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学校化”，是指晚清“中兴名臣”将其体育意识的指向从自身发展到学校，以期使体育成为学校教育的工具之一，更好的为其政治实践服务。

封建社会时期，统治阶级对于民间武力的控制一直较为严格，特别是马背上夺得天下的清朝，对武力的恐惧较前朝有过之而无不及。

所以清朝各级各类学校多是以文化经典教育为主，较少出现需要身体活动参与的“体育”教育活动。

晚清之前，中国教育的特点可以用“重文轻武”四字概括，到了清朝中后期，统治者更是直接废除了存在多年的“武举”制度，妄图堵死民间武力存在和发展的路径。

而随着国内战争和反侵略战争的发展，国内的“尚武”思想逐渐抬头，人们出于自身保护需要，对武力的追求较以往更加迫切。

清政府出于平定内忧外患的需要，对于武力的限制相较之前也有所放松，最为典型的例子，便是清政府支持汉族地方官僚招募“乡勇”去解决政府正规军队疲敝的问题，以提高政府的军事实力。

书院是中国古代教育系统中一种独立的存在，是私人或者官府设立的聚众学习的场所，从唐玄宗时期我国第一所官办书院——丽正书院建成开始，书院便成为了中国地方教育的主要阵地，所以晚清学校体育的发展或许正是从书院开始。

无论何时，人才的培养都是国家的重要任务。鸦片战争前后，虽然整个社会局势动荡不安，但是作为开明知识分子的代表陶澍、林则徐等人并未因此放松对地方教育的监管，而是将地方的文化事业发展摆在了自己为政的重要位置之上。

陶澍等人以传统教育模式为基础，以实用主义为原则，对书院教育进行改良和创新，开始将体育与中国传统教育相融合，做出了发展学校体育的尝试。

陶澍为政期间，每至一地都会对书院和教育工作进行考察和巡视，其一改前人做法，提出应在书院教育中增设传统武艺教育内容，书院培养学生应该要实现“文武兼资”的培养目标。

左宗棠与张之洞在地方任职时，组织修复了多所书院，而经其修复的书院多会设置文武两科，这一群体对于书院教育的改革推动了中国传统体育由社会向学校的进军。

随着中国近代化程度的加深，中国的教育也在不断发展，到了洋务运动时期，在“中兴名臣”群体的推动下，大批新式学堂出现并成为了晚清中兴名臣体育思想的实践地。

新式学堂虽然与旧式书院形式完全不同，但是其指导思想仍然是“忠君、爱国”的儒家传统思想，只是教学内容和管理体制上相较之前有了新的变化。

这一时期，学校体育虽然已经开始引入西方体育的内容，但是主体仍然是传统的体育活动。

洋务运动中，咸同实干派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中体西用”宗旨的提出使得新式学堂突破了传统教育模式和系统的束缚，在晚清教育中谋得一席之地。

晚清中兴名臣群体这一时期的学校体育思想与其洋务运动指导思想一脉相承。

部分早期新式学堂的设立，主要是为满足军队人才的需求，如李鸿章创办的天津水师学堂和武备学堂，张之洞创办的广东水师学堂等，均是为了给军队提供后备人才。

军事学堂除开设一些近代军事学科外,多开设有专门的体育课程，称为体操课。实现了晚清西方体育向学校教育的渗透。

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中清朝战败，民族意识空前觉醒，社会对于“武力”的追求空前强盛，严复、梁启超等人直接喊出了“强国、保种”的口号，认为体育能承担起复兴种族、解救民族危机的重任。

一时间国内对于体育的印象大为改观，原本被弃如敝帚的“兵操”等内容成为了人们眼中“自强”的决胜武器，西方体育正式进军整个晚清社会。

义和团运动，便是社会“体育化”的重要标志。辛丑条约签订后，人们对于清政府的不满和愤懑到达顶点。为了安抚民情，清政府假意实施了“新政”和“预备立宪”。

在教育层面，清政府颁布了《兴学诣旨》，仿照日本，提出了中国学制改革的基本构想，为学校体育的发展创设了条件。

1902年张之洞在《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中明确提出了德育、智育、体育共同发展，体用兼赅的学校体育发展目标。

1903年张之洞连同张百熙等人拟定了《奏定学堂章程》，其中明确规定了各个学堂需要开设“兵学”，练习“兵式体操”，还对体操课程的任务、时间、教材、课外活动的内容等做出了相关规定。

例如：规定初等下学堂第8门必修课为“体操”，每周开课时间3小时；高等小学堂第9门必修课为“体操”，各年级体操课3小时……。

张之洞主持编订的《奏定学堂章程》以国家政令的形式，将体育课程纳入了学校课程系统之列，基本完成了体育的“学校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