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我爱吃西瓜 ■素材：陈根生

（本人用第一人称写故事，素材有原型，但情节有所演绎，请勿对号入座！）

记得那天早上，我站在临水镇汽车站的候车室里，手里攥着一张去深圳的长途车票，心里七上八下的。候车室里人挤人，都是准备南下打工的年轻人。他们脸上洋溢着对未来的憧憬，而我却满心惆怅。

说起我陈根生，在临水镇也算是个名人。不是因为我有多出众，而是因为我家里穷。我爹年轻时在山上干活，不小心从山坡上摔下来，落下了一身的病。我娘就靠着几亩薄田养活我们兄妹四个。

我是老大，下面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从小就跟着娘干农活。高中毕业那年，我本来可以继续读书的，成绩虽然不算特别好，但考个普通大专还是没问题。可家里实在供不起，我就放弃了。

“根生，你的车快开了。”娘站在我身边，眼圈有些发红。她从衣兜里掏出一个布包，递给我：“这是娘这些年攒的钱，你带着。”

我赶紧推回去：“娘，我不能要。家里还有弟弟妹妹要上学呢。”

“你拿着！”娘硬塞给我，“南方的花销大，你总得有个备用的。”

我低头看看布包，里面是整整齐齐的六张大团结。六百块钱，在我们村可以买两头小猪了。

“根生！”

一个熟悉的声音突然在身后响起，我转过身，看见徐秋荷站在候车室门口。她穿着一件淡蓝色的布衣，头发在晨风中轻轻飘动，样子还是那么好看。

“秋荷？”我有些惊讶，“你怎么来了？”

徐秋荷是我高中同学，也是我暗恋了三年的人。她是镇上布庄老板徐守德的女儿，成绩特别好，本来能考上重点大学的。可就在高考前一个月，她爹突然去世了，她妈一个人撑着布庄，实在供不起她上大学。

秋荷走到我面前，从挎包里掏出一个信封：“这是给你的。”

我接过信封，感觉挺厚实的。还没等我说话，她就抢着说：“里面是200块钱，你先别推辞。等你回来，我就结婚了，到时候你要给我随份子钱的。这算是提前给你的，省得你到时候为难。”

我愣在那里，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就在这时，广播里响起了催车的声音。

“快走吧，别误了车。”秋荷轻轻推了我一下，转身就要走。

“秋荷！”我鼓起勇气叫住她，“你。。。你真的要结婚了？”

她站住了，背对着我说：“等你回来就知道了。”说完，快步走出了候车室。

我站在那里，手里攥着她给的信封，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明明我们从小一起长大，青梅竹马，可真到了说再见的时候，却连一句体己话都说不出口。

上车的时候，我回头看了看车站。秋荷早就不见了，只剩下我娘还站在那里，不停地擦着眼泪。

车子启动了，驶出临水镇。路两边的杨柳还带着初春的嫩绿，在晨风中轻轻摇曳。我掏出秋荷给的信封，里面除了整整齐齐的200块钱，还有一张信纸。我小心翼翼地打开，上面只写着一句话：

“根生，我等你回来。”

那一刻，我眼眶湿润了。这句简单的话，却让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责任。我默默地把信纸折好，夹在身份证里，在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在深圳闯出一番事业来。

车子走走停停，用了整整三天才到深圳。刚下车，我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高楼大厦鳞次栉比，街道上人来人往，到处都是忙碌的身影。这里的一切都让我这个乡下人感到新奇和茫然。

我按着表哥王德贵给的地址，拖着简单的行李，在街上转了半天才找到他说的那个小区。可等我找到他给的门牌号，敲了半天门也没人应。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我在楼下等到晚上九点多，总算等到了一个住在隔壁的老太太。她告诉我，王德贵早就搬走了，新地址她也不知道。

我站在陌生的街头，第一次感受到了深圳的冷漠。身上的盘缠所剩无几，我不得不在附近找了个地下室暂住下来。那地下室又潮又暗，晚上还能听见老鼠的吱吱声，但我别无选择。

接下来的日子，我每天提着简历，挨个工厂投。可是，要么嫌我没有工作经验，要么嫌我学历太低。眼看着钱越花越少，我的心也越来越慌。

终于在一个下着大雨的傍晚，我在一家小饭店门口遇到了表哥王德贵。原来他是出差去了广州，这两天刚回来。知道我的遭遇后，他二话不说就把我带到了他的服装厂。

“根生啊，你小子命不错。”表哥笑着说，“我这厂子正缺人手呢。”

就这样，我进了服装厂，从最基础的工序做起。刚开始的工资很低，每个月除去吃住，能剩下的没几个钱。但我知足，至少有了稳定的收入。

每个月发工资的时候，我都会给家里寄钱，然后给秋荷写一封信。可是，我寄出去的信，一封都没有收到回信。

就这样过了大半年，我从学徒工熬成了熟练工，工资也涨了不少。表哥很器重我，让我开始管理一条生产线。

那天晚上，我又写了一封信给秋荷：

“秋荷：

这是我给你写的第二十三封信了。不知道前面那些信你收到了没有，为什么一直没有回信呢？我现在在表哥的服装厂当线长了，每个月能挣七百多块钱。等再过段时间，我就回去看看你。。。。。。”

可是这封信，和前面的二十二封一样，石沉大海。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的手艺越来越好，管理能力也得到了表哥的认可。1990年春节前，表哥突然把我叫到办公室。

“根生，你表嫂身体不好，我准备带她回老家养病。”表哥递给我一支烟，“厂子就交给你打理了。”

我一下子愣住了：“表哥，这。。。。这不合适吧？”

“有什么不合适的？”表哥拍拍我的肩膀，“这两年我看着呢，你小子有这个能力。再说了，我又不是不管了，就是回去休养一阵子。”

就这样，我成了厂里的主事人。那时候正赶上改革开放的好时候，港商订单源源不断地进来。我带着工人们加班加点，把质量和效率都提了上去。

厂子越做越大，我也从当初那个懵懂的乡下小子，变成了小有名气的老板。可是，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会想起秋荷给我的那200块钱，想起她说过的那句“等你回来”。

1991年夏天，我收到了家里的信。娘说村里来了个年轻医生，跟秋荷处对象，两家已经在说亲事了。

看到这个消息，我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原来，秋荷说的“等你回来我就结婚”是这个意思。

那段时间，我把自己埋在工作里，像疯了一样拼命干。表哥担心我的身体，给我介绍认识了一个在厂里做会计的姑娘张巧云。

巧云人很好，长得也漂亮，对我处处照顾。可是每次看到她，我的脑海里总会浮现出秋荷的样子。

终于在1992年初，我决定回家一趟。我要当面问问秋荷，这些年为什么一封信都不回？为什么要骗我说等我回来？

回到临水镇的那天，正好赶上春节前最后一个集市。街上熙熙攘攘的，到处都是采购年货的人。我一眼就在布庄门口看到了秋荷。

五年不见，她消瘦了许多，但还是那么好看。她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布衣，正在整理门前的布料。看到我的时候，她愣了一下，然后平静地说：“你回来了。”

“嗯，我回来了。”我走到她面前，“听说你要结婚了？”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眼圈突然红了：“谁说的？”

“我娘来信说的，说你跟县医院的医生。。。”

“没有的事。”她打断我的话，“我这些年一直在等你。”

“那为什么不回我的信？”

“什么信？”她疑惑地看着我，“我一封都没收到过。”

就在这时，秋荷的妈从店里出来了。看到我，她愣了一下，然后叹了口气：“根生回来了啊。”

“阿姨。”我恭敬地打招呼。

“秋荷，你跟根生说实话吧。”徐母看着女儿，“当年的事，也该让他知道了。”

原来，那200块钱是秋荷妈的救命钱。徐守德去世后，并不像外人传说的那样是得病，而是因为欠了一屁股债。债主们天天上门讨债，徐母实在撑不下去了，准备带着秋荷改嫁。秋荷知道后，把她妈的200块钱救命钱给了我，就是想让我离开临水镇，免得看到这些。

“这些年，我一直在补习，准备考成人大学。”秋荷抹着眼泪说，“我不想你回来看到我们家这个样子。”

听完这些，我的心痛得说不出话来。原来，她给我的不是盼我回来的200块钱，而是让我离开的200块钱。

“那现在呢？”我问道。

“布庄的债都还清了，我也在镇上教书了。”她低下头，“就是不知道，还能不能等到你回来。”

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张泛黄的信纸，上面的字迹已经模糊，但那句“根生，我等你回来”依然清晰可见。

“不用等了。”我轻声说，“我已经回来了。”

徐母看看我，又看看秋荷，默默地走进了店里。秋荷没有说话，只是低着头整理那些布料，但我看见她的肩膀在微微颤抖。

春节过后，我带着秋荷回了深圳。我们办了一个简单的婚礼，就开始了新的生活。现在想想，那200块钱，究竟是分别的代价，还是重逢的彩礼？或许都不是，它只是我们青春岁月里，一个刻骨铭心的记忆。

今年是2023年，我和秋荷的女儿都上大学了。有时候，我们会坐在院子里，回忆起那些艰难的岁月。秋荷总说，上天待我们不薄，让我们经历了那么多波折，最后还能走到一起。

是啊，在那个物欲横流的年代，像我们这样的爱情，是愚蠢还是伟大？我想，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就藏在那200块钱里，藏在那些没有收到的信里，藏在我们共同经历的苦难与甜蜜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