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月，天寒地冻，风雪弥漫。这一年的天气似乎显得特别冷，漫天的鹅毛大雪，像要把整个罗霄山脉填平似的，纷纷扬扬，下个不停。然而，在这白色的世界里，一股赤色的狂飙，正在迅速地聚集，即将席卷南国的大地。

红四军要下山了!

纷扬的大雪中，前委书记毛泽东肩披一身雪花，往返茅坪、茨坪之间，组织领导这场赤色狂飙的战略大转移。

但热土难离啊!一年多来，苦心经营，甚至可以说是用鲜血染就的根据地，闹得红红火火，而今却要离开了。这里的山山水水，是这样的熟悉；这里的父老乡亲，是这样的可亲，能不令人回肠九曲么!

蒋介石这个独裁者，调集了两省8个旅共18个团的兵力，以何健为总指挥，已向井冈山根据地压来了，风云骤变，形势严峻，红军岂能被挨打?!

为解井冈山之危，毛泽东在柏路会议上曾与朱德、陈毅等党政军领导人作出了“围魏救赵”的决策。

所幸的是，彭德怀临危受命，上山伊始，便挑起了统率红五军和红四军32团留守井冈山的重担。

毛泽东才稍稍心安了，决计和朱德率红四军主力下山，向赣南出击，迷惑和调动敌军。

出击赣南，是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集中集体智慧得出的。

其一，赣南地域广阔，有九连山和武夷山作屏障，红军有广阔的回旋余地；

其二、赣南物产丰富，有足够的经济给养力；

其三、赣南距中心城市较远，交通不便，敌人驻军力量薄弱，鞭长莫及；

其四、赣南的党群基础雄厚，且有东固的红2、4团互为犄角。

毛泽东的这些想法，在柏路会议上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决策既定，红四军即厉兵秣马，集结待命，准备出征。

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3600余人，分别由茨坪、小行州出发，取道遂川的大汾、左安，踏上了出击赣南的征途。

铁军入赣南，南国一片春。

红四军途经遂川的大汾、左安及上犹的营前等，于1月19日首占崇义县城。

崇义，这座偏僻的山城，顿时注满活力与青春。毛泽东在县城张家祠召集了“崇义师资训练所”的地下党员、进步青年朱宗涵、朱宗坦、陈同清、刘高谱等人开座谈会，鼓励他们投身革命事业。

翌日，毛泽东、朱德又出席了在崇义县城城隍庙背大草坪召开的数千人的军民大会。布满了干柴的崇义山城，燃起了冲天的革命烈火。

1月23日，红四军旋即占领大余。监狱打开了，被无辜关押的贫苦群众得见天日。“共产党”、“红军”的英名不胫而走。长期受苦受难受剥削的劳苦大众，纷纷投入了打土豪活动。红四军在打土豪的斗争中筹得了现洋一万元，十余天来一直压抑着的红军战士乐了。

战士们深深知道：风雪中转战，历尽千难万险，党代表毛泽东最为辛劳!

在占领大余的日子，毛泽东的心也的确宽松一些了。

然而，岂知几天后，赣敌李文彬旅突然来攻，红军来不及集中便仓促应战。部队散成几坨，损失颇大。

28团党代表何挺颖身负重伤，独立营营长张威等英勇牺牲。

红四军只得分散撤出战斗，边整理队伍边向赣南山区转移。敌人穷追不舍，红军且战且退。连绵的大山，高峻雄险，白雪茫茫，人烟罕至。

战士们攀悬崖，走绝壁，一串串深深的脚迹中印满了斑红的血迹。敌人像一群贪婪的饿狼，嗅着血腥，轮番向前追来，为了摆脱敌军，部队疲于奔命，每天半夜出发，一天要走百里方才宿营。伤、亡、病、残，失踪、落伍，严重地打击着这支年轻的红色武装。

毛泽东的心碎了。作为全军之帅，战士的安危，革命的得失，无时不牵动着他的每一根神经。

原本的战略意图是转旗东向，这样一则可解经济困窘，二则牵动敌军，实现“围魏救赵”之计，解救井冈山之危，可是狡猾的敌人并未完全上钩，围攻井冈山的8个旅中只有李文彬部和刘士毅部两个旅前来追赶，井冈山之危未解，红四军主力反而陷入困境。

更令毛泽东心碎的是：何挺颖负伤后，在大余战斗中撤离时，林彪只顾自己仓促突围，置军部安危不顾，置身负重伤的何党代表不顾，致使何挺颖单骑匹马，无人看护，在转至吉潭的夜行军中，从马背上摔下来，牺牲了!

年仅24岁的何挺颖是井冈山上著名的“二何”(还有一个何长工)之一，是创建罗霄山脉中段红色政权的功臣。他就学于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满怀革命豪情，投笔从戎，态度谦和，沉稳持重，蕴含内秀，风华正茂。

三湾改编后，一直是军中高级领导干部，曾是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党委书记，与当时为师长的毛泽东并驾齐驱。他与毛泽东相互信任、支持，同甘苦，共患难，忠实坦诚，心心相印。如今，军出山门，这样一位好同志、好战友，却猝然离去，岂不令毛泽东怆然泪下!

“挺颖，挺颖。你醒醒，你再看我一眼吧……你不能走哇……”毛泽东俯贴着何挺颖苍白冰凉的面颊，痛哭失声，热泪纵横。

朱德、陈毅和四军指战员无不为之动容。大地，一片呜咽。一颗颗滚烫的泪珠，洒落在雪地上；一双双大眼喷射出愤怒的光柱，千余颗心撕裂着：“血债要用血来偿!”

四军在转战中损兵折将，鞍马劳顿，士气低落。

毛泽东在是年3月20日代表四军前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回顾这一时期的艰苦斗争时说：“……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五个团紧跟其后，反动民团助长声威，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

但，毛泽东毕竟是毛泽东。天，无绝人之路。毛泽东再次力挽狂澜。

1929年1月27日，四军沿信(丰)(定)南边境游击时，在龙塘圩与郭一清、黄达领导的赣南红26纵队会合了!这不啻是绝境逢生!

毛泽东、朱德好高兴。四军战士几近僵冷的心又复活了。毛泽东当即以前委书记的名义写信给安远县委书记李文华(即罗贵波)，告知四军长途行军作战，部队疲劳，需要休整，要求安远县委发动群众，组织武装暴动，准备配合四军攻取安元县城。

李文华接信后，立即行动，做好了暴动准备。

岂知情况突变。1月30日，敌人从“三南”(全南、龙南、定南)开来二、三个团，准备次日赶到孔田和尾追四军的李文彬部的67、68团合击红四军。敌人的企图幸被安元县委获悉。

毛泽东、朱德得知后，迅即改变攻打安远计划，由26纵队政委黄达带路，连夜秘密开往寻乌边境!敌人扑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