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凡尔赛宫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即将在凡尔赛宫召开。德国战败后将退出山东，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准备向和会提出收回山东权利问题。该问题起源于1898年3月6日清政府与德国签订《胶澳租界条约》。条约规定：将胶州湾租借给德国，期限为99年；同意德国在山东修筑铁路两条，享有铁路沿线30里内的开矿权；德国享有承办山东各项工程的优先权。北洋政府组成的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分别是外交总长陆征祥、南方政府代表王正廷、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公使魏宸组、驻美公使顾维钧。起程前，顾维钧专程拜访了美国总统威尔逊，威尔逊许诺愿意支持和帮助中国。巴黎和会参会国家被划分为三等。一等是五个大国英美法意日，他们有5个席位，其它国家有3个席位，而中国被划为最末一等，与一些新独立的国家一样只有2个席位。

顾维钧像

虽然只有两个席位，但五位代表可轮流出席。1919年1月28日，美英法意日五个大国的"十人会"讨论中国山东问题。日本代表牧野率先在会上提出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应直接由日本继承的主张。在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坚持下，大会于中午通知中国代表团当天下午与会陈述。面对日本的突然发力，代表团的外交前辈们由于种种原因或拒绝出席或拒绝发言。而此次会议意义重大：一战期间，中国向欧洲战场输送了超过14万名华工，为协约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这其中大多数的华工都来自中国山东。如果山东问题不能公正解决，将有上万个灵魂在地下哭泣！更何况，同为战胜国的中国领土岂能被日本所得？危难之际，顾维钧站了出来。没有时间准备，他就在当天的会上即席发言。

顾维钧手书

面对各国代表，顾维钧娓娓说道:"西方出了圣人，他叫耶稣，基督教相信耶稣被钉死在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成为世界闻名的古城。而在东方也出了一个圣人，他叫孔子，连日本人也奉他为东方的圣人。东方的孔子就如同西方的耶稣，孔子的出生地山东也就是东方的圣地。因此，中国不能放弃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一样!”顾维钧缜密细致、畅快淋漓，从历史、经济、文化各方面说明，山东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力地批驳了日本的无理要求。在他的雄辩面前，日本代表完全处于劣势。各国首脑纷纷向他表示祝贺。巴黎和会的三巨头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听完顾维钧掷地有声的声明，一齐走上前握住他的手，称他为中国的"青年外交家"。

美国总统——威尔逊

形势本来对中国十分有利。然而，由于列强的分赃不均，意大利在争吵中退出了和会。日本借机要挟:如果山东问题得不到满足，就将效仿意大利退出和会。几个大国为了自己的利益，最终决定牺牲中国的合法权益，先后向日本妥协，并强迫中国无条件接受。时任北洋政府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主张拒签和约，而段祺瑞控制的内阁竟密电外交总长陆征祥签字同意。汪大燮愤而辞职。他深知以己之力，无法挽回颓局，只有晓之于众，才有出路。情急之下，他想到了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挚友蔡元培。于是，1919年5月3日，汪大燮赶赴蔡元培家，将外交失败和政府密令签字的消息告诉了他，并紧急商讨对策。蔡元培遂于当晚召集北京大学学生代表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在北大法科礼堂召开学生代表会议，向他们通报此消息。

蔡元培像

消息当晚便迅速传遍北京各大专院校，激起了师生反帝爱国的巨大浪潮。群情激愤的北京大学学生们当即决定：将原定于5月7日“国耻日”举行的游行，提前至5月4日举行。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等校学生上街游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还我山东”等口号，一场划时代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就这样爆发了。正在法国考察的梁启超先生特地赶到凡尔赛宫，呼吁维护中国权益，全力呼吁中国与会的代表拒签巴黎和约，展现出一个爱国者的格局和担当。面对国内外的如此现实，中国代表团成员心灰意冷，有的代表提前离开了巴黎，团长陆征祥也住进了医院。在和会最后一段时间里，中国代表团名存实亡，只有顾维钧独自担当起了为中国作最后努力的职责。然而，不管顾维钧如何努力，都没有结果，中国的正当要求一再被拒绝。

五四运动石雕

陆征祥悲愤地说出一句名言“弱国无外交”。无奈之下，顾维钧提议：拒签，以表明中国的立场。陆征祥同意了他的意见。于是，1919年6月28日，当签约仪式在凡尔赛宫举行时，人们惊奇地发现：为中国全权代表准备的两个座位上空无一人。中国用这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愤怒。巴黎和会中国代表拒签《凡尔赛和约》，是近代中国在外交史上第一次对列强说“不”。虽然此次中国没能争取到应有的权益，但是改变了晚清以来中国一直对西方逆来顺受的形象。虽然国力羸弱，但也不能任人欺凌，还是要奋起抗争。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的精彩表现，为之后收回了山东主权和胶济铁路利权奠定了基础。正当顾维钧等人在巴黎和会上为维护中国的领土主权进行艰难的斗争之际，徐树铮等人也在兵不血刃地完成了外蒙古回归华夏版图的壮举。

胶州湾——崂山风景区

徐树铮江苏萧县(今属安徽)人，北洋名将，是最受段祺瑞信赖和倚重的谋臣，有“小扇子”军师之称，与靳云鹏、吴光新、傅良佐并称为皖系的“四大金刚”。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和平成为世界的主旋律。徐世昌下达了南北停战令，南方代表强烈要求解散安福国会及参战军。而解散安福国会危及到徐世昌总统的合法性，且参战军是由皖系掌控的一支新军，岂肯轻易解散。尽管参战军没有解散，但必须为参战军寻找一条出路，而这条出路就是外蒙古。辛亥革命时，外蒙古在俄国庇护下独立，后又取消独立，改为自治，中华民国仅享有宗主权的空名。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外蒙的王公和喇嘛受到震动，遂产生撤销自治、回归中国之心，日本则指使出身于布里亚特的白俄军官谢苗诺夫染指外蒙，这种局势使外蒙撤治提上了北洋政府的议事日程。

徐树铮像

徐树铮于1919年4月17日提出了《西北筹边办法大纲》，不仅主张撤治，更提出了使外蒙与内地一致的同化政策。6月13日，北洋政府任命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总司令，全权处理外蒙事务。7月18日颁布西北筹边使官制，同时将参战军改为边防军，参战督办处改称边防督办处。徐树铮亲率边防军第三旅第七、第八两个团奔赴外蒙进入首府库伦。一到库伦后，徐树铮就展示了自己的立场：“外蒙为我国领土，我身为外蒙长官，有弹压地面之责，不能坐视"。外蒙的王公贵族和喇嘛们，围绕撤治条件，明争暗斗，争论不休。11月14日晚，徐树铮直赴外蒙执事巴德玛多尔济住处，拿出他拟定的撤治条件，警告道：宽限一日，夜晚须解决，否则拿解者不止一佛（指外蒙“皇帝”哲布尊丹巴活佛），执事虽老亦当随行！话毕，拂袖而去。

外蒙总统府

徐树铮的强硬大大出乎了外蒙活佛哲布尊丹巴预料，也让其措手不及。迫于徐树铮的强大压力，他不得不于1919年11月17日接受徐树铮拟定的撤治条件。当天下午，徐树铮宣告西北筹边使公署在库伦正式成立。11月22日，大总统徐世昌批准外蒙撤治呈文，至此外蒙古全境重新被置于中国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1919年12月2日，北洋政府任命徐树铮为外蒙活佛册封专使，12月27日，徐树铮第二次来到库伦，1920年1月1日为哲布尊丹巴八世举行册封典礼，在恰克图巡视边务后于1月24日返回北京。1920年5月10日，徐树铮第三次赴蒙。不久后，北洋内部直皖矛盾陡然升级，徐树铮于6月被段祺瑞召回，其对外蒙的经营也就戛然而止。一年后，外蒙古在苏俄的支持下独立建国。欲知后事如何？期待下集分解！

北洋名将——徐树铮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