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我国推行的二简字，为何不到半年就被废除，背后有何原因？

1977年初春，北京的一间小学教室里，老师正在黑板上写下一个个陌生的汉字。＂同学们，这是新推行的二简字，以后我们就要用这种字来写作了。＂台下的学生们面面相觑，这些字怎么看起来如此简单，甚至有些难以辨认？当时，谁也没想到，这场轰轰烈烈的文字改革运动会在短短半年后戛然而止。在中国漫长的文字发展史上，二简字的昙花一现像是一个独特的符号，它的出现与消失都充满着戏剧性。为什么一项旨在便利民众的文字改革会遭到如此强烈的反对？这背后又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一、文字简化的历史背景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北京西单一家小杂货铺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一位老先生手持一份报纸，眯着眼睛对着橱窗里的商品对照半天，最后满头大汗地问店主：＂劳驾，这＇牙膏＇俩字怎么读？＂店主指着货架上的牙膏说：＂这不就是牙膏吗？＂老先生连连点头说：＂可不是嘛，我认得实物，就是不认得这两个字。＂

这样的场景，在当时的中国比比皆是。据1950年的一项统计显示，全国15岁以上的文盲率高达80%，其中农村地区更是高达95%以上。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街头巷尾随处可见代写信件的摊位，一封家书往往要花去普通工人半天的工资。

1951年春节前夕，天津一家纺织厂的工人张大妈找到厂办公室，请工作人员帮忙写一封给远在农村的儿子的信。张大妈说：＂我儿子念过几年私塾，认得不少字，可我一个字都不认得，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来，这心里总觉得憋屈。＂这番话传到了当时分管文教工作的领导耳中。

就在这一年，中央人民政府便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1952年，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上指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随后，周恩来总理多次过问文字改革工作，并亲自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委员。

1955年10月，在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有位来自山西农村的代表带来了一个令人深思的数字：他们村里的一个青年，要学会1500个常用繁体字，需要整整两年时间。而在日常生活中，光是＂廠＂、＂鐵＂、＂觀＂这样的繁体字，就要写十几甚至二十几笔。

1956年1月，国务院发布了《汉字简化方案》，第一批简化字在全国推行。这一举措立竿见影，1958年，上海市的一项调查显示，学习简化字后，工人识字的速度提高了40%，写字的速度提高了一倍。北京市崇文区的一个街道办事处，原本需要一年才能扫除文盲的课程，现在只要半年就能完成。

到了1964年，全国的文盲率已经下降到不到50%。就在人们为文字改革成果欢欣鼓舞的时候，文革爆发了。文字改革工作被迫中断，直到1973年，周恩来总理才在一次会议上重新提出：＂文字简化还需要继续努力。＂这句话，成为了此后二简字改革的开端。

二、二简字的诞生与推行

1973年深秋的一个下午，文字改革委员会办公室内，一群专家正围坐在一起，桌上摊满了各式各样的文件和草稿。这是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的第八次讨论会，办公室的墙上贴满了各种简化字的设计方案。经过反复研究和讨论，专家们最终确定了这批简化字的基本原则：以减少笔画为主，保留字形基本特征为辅。

1974年春，文字改革委员会向国务院提交了第一份二简字草案。这份草案包含了853个简化字，比第一次汉字简化方案的2000多个字要少得多。在这份方案中，＂许多＂被简化为＂乆多＂，＂机械＂简化为＂几械＂，＂经济＂简化为＂经济＂。为了便于推广，委员会还特意制作了一本《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简表》。

1975年3月，北京市第一师范附属小学成为二简字的首批试点学校之一。学校专门设立了＂二简字教学研究小组＂，由语文老师王淑芳负责。王老师回忆说：＂当时我们每天都要花一个小时教学生认读新的二简字，还要布置大量的抄写作业。＂

在推广过程中，各地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上海的一些工厂在车间里贴出了二简字对照表，工人们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天津的街道办事处组织了＂二简字识字班＂，每周举办两次夜校。广州的一些报社还专门印制了二简字版的报纸，免费发放给市民。

1976年初，文化部下发了《关于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使用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的通知》。各省市相继成立了二简字推广工作小组。在河北石家庄，一位叫张建国的邮递员在投递信件时发现，越来越多的信封上出现了二简字。他说：＂有些字简化得太厉害了，要是不对着简化字表，根本认不出来。＂

为了加快推广速度，一些地方还举办了二简字书写比赛。1976年4月，南京市举办了一场规模盛大的二简字书写大赛，参赛者超过1000人。比赛要求用二简字抄写一篇文章，评委们主要从书写速度和准确度两个方面进行评分。

然而，在推广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情况。北京市东城区一家国营商店的售货员抱怨说：＂有顾客看到商品标签上的二简字，以为是打错了价格，结果闹出了不少误会。＂杭州的一位中学老师发现，学生们在作文中经常把二简字写错，有时候连他自己也分不清哪些是错字。

到了1976年夏天，全国已有28个省市自治区开始使用二简字。教育部门编写了专门的二简字教材，印刷厂也开始制作二简字的铅字模具。但是，随着使用范围的扩大，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一些报社的编辑发现，用二简字排版的文章常常会引起读者误解。甚至有的单位收到用二简字书写的公文，不得不找专门人员来解读。

三、社会各界的反对声浪

1976年仲夏，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研室里，几位教授正在热烈讨论二简字问题。著名语言学家王力拿出一份学生的作业本说：＂这些简化得过度的汉字，已经完全脱离了汉字的基本构造原理。＂他指着作业本上的＂乆多＂（许多）和＂几械＂（机械）说：＂这些字既不能表意，又难以辨认，实在是得不偿失。＂

与此同时，在全国各地的报社、出版社，对二简字的抱怨声此起彼伏。上海《文汇报》的一位编辑发现，使用二简字后，报纸的印刷错误明显增多。他在工作日志中写道：＂今天又收到十几个读者来信，反映看不懂报纸上的某些字。有位老同志说，现在读报纸要准备一本简化字对照表才行。＂

1976年8月，南京一家印刷厂的工人代表在一次座谈会上提出：＂制作二简字的铅字模具成本很高，而且容易造成混淆。比如＇飞机＇简化成＇飞几＇，打字工人经常把＇几＇字模具装错位置。＂这个问题在全国各地的印刷厂都很普遍。北京一家大型印刷厂不得不专门成立了一个＂二简字校对组＂，每天花费大量时间核对字模。

教育界的反对声音更加强烈。天津市第三中学的语文老师在一份调查报告中写道：＂学生们已经掌握了第一批简化字，现在又要学习新的简化方案，不仅增加了学习负担，还容易产生混淆。有些学生在一篇作文中，同一个字会出现三种不同的写法：繁体、第一次简化和第二次简化。＂

文物部门的专家们也提出了自己的担忧。故宫博物院的一位研究员在给文化部的报告中指出：＂如果全面推行二简字，将来的年轻人可能无法阅读古籍文献。即使是近代的文献资料，也会因为字形差异太大而难以辨认。这对于文化传承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1976年深秋，一位来自陕西农村的老农在给当地报社的来信中写道：＂我们村里好不容易扫除了文盲，大家刚学会写自己的名字，现在又要改用新的写法。有些老人家说，这样改来改去，还不如直接用拼音算了。＂这封朴实的来信，道出了许多基层群众的心声。

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也遇到了实际困难。医院的医生们发现，用二简字书写药方容易造成误解，特别是一些中药名称简化后容易混淆。法院的书记员反映，用二简字记录案件材料时常常出现歧义。就连邮局的工作人员也抱怨说，简化后的地名和人名难以准确投递。

1976年年底，全国政协收到了数百份关于二简字问题的提案和建议。其中不乏一些著名学者的深入研究。一位语言学家指出：＂汉字的简化要有科学依据，不能为了减少笔画而牺牲汉字的基本特征。目前的二简字方案，许多简化字都破坏了汉字的＇形音义＇统一原则。＂

四、二简字的废除过程

1977年1月，文字改革委员会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会议桌上摆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反馈报告，其中包括北京师范大学语言文字研究所提交的一份详细调查。调查显示，在使用二简字的地区，公共场所的标识牌更换成本高达数百万元，而且还造成了大量的信息混乱。

就在同月，上海市徐汇区一家百货商店发生了一起引人注目的事件。一位老顾客看到商品标签上用二简字标注的价格，误以为是＂1.80元＂，实际上是＂4.80元＂。这起误会引发了一场争执，最终还惊动了工商部门。这则新闻很快传遍全市，成为反对二简字的典型案例。

1977年2月初，一份来自河南省教育厅的报告引起了高层的重视。报告中提到，许多农村学校的学生在学习二简字后，识字率不升反降。一位乡村教师说：＂有些简化得面目全非的汉字，连我们这些教书多年的老师都要反复对照才能认清，更何况是刚开始学习的孩子。＂

北京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一位年迈的研究员在整理古籍时发现，如果全面推行二简字，未来的读者可能需要学习四种不同的字体系统：繁体字、第一批简化字、第二批简化字，以及一些没有被简化的汉字。这种情况将给文献阅读和研究带来巨大障碍。

1977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收到了多份关于二简字问题的议案。其中，来自浙江省的一位人大代表提交了一份详细的成本分析报告。报告指出，仅杭州市一地，更换含有汉字的路牌、门牌、商店招牌的费用就超过50万元。如果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这笔费用将是一个天文数字。

与此同时，文化部门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家出版社的编辑发现，使用二简字后，排版人员的工作效率大幅下降，错误率却显著提高。原本一天能排版两万字的工人，现在只能完成一万字左右。这不仅增加了生产成本，还延误了出版进度。

1977年4月，国务院召开了一次专题会议，讨论二简字存在的问题。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提供了大量实例。其中，邮政系统的代表展示了一份因二简字而投递错误的邮件统计表，数字触目惊心。医疗系统的代表则报告了几起因药方书写混淆导致的用药差错。

终于，在1977年5月20日，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停止使用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立即停止使用二简字，已经印制的二简字教材和资料全部收回。一时间，全国掀起了一场更换标识、重印文件的热潮。

在北京西单商业区，工人们忙着更换商店的招牌和价格标签。天津的一所中学，校长组织全校师生将操场上的标语牌重新书写。广州的一家报社，连夜调整印刷机器，恢复使用第一批简化字。这场声势浩大的＂去二简字化＂运动，标志着这次持续不到半年的文字改革实验正式画上了句号。

五、二简字的历史影响

1977年夏末，全国范围内的＂去二简字化＂工作已经基本完成。然而，这场短暂的文字改革实验在中国现代文字发展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特意保存了一批使用二简字印刷的书籍和报纸，这些材料后来成为研究中国文字改革史的重要档案。

在上海市档案馆，至今仍然保存着一份完整的二简字铅字模具。这批模具是当年上海印刷一厂专门定制的，总计853个字模。档案管理员说：＂这些字模见证了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虽然使用时间很短，但制作工艺精良，每个字模都刻画得十分清晰。＂

1978年初，文字改革委员会对二简字推行期间的各类文献进行了系统整理。在整理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了许多有趣的现象。比如，某些地区将二简字与第一批简化字混用，创造出了一些独特的＂混合字＂。这些字虽然不规范，但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汉字书写的探索。

天津市的一位退休教师收藏了一本特殊的学生作业本。这本作业本记录了1976年至1977年期间学生们的写字过程，从最初的生疏到后来的熟练，再到最后改回原来的写法，完整地展现了这段历史变迁。这本作业本后来被天津市教育博物馆收藏。

在广州，一家老字号商店保留了一块使用二简字的老招牌。店主说：＂这块招牌虽然只用了不到半年，但它是我们店铺历史的一部分。现在很多顾客看到这块招牌，都会问起当年的故事。＂这块招牌见证了二简字在商业领域推行的艰难过程。

1978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组织了一次＂汉字改革经验总结会＂。会议期间，与会专家们讨论了二简字失败的经验教训。一位年长的语言学家展示了一份1977年的日记，记录了当时人们对二简字的各种反应，这份日记后来成为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资料。

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资料室里，保存着一份特殊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详细记录了1976年至1977年间，北京市28个行业对二简字使用情况的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在推行二简字期间，公文往来的错误率上升了近三倍，而在停止使用后，错误率迅速回落到正常水平。

1979年初，一些地方的文化部门开始收集与二简字相关的实物资料。河南省博物馆收藏了一套完整的二简字教学挂图，这套挂图是当年郑州一所小学自制的教具。挂图上的一些简化字设计独特，反映了基层教育工作者对文字改革的理解和探索。

在湖南长沙的一家旧书店，老板收藏着几份用二简字印刷的老报纸。这些报纸上的新闻报道了当地推行二简字的情况，其中包括一些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这些珍贵的史料，为后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四川省档案馆保存了一份特殊的档案，是当年成都市各区县上报的二简字使用情况统计表。这份档案详细记录了推行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包括印刷、教学、日常使用等方面的问题，成为了解这段历史的重要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