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韩国均《永忆录》回忆，自民国十九年（1930年）开始，除了吏治腐败、官场黑暗之外，兵荒马乱也接踵而至。

“民十九，六月二十四日，泰兴、如皋乱党群起。是夜，西桥以南电火照灼，向镇枪击。嗣闻系欲夺取镇警枪械未遂。”这里所说的“乱党”实际上是张世杰、张爱萍所率领的红十四军，1930年6月25日，张世杰、张爱萍等率红十四军向迥家垛黄柯庄之敌发起攻击，予敌重创。这是韩国均所经历的较早的一场战斗，作为晚清及民国官员的他自然无法认识这是被压迫被剥削民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是推翻封建社会的正义斗争，作为封建社会的维护者，宥于他的政治局限，韩国均称之为“乱党”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说这场战斗离海安镇还有一段距离的话，十年后的一场战斗就发生在韩国均身边了。《永忆录》记载：“民二十九，九月九日夜，三里闸西枪声忽起，十二日午后，通扬运河南岸有人开枪向镇中攻击，声如联珠。时余在家，恐战事即起，无从远避，乃至四时后停止。”激烈的枪声就在三里闸西边和南边的通扬河南岸响起，站在家门口就可以闻到硝烟的味道了。如果说这剧烈的枪声还是两党相争的内战的话。最难受的莫过于家乡海安镇又再次沦陷于外寇之手，日军第二次侵占海安。“近又第二次沦陷。此区区一镇，竟陷于兵燹（xian）之中。”激愤之中的韩紫公感叹道：“余何不幸，未死之前而遇此！”

内忧外患的兵荒马乱固然令隐居家乡的韩国均心烦意乱，愁绪不断，但他所难以预料的更大的打击，还如同一条蛰伏的毒蛇在悠悠的黑暗中静静地等待着对他的致命攻击。

1937年淞沪战争爆发，为阻止日军北犯，中央政府突然下达对南通天生港的封闭令。苏北各县正在为天生港封闭准备呈请政府撤销相关封港命令的时候，日军已经在天生港登陆，并很快到达如皋。韩国均开始了逃亡生活，先是躲避到城郊的侄子家里，后又转移到距离镇区更远的李保元家里躲藏。后来发现在海安周边根本躲不住了，只能在政府的协调和劝导下，撤离到九区的西边一个叫坂埨（兴化县境内）的地方。

“自民二十七四月十一起，至十月九日止，计一百八十二日”。1938年，从暮春到晚秋，韩紫公在这里躲避日寇战祸长达半年时间。后来省主席约到淮阴，“商运工防汛事”，才有短暂离开。其后仍然返回坂埨。其后到小纪，与徐锡丞相见。

“十月九日，实业保安队指挥官张芷青邀赴大中集，商海警经费。”再次开展公务协调。“十五返海安。”

这个时候，适逢徐继泰驻防海安。这徐继泰是保安总队长，以勇猛著称。这个人跟韩公子宝坤是老熟人。乱世之中，熟人相见，邀请老朋友一起吃个饭，以尽地主之谊，就显得再正常不过了。

于是，十二月二十一日，韩宝坤就邀约徐继泰吃饭。酒席中，韩宝坤喝醉了，晚上就住宿到俱乐部。这俱乐部就是韩紫公后花园“息园”中的那座小洋楼（后来因为粟裕入住，被称为“将军楼”）。大祸就发生在这座叫做俱乐部的小洋楼里。

小洋楼并不高，只有两层，局部略高，但也不足三层。楼上有砖砌的护栏，高可及腰。住宿在俱乐部的韩宝坤，夜里出来解小便。宝坤虽然酒醉，但还知道不能将尿撒到楼上的地面上。估计是想站到护栏上向楼下撒尿，但确实醉得厉害，摇摇晃晃一个忽悠就掉落到了楼下。当场摔得人事不省，骨头也摔折了。家里人发现后，送到医院救治，虽经全力抢救，但“医药罔效”，救治两天后，毫无效果，挨到第三天中午一点钟，终于不治身亡。

韩宝坤的遽然离世，对于年事已高的韩紫石无疑是晴天霹雳。韩紫公称之为“衰年大不幸事也”。

韩宝坤去世后，韩紫公悲痛欲绝，写了一幅挽联挂于其灵前，联曰：“不爱其身以贻亲忧，是可谓孝不？既亡汝兄又见尔死，余何以家为。”写完挽联，掷笔于地，泪流满面，痛苦失声。

宝坤去世，前来吊唁的人很多，越是吊慰，韩紫公越是难过。不胜其悲，只能避居乡下散心。

民国二十八年，又是己卯年，这是韩紫公重宴鹿鸣之年。上一个己卯年，韩国均考取举人，开启了他的出仕之路。六十年来，一路奋斗，一路艰难。而今天本该颐养天年、享儿孙之乐的时候，韩紫公乃于家则沦于外人，于子则死于非命。问悠悠苍天，“畀余大耋之年而使受极惨之痛，何其酷耶？”

这一场酒宴，想来韩紫公也应该是参加了的，至少是事先知道，同意并赞成的。不曾想一场欢宴，将自己的爱子送上了不归之路，而且这个最小的儿子，是韩紫公四个儿子中仅存的最为得意的一个儿子，那份痛彻心扉的悲痛与懊悔实在是难以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