又累又热。”

这场惊动了所有人的下楼，从消防救援车开进小区后便引来众人围观。附近单元楼的几十号邻里，陆陆续续围拢到李民所在的楼栋，想帮忙的、看热闹的、拍照摄像的都有，以至于救援人员到场时，不得不让现场民警帮忙疏散，从人群中开出一条通道。

闲言碎语中讨论最多的还是“这小伙子怎么这么胖啊？”另一位参与救援的消防员覃运途记得，那天傍晚，处于关注点中心的李民一直没怎么说话，大多数时候低着头，在嘈杂人声音中露出不好意思的表情。

邻居周叔叔就住在李民家同一栋楼的一层。在他印象中，已经有长达四、五年的时间没有见到过李民了，上一次看到他扶着楼梯下楼也是很吃力的样子。在消防队员赶来营救之前，大多数的街坊都不清楚，“原来这个孩子的状况这么糟糕了，已经完全不能下楼了。”

“救命”的手术

8月18日，李民躺在一张为他定制的手术床上，医生开始进行这台“救命”的手术。

但原本应该充起来的气腹无法建立，腔内的“迷宫”场景复杂难辨：厚重的脂肪层挡住胃部，肠道的位置也难以探寻。在监视器屏幕中，肉眼可见最明显的脏器，是一个同样沉积了黄色脂肪痕迹的巨大肝脏。

这些油脂状的物体在身体各处施展威力。肺部被膈肌狭窄压缩得极小，肺泡外也被它们包裹——以至于普通人轻易能做到的呼吸，对李民来说，就像是“隔着很多层窗帘吐气”。

医生韩晓东至今清楚记得第一次见到李民的场景：患者插着气管躺在首次就诊的新华医院病床上，四肢浮肿，口唇呈现出高度缺氧的紫绀，“气若游丝的感觉，好像随时快不行了。”他还连续睡坏了两张从妇产科借调过来的超重护理床，院方不得不单独为他定做了一张特制床。

医生说，在减重代谢学科领域，体重指数（BMI）跃过数值70的李民被视为“超级超级肥胖患者”。医生形容，他的心肺功能脆弱得“像70岁的老人一样”。

“我们很明确，李民的肥胖是营养过剩导致的原发性重度肥胖，不是其他疾病导致的继发性肥胖。”韩晓东的判断是，李民肥胖的根源还是源于不良生活习惯。

韩晓东说，“为他进行袖状胃切除术的想法从来没变过，从一开始，这就是他唯一的出路。”

▲ 9月1日下午，妈妈和姑姑在ICU病房外和胖先生连线鼓励他。新京报记者杜雯雯摄

北京世纪坛医院副院长、减重中心主任张能维是国内第一批做减重手术的医生。他介绍，早在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减肥”就作为一种医学问题被引入了外科手术领域。直到2005年，减重手术在国内开展起来，而袖状胃切除术是在2012年才开展起来。“袖状胃切除术又名全称腹腔镜缩胃手术，其原理是切割出胃的大弯，缩减胃容量，从而降低刺激产生饥饿感的激素分泌。”

“它比较简单、并发症少。”但由于该手术会改变了人体内部结构，“只有肥胖到一定程度，即 BMI 指数达到32.5或以上的患者才能接受该手术，而若患者的肥胖已威胁到身体健康情况——如已出现心脏问题、呼吸问题、代谢异常、高血压、糖尿病等并发症的患者， BMI 指数可放宽到27.5。”张能维说。

最开始，医生们对李民的预判是，在手术前大约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去做准备。一个多月后，李民的体重从5字头掉入4字头，但心肺功能改善仍旧不佳，手术时间不得不一推再推。

CT、核磁共振的检查仪器都无法为李民所用，要么进不去，要么机器超负荷无法运转。因为脂肪层太厚，胸片也不能清晰显示他真实的肺部情况。医院的超声科不得不特地调来一台曾为日本相扑运动员做超声检查的仪器。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减重代谢科自2011年成立至今，已经进行过袖状胃切除术超过1000例。李民是第一个需要如此频繁动用MDT（多学科团队）做全院大会诊的病人。几乎每隔两、三个礼拜，就有来自减重代谢科、内分泌科、ICU、麻醉科、心内科、呼吸内科、营养科、康复科的近30位同事专门针对李民的病情开会讨论。

共计三个月的术前治疗时间里，医生们划定的大方向，是要帮助李民强心利尿、锻炼心肺和规划饮食，减肥药和定制食谱都派上了用场，以便李民的身体能调整到适合麻醉和手术的要求。

对于李民来说，这是一场与自己身体的 “战役”，他跟医生、家人都表达过紧张和害怕。“他看起来很绝望，这三个月的生活就像在‘走钢丝’，”近身照顾了他三个月的姑姑说，“我告诉他，这个苦你一定得吃，一定要熬过去。”

8月18日，一场数小时的手术，暂时缓解了李民的健康再度恶化。医生们观察到了李民切下来的胃部标本，足足比普通人的胃部大了一倍多。如果一切顺利，他将在未来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里，成功减重到几乎只有一半体重的自己。

隐居者

9月初的一个傍晚，李民还不能张口说话，在ICU的病床上拉着母亲刘芳的手，用指尖写下两个字：回家。

家，的确是李民最熟悉的地方。

自从10岁时，全家搬进控江路这栋淡黄色的居民楼四层后，他在此度过了二十多年的少年和青年时光。这个实际面积不到40平方米的家，一直维持着多年前的模样。

家里许多东西都为李民而设。他坐坏了好几把凳子椅子，家人花250元钱特意找工匠给他定做了一把牢靠结实的铁椅；普通床板无法承受他睡觉的体重，底下必须放上两个厚实的樟木箱子，再搭上宽厚的木板。

▲ 胖先生在杨浦区的这栋小楼中度过了自己的少年和青年时光。新京报记者 杜雯雯摄

由于先天的高个遗传基因，李民读到小学六年级时，个子已经长到1.7米，高出同龄人许多，体重也超过200斤，总受到同学的嘲笑。

刘芳还记得，儿子个子又高又壮，原本坐在最后一排，因为调皮被换到第一排，但个子高又挡住所有人。上初一的时候，青春期的孩子变得更加敏感，时不时便在学校与人发生矛盾。

母亲频繁地去学校，跟对方家长道歉、认错、赔钱。老师让李民留级，孩子自尊心强不愿意。学校建议她和丈夫把孩子转到工读学校，更是惹恼了刘芳，“那是坏孩子才会去的地方，李民怎么能去那里。”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刘芳两口子工作的百货商店效益正好，月收入接近2千元，当时她和丈夫想着不能让孩子受欺负，干脆横了心让孩子退学，从此便养在了家里。

从那时起，李民的人生就像枝干斜生出的旁支，走向了另外一条道路。

成年后，他一共尝试过两份工作。先是一份安装有线电视机顶盒的工作，需要每天爬楼到客户家里，但没隔多久这家公司关闭了业务，李民失业了。第二次，他被介绍到一个汽车厂的流水线上去做工人，对方一看到他的身高和体型，在面试环节就拒绝了他。

两次不太顺利的就业尝试后，李民便不愿再去尝试。李民回到了家里。父母、女友和一条爱冲陌生人吠叫的小狗，便是李民家里最亲近的家庭成员。

父母退休后，每月拿着不到一万的退休金。社区考虑到李民的实际情况，让他吃了低保，一个月有1000来块钱的收入。万元左右的家庭月收入，支撑起这个家里四口人的全部生活。

家人的印象是，30岁之前，李民的身体还算健康，体重不到300斤，也没怎么进过医院。2017年之前，除了每隔两年会发一次高烧，身体没有出现异样。

以前，他还会下楼理发、买买东西或是扔下垃圾，甚至会和其他情侣一样，与女朋友一起到社区里闲逛遛狗。和他认识超过十年的朋友王晓伟还记得，早些年李民虽然不怎么爱运动，但也会出来和大家聚餐、泡网吧、K歌。

情况极速恶化发生在最近这两三年。他几乎“长”在了椅子上——睡眠极少，日夜颠倒。从早上五点多起床便开始打游戏，全天都对着电脑。一天之内，只去两次卫生间是常态，除了吃饭的间歇，便不再从屏幕前挪开，女朋友欣欣劝说过他，甚至到了吵架的程度，但也没什么效果。再后来，他开始频繁吃宵夜，最爱的是糖醋排骨。

交往的几年时间里，欣欣见证了李民的体重从300斤飙升到500斤。李民的生活，也几乎不再和楼下的世界产生交集，最长的一次，可以一整年不踏出房门一步。

大约从两年前开始，欣欣注意到，李民原本柔软的肚子开始出现发痒的硬块，还有指甲盖大小的肉色水泡。再到后来，他连洗脸刷牙都无法靠自己站立完成，吃饭也需要别人把碗筷递到手中，日常生活变得非常费力。

手术并非一劳永逸

韩晓东把李民这样的患者称为“胖友”。科室刚刚成立的头两年，几乎没有什么患者前来问诊，减重代谢科的医生只能坐冷板凳看文献。过去，大家对肥胖和手术的理解还局限于，“胖了去运动减肥就可以，动手术？侬脑子瓦特了？（上海话：脑子坏掉）”

韩晓东说，当身体已经到达重度肥胖之后，内分泌也随之改变，整个人已经进入“肥胖循环模式”，单靠自己能减重的概率非常之低。

韩晓东常常在网上科普减重代谢的医学常识。“这是我们减重代谢科医生很困扰的事情，我觉得我们用尽洪荒之力去宣传了，但社会对于这件事，别说认可度，连知晓度都很小。”

2005年到2009年期间，张能维所在的医院大概每年只做5到20例的减重手术，“2005年的时候，只要病人一犹豫一打听，肯定是没戏了，因为没人知道这个手术，很多外科医生都不知道。”

他回忆，直到2009年，减重手术才有了一个“飞跃”。美国糖尿病协会（ADA）发布2型糖尿病治疗指南，将减重手术作为解决措施列出。这份指南规定，BMI指数超过32便存在危及健康的隐患，需要实施减重外科手术。许多人开始意识到，肥胖的并发症远远比体重本身可怕，很快减重手术在中国火了起来，在张能维的世纪坛医院，指南发布后，手术翻倍。

▲ 胖先生8月进行袖状胃切除术后，医生预计一年到一年半后他的体重将重回300斤以内。新京报记者 杜雯雯摄

但发展到后来，减重手术被滥用。他说，一些私人医院因无差别进行减重手术，造成很多患者出现营养不良等并发症，甚至有人死亡。 2012年，中国医师协会规范减重手术的专业行为，规范二甲以上医院才具备展开该手术的资质。

据张维能估算，中国现在开展袖状胃切除术的医院大概有200多家，其中30%-50%是三甲医院。“以我们的肥胖基础，全国去年减重代谢手术才做了1万多台，放到国际上，我们的减重外科在世界上也还是个‘婴幼儿时期’。”他认为。

那些前往韩晓东门诊咨询的患者大致被分为三类：人数最多的是为了健康，一些患有中度、重度肥胖同时伴随高血压、糖尿病、重度鼾症、脂肪肝的患者，想赶在身体的危险信号抵达前找到出路；另一种是存在争议的，单纯为了瘦身减重而来的健康人群，以年轻女士居多。

张能维则把前来就诊的患者，形象地分为三类：生的、养的、害的，分别对应遗传基因导致的肥胖、养育过程中不恰当的喂养方式、以及以赚钱为目的的各种减肥中心和错误减肥方法导致的“越减越肥”。

李民属于不恰当的喂养方式造成的肥胖。被消防救援的新闻在上海当地的电视台报道后，一些质疑的声音也传到了刘芳的耳中。她不愿直面去回应那些关于“溺爱和放任”的指责，但也称，“网上的评论也有一定道理，孩子长这么胖我们还是有责任的。”

与李民接触交流过的人，都会发现他并非性格木讷和难以交流。在众多对于李民的评价中，“情商蛮高”、“聪明”是最常见的词语。以至于医生韩晓东也曾感到困惑，“这个孩子按理说不应该在家里胖成这样啊？”

张能维在减重中心与患者打交道后发觉，更多的肥胖者痛苦、自卑。曾经，张能维的一个女性患者做完手术后满眼泪花地告诉他，觉得整个社会都变得温柔了。有患者曾告诉他，找工作时最怕被问的就是“这工作你能坚持住吗？”心里的脆弱点会立刻被戳中。

据张能维回忆，他所接触的患者中有一多半都没有工作。“要不就做轻松的、不需要体力的工作；要不就是自己坚持不下来，行动都不能自理，只能靠家人养着。”对于后者，张能维说，“这种基本上都是自暴自弃的状态。”

九月初的夏日，上海天气潮热。位于13楼的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重症监护病房，与外面相比是两个世界。这里没有门诊熙来攘往的嘈杂和汗水，只有病房外的安静。

李民于三个多月来一直住在ICU病房。最危急的时刻，家属们被告知，要“做好准备”。

在手术之前，李民表达出极低的求生欲望，“他原本对自己的生命不抱任何希望。”韩晓东说。对于韩晓东来说，减重代谢手术的意义，便是让那些因为肥胖被疾病困扰甚至影响生活的患者，能够重新找回正常轨道。

但手术并非一劳永逸。减重代谢科的医生把减肥比喻为一座金字塔。塔基是调整饮食结构和运动，塔腰是减肥药物等手段，而手术是位于塔尖的“最后一个选择”。

“不要把手术想得太神，”韩晓东说，“减肥是一辈子的事情，医生能做的是把‘胖友’的人生拉到一条正确的路上，但最终能维持多久，还是要靠自己。”

（文中李民、刘芳、欣欣为化名）

新京报 记者 杜雯雯实习生 裘星

编辑陈晓舒

校对吴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