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八年(1929年)四月初十,第九届华北运动会在沈阳小河沿体育场举行——该体育场是我国第一座现代化体育场,场馆可容纳四万余人。
在盛大的开幕式上,有华北、辽宁、沈阳等多校学生参与其中。
伴随着鼓乐节奏,各学校的代表队纷纷排列整齐入场,校服各有特色。但是这中间却有一所学校的学生所穿服装五花八门,鞋帽明显破旧寒酸,但气势未有稍弱,以堂堂之鼓、正正之旗昂扬走过。
主席台上端坐着的东北各方军政要员,见该校学生列队走过,纷纷起立鼓掌。而同样是在主席台上的张伯苓(著名教育家,创立南开大学,也是华北运动会倡导人)对此却大感疑惑,于是旁边紧挨着的翟文选(时任奉天省长)为之解释一番。
待张伯苓听完后,不由敛容肃目,又击节赞叹:
“未料东北教育基业竟得如此,实乃贫儿之幸也!”
01
“沈阳城出了稀罕事,穷棒材养活的小嘎念书上学(xiao,二声)不花钱,还给发课本纸笔。这家伙的,该不是有啥故懂吧?”
在民国七年(1918年)秋天,沈阳城的穷苦百姓当中流传这样一则消息,相信的少,完全不信的也不多,大部分是半信半疑。
咱这些穷棒材家里叮当响,也没啥可骗的,但就怕孩子被暗地里带走摘心肝吃——据说办学的名叫阎宝航,念大书刚毕业的,加入了什么青年会,平时净是和洋人打连连。
但也有十几个神经大条的家长,真把孩子送到了位于故宫大清门东侧的景佑宫——贫儿学校就在此办学!
此时阎宝航看着寥寥无几的学生也有些无奈,但并未灰心:万事开头难嘛!
阎宝航是今年奉天省立师范学校的应届毕业生,正常应该是进入公立高小当教员,一个月至少能拿60块现大洋的高薪,而且很有发展前途——当时他们这种毕业生到哪都是香饽饽。
阎宝航是沈阳青年会的一员,而青年会位于沈阳城大南门一带,这里是贫民聚居之地。
每次阎宝航前来参加集会,都能看到无力入学读书的贫家儿童在街头嬉闹,满面尘垢。甚至有惹是生非、打架骂人者,未来堪忧。
人都说当时东北富庶,但正所谓“纵是芝兰满庭,墙缝亦见杂草”,堂堂盛世也不乏贫困之家,何况是那个年代?
虽然在王永江的苦心孤诣治理之下,民国时东北小学毛入学率已达到50%,在全国遥遥领先,但再怎么说也还有另外50%会沦为睁眼瞎。
所以,纵使是繁华鼎盛的沈阳城,念不起书的也大有人在。
阎宝航本身就是农家子弟,幼年时因贫困几近失学,见此情形有所感怀:自己在奉天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享受了五年高规格待遇,不但学杂费全免,还顿顿吃细粮、天天有肉菜。
所以,毕业之后是时候该做点什么了!
02
阎宝航想要办一所面向沈阳贫儿的学校,念书不花一分钱的那种!
做事,是需要钱的!
阎宝航兜里连一块现大洋都掏不出来,于是将自己想法上报给了青年会:借用青年会设在景佑宫的英文夜校教室,白天招收贫家失学儿童。
青年会对此十分赞成,总干事普莱德(丹麦人)个人赞助一笔钱作为启动经费,学校的名字定为:“奉天贫儿学校”!
阎宝航到大南门一带贫民群体当中宣传招生:白念书,不但不需要交学杂费,还免费提供课本、纸笔、石板等。
开始时候只招收到了十几个学生,但也正常开课。很快到了重阳节,阎宝航募集到了一笔经费,补助每个学生家里2斤白面。
这些学生家长仗着胆子吃了之后,发现并无异状,而且贫儿学校的教学也有条不紊——奉天省立师范学校的毕业生,课堂教学简直就是张飞吃豆芽。
于是有越来越多的贫民子弟入学,而阎宝航也在青年会的帮助下募集到了多笔经费,贫儿学校走上正轨。
但读书条件确实是十分艰苦,在教室当中只设长条凳,并无桌椅,学生写字时候需跪在地上,将长条凳当成桌面。
在入冬之后教室也并不生火取暖,屋内寒冷。每到课后,学生都抢着在院内石碑龟座底晒太阳取暖。
时有言曰:
“室不避风寒,破庙两三间;筚路蓝缕开篇,设备自难全;跪写捧书念,冬日出外方取暖;师生意志坚,诵读朗朗乐陶然……”
03
当时贫儿学校的教员除了阎宝航以及青年会干事之外,其他也都是附近各所公立学校教员,轮流到此义务任教——这些人基本都是阎宝航的同学。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学生的识字、阅读、数学、常识、语言等方面都有了明显成绩。
伴随着贫儿学校的逐渐发展,已有班级两个,学生百人。此时阎宝航认为自己能力与精力有限,所以要请出高人——关纯厚。
关纯厚是阎宝航的学长,同样是毕业于奉天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校期间就以社会活动能力出众而闻名,此时已经担任沈阳县立岔路口高小校长,不但前途大好,而且每个月能拿80银元的高薪。
而奉天贫儿学校属于民间办学,并无稳定工资,也没有什么升迁前途可言。
阎宝航亲访关纯厚,阐明贫儿学校基本情况,让关纯厚考虑之后再做决定。而关纯厚却当场慨然应允:“我辈以教育救国,岂论个人得失?”
旋即办理辞职,在民国十年(1921年)担任奉天贫儿学校校长。关纯厚多方筹措办学经费,组织魔术戏法义演,又说动奉天储蓄会捐助,上任三天即筹措款项数千元。
但这钱款却不能用在改善教室条件上——不是心狠,而是博弈使然。
实际伴随贫儿学校的教学走上正轨,很多人发现学生成绩、教学水平完全不落后于公立学校,所以不但有半贫不贫的前来入学,甚至小康之家也来凑热闹。
比如有学生王雪兰,家里开染坊,完全出得起公立学校费用,却以离家近为由要求入学。被拒绝之后,乃自愿购买课本纸笔,提出可以捐助款项。
甚至有奉军某旅长,慕贫儿学校之名,提出要将自家两个儿女送到这里念书。被拒绝之后深感失望,捐了500块银元,隔月送来两个孩子入学,言称是家中佣工之子女……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改善教室条件,那么谁还交学费去公立学校当冤大头?
至于所有学校都免费入读,不用说当时,就是现在——义务教育阶段免费入学实施才多少年?
所以,这就是一种博弈:只有贫儿学校设施条件差,才能劝退那些非贫困家庭,进而将有限的募捐经费用到真正的贫儿身上!
04
通过关纯厚的努力,贫儿学校日渐起色,又在大南关观音堂另设一处办学地点。随后还成立了校董会,其中包括阎宝航、韩淑秀(郭松龄的夫人)、王维贤、高墨泉等,而赞助人则有少帅、郭松龄、王大中等——少帅在奉天贫儿学校开办不久就已经得知,并在暗中给予多方支持。
在经过各方努力,贫儿学校办学基金在民国十一年(1922年)已多达五万银元,随后开始开设更多的办学地点:
在大南关辉宗寺一带建瓦房19间,作为总校校舍。
在小东关柴草市场建成瓦房30间,作为第一分校校址。
在大西关购买房屋5间,作为第二分校校址。
在大北边门外建成房屋5间,作为第三分校校址。
在大南关慈恩寺内租赁房屋5间,作为第四分校校址。
在一总四分基本格局下,可以尽可能多的收纳贫民子弟入学,学生人数最多时候已经超过千人。
教员既有来自公立学校的义务教员,也有领取薪水的专设教员。但后者数量少于前者,这些公立学校的教员牺牲个人闲暇时间,轮流到贫儿学校义务授课。
此外,贫儿学校也会收纳无家可归的孤儿,都是统一容留在总校宿舍,其中所需各项费用是少帅给解决的,主要是来自帅府的“伙食尾子”。
奉天贫儿学校从不使用校工,所有伙计都是师生自己动手,纵使是义务教员也都不避艰苦,亲力亲为。冬日,贫儿学校教室寒冷,这些教员与学生一起受冻,却无一人叫苦。
当时有财东、大粮户表示可捐助薪炭过冬,然则为了办学长远计,只能拒绝。但不会拒绝“善济伙”,即善心人士提供基本午餐捐助——实际当时东北民间富庶,地广人稀,黑土地肥沃得流油,最不缺的就是粮食。再穷困的也不至于挨饿吃不上饭,苞米面大饼子、高粱米饭有的是……
05
奉天贫儿学校属于高小,毕业之后即使不升入中学,也基本掌握了识文断字能力,而且能写会算,可以胜任当时社会上多种工作。而且有高小文化水平,即使是当店伙也可以更有优势。
事实上在同时期的关里,高小毕业已经算十足十的文化人了。
所以,奉天贫儿学校确实是改变了这些贫家子弟的人生命运。更不用说奉天贫儿学校还会在毕业生当中选出成绩优秀的,继续资助进入沈阳兴权中学、南满中学。
从奉天贫儿学校走出的大学生更是数不胜数,比如考入东北大学的王玉璋、考入同济大学的陈恩连、考入北平高师的吴化南、考入医科大学的姚济三。
而且为了给毕业之后的贫儿提供更好前途条件,校董会还筹建工厂、农场,如此不但可以为在校生提供日常实习场所,还能解决未来就业问题。
当时正赶上沈阳工商业繁华鼎盛大好局面,在大北边门开设一个新的工商业市场,其中为奉天贫儿学校无偿划分50亩地,用于建厂;又在沈河以北划拨1500亩地,用于开办农场。
在民国十八年(1929年),少帅、东三省官银号、奉天储蓄会等总计捐助5万银元,吴助君(黑龙江督军兼省长吴俊升的夫人)又捐款2.5万银元,用于开办工厂、农场。
随后选送女教员邵湘萍前往北平香山学习养蜂技术,选送学生刘国治等三人前往锦州学习果树栽培,选送教员史利心前往上海商务印书馆学习印刷技术,选送学生王天生等前往江苏学习毛纺技术。
当时在小南门外已经开办成功了一处铁工厂,年满14岁的贫儿可入厂勤工俭学,收入归个人。在铁工厂工作过的后来基本都去了奉天兵工厂。
在民国二十年(1931年)夏天,大北边外划得的土地上已经建成新式厂房110间,学生宿舍20间,购买的一应机器设备也即将运抵,然而伴随着北大营的一声炮响,所有远景规划都成了水中月、镜中花。
奉天贫儿学校至此停办,所有校产厂房都被日本子收走。
06
事变发生之后,校长关纯厚带领孤儿南赴北平,其中有多人在抗战爆发之后前往延安抗日大学读书,比如王景义(建国后担任抚州军分区政委)、李清(建国后担任长沙市委副书记)。
PS:校长关纯厚后改习医学,且成就极高,曾任国医学社社长,逝于1986年,享年91岁。
阎宝航后转型成为战略情报专家,为抗战事业立下不朽功业,而且还被誉为“红色特工”。建国后曾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在1968年遭迫害殴打致死,终年73岁(粉碎F4之后得以平反)。
阎宝航——他,曾经改变过无数贫儿的命运!
这国家已如您所愿,却少了如您这样仁人志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