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3月19日，在管教干部的带领下，抚顺战犯管理所在押的百余名战犯齐聚礼堂。

根据传来的消息，中央已经决定，要对他们这批战犯施行特赦。

图|周养浩在抚顺战犯管理所

所有的战犯心情十分激动，他们都渴望自己的名字能够出现在特赦名单上，可尽管事先已经做了充分的心里准备，可在当天消息传来时，所有人的心里还是被狠狠地震惊了一把。

“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特赦全部在押的战争罪犯。”

在礼堂内，所有的战犯先是一愣，继而欢呼雀跃。

在所有被特赦的战犯中，黄维无疑是最引人注意的那一个，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黄维始终以抗拒改造而闻名，可就在获得特赦的当天，黄维立即向中共中央以及毛主席写了一封感谢信，并在招待宴会上，当着大家的面读出来。

几乎所有的人，都用他们各自的行为，表达对中国共产党、对毛主席的敬意。

唯独只有一个人，却略显平静，他就是周养浩。

就从改造教育战犯来看，原隶属于国民党特务行列的战犯，的确是属于最难改造的一类。

因为这些人的手上，大多数都沾满了鲜血。

1949年11月底，人民解放军逼近重庆，时任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周养浩，却在执行蒋介石与毛人凤的命令，屠杀渣滓洞、白公馆里关押的中共党员与民主人士。

周养浩亲自带着20余名特务动手，将关押的32名嫌疑犯全部射杀在重庆歌乐山松林坡刑场。

要知道，重庆"11.27"大屠杀并不单指1949年11月27日这一天，根据现有的史料记载，国民党当局屠杀关押在重庆狱中的革命志士，从9月份便已经开始。到11月27日这一天，遇难的革命志士便达到了200余人。

周养浩本来以为执行完任务以后，毛人凤就会带他离开重庆，可没想到的是，毛人凤后来独自一人已经先离开了

执行完任务后，周养浩不敢停留，他带着一身的血腥气，匆忙乘坐飞机离开重庆，经成都赶往昆明。

只是昆明此时的情况，也绝对好不到哪里去。

周养浩之所以前往昆明，主要是为了与沈醉、徐远举会合。

沈醉、徐远举、周养浩三人在军统中关系就很好，号称“军统三剑客”。

沈醉到云南比较早，早在1948年5月受毛人凤排挤到了云南的，出任国民党保密局云南站站长，主要负责监视卢汉。徐远举与周养浩也几乎是前后脚，只是他要比周养浩早一点到昆明，与徐远举一同到，还有国民党保密局经理处处长郭旭、总务处长成希超等人。

只是沈醉并不知道的是，卢汉早就与中共方面取得了联系，准备在恰当的时机起义。

更为关键的是，沈醉当时掌握着民航机票的分配权，他与徐远举找沈醉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民航的机票。

为了保险起见，周养浩到了昆明后，竟然连机场也不敢出，而是打电话给沈醉，让他把机票给他送到机场来。

图|沈醉、徐远举、周养浩

沈醉还在电话那头开玩笑：

“你老兄待在机场干什么，徐远举也在我这里，就算是明天要走，我们大家也还是要在一起吃一顿团圆饭吧。”

周养浩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始终不愿意离开机场，他告诉沈醉：

“不了、不了，老兄你有所不知，我在重庆把事儿做绝了，几百号人全都杀光了，我还是早点逃吧，这顿饭我们留着到台湾再吃。”

“那好吧。”沈醉也不好再劝：

“我尽量给你搞到机票，你老兄就耐心等着吧。”

不过，沈醉并没有来得及送出机票，1949年12月9日上午，卢汉以召开军事会议的名义，召集国民党云南军政官员开会，沈醉不明就里，也应邀前往，结果于当晚9时被扣在卢公馆，并在起义通电上签了字。

当天晚上，卢汉就在昆明展开了搜捕国民党特务的行动。

沈醉被扣下后，留在云南的保密局大小特务群龙无首。

昆明市警察局局长李志正奉令在全城展开搜捕行动，躲在昆明皇后饭店的郭旭、成希超被赶来的昆明市警察局第六局局长黄秉新率警员抓捕。

得知周养浩躲在昆明巫家坝机场后，李志正立即派出外事科科长吕小垣率警员前去抓捕，结果遭到空军刁难，经请示卢汉后，李志正决定亲自带人执行抓捕任务。

周养浩独自一个人在机场，早已感受到了氛围不对劲，下意识地便躲藏起来，多年的特务生涯让他养成了谁也不信任的性格，他身穿便衣，混进了候机室的人群之中，只要能逃过这晚上，他第二天就能登上到台湾的飞机。

李志正赶到巫家坝机场后，里外搜寻了一圈，不见周养浩的踪迹，心里也很奇怪，按照道理来讲，他们早已经控制了机场出入的交通要道，人肯定是跑不了，除非周养浩能挖了洞钻进地下。

图|巫家坝机场旧照

不过，好在昆明市警察局的警员有不少认识周养浩，后来一行人经过商量后，改变了办法，最终在一辆破旧车里找到了躲藏的周养浩。

有意思的是，沈醉被扣押、周养浩被捕，徐远举对这一切都不知情，他还躲在老友朱子英家里大睡，等到睡醒以后，他发现朱子英不在家，立刻意识到情况不妙，刚上了车准备逃，就被随后赶来的李志正逮了个正着。

徐远举还想反抗，却见周遭几十把黑洞洞的手枪指着自己，无奈之下只好举手投降。

军统三剑客全部落网后，因三人罪行不同，态度也不同。

沈醉本就在起义通电上签了字，而且就在起义后，通过沈醉的关系，云南省军管会还逮捕了潜伏在云南的8个潜伏特务组。在接受审讯人员询问时，沈醉很干脆的就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相比之下，周养浩与徐远举就要难缠得多。

图|周养浩（网络配图）

周养浩是浙江江山县人，早年毕业于上海法学院，因为与戴笠、毛人凤都是老乡，1933年经介绍加入复兴社特务处以后，地位便节节攀升，一直干到了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务少将副区长。十六年年的特务生涯，让周养浩养成了心狠手辣的性格，从他参与重庆"11.27"大屠杀的过程来看，刽子手之名是当之无愧的。

可作为一个法律学毕业的高材生，周养浩从外表来看，却十分斯文，甚至于如果不穿将官服，站在集中营中，就和一个普通学者差不多。所以在军统中，周养浩享有“书生杀手”的称号。

1949年1月，李宗仁以代总统的身份，下令无条件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以为和谈诚意。可就在李宗仁打电话给重庆市市长兼卫戍司令杨森交待此事时，杨森却推脱不知道杨虎城关在哪儿。

图|蒋介石

事后，杨森将这一情况告诉蒋介石，大怒之下，蒋介石决定，将张学良立即送往台湾，将杨虎城秘密处决。

毛人凤在接到蒋介石命令后，立即召集徐远举、周养浩商量。

在所有关押杨虎城的特务中，杨虎城唯独对周养浩有着格外的好感，因为他不像是其他特务一样凶神恶煞，反倒举止斯文，所以一般有什么情况，毛人凤也是通过周养浩来与杨虎城沟通。

周养浩采取欺骗的方式，将杨虎城骗到了贵州，事后又告诉杨虎城：

“老先生（特务们对杨虎城尊称），总裁现在到了重庆，想要见见你。你们这么多年的恩恩怨怨也该好好谈谈，有个了解了。我给您提前道个喜，这次很有希望就会释放你了啊！”

1949年9月6日下午，周养浩将杨虎城连同秘书宋绮云一家骗出关押地点一路前往重庆。

在重庆戴公祠，特务用事先准备好的匕首，杀害了杨虎城、宋绮云一家，并用硝镪水毁灭遗体。

图|杨虎城

一直到建国以后，在徐远举、杨进兴等特务的交待下，杨虎城、宋绮云一家的遗体才被找到。

1950年5月，沈醉、徐远举、周养浩、宋希濂等被俘国民党军战犯，被转押至重庆战犯管理所

值得一提的是，重庆战犯管理所就是解放前的白公馆监狱。

徐远举，周养浩当年就曾在白公馆监狱，并用酷刑折磨被特务抓捕的革命志士，一见自己被关到这个地方，心里更是凉了半截。更让周养浩无法接受的是，他在被捕后转移到重庆战犯管理所关押，而关他的牢房就是当年关押叶挺将军的地方。

1941年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长叶挺被国民党当局关押，先后辗转关押于上饶、重庆、恩施、桂林等地。

1942年1月3日，叶挺在军统特务的押送下，从桂林转押到了重庆。一开始，蒋介石还对叶挺抱有期望，对他施行优待，也因为叶挺始终没有屈服，蒋介石一怒之下，将叶挺关在白公馆集中营，并且还不供给他应有的生活条件，意图迫使他屈服。

图|叶挺

也就是在白公馆关押期间，叶挺写下了《囚歌》：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走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吧，给你自由！

我渴望着自由，

但也深知道——

人的躯体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

我只能期待着，

那一天——地下的火冲腾，

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

叶挺被关在白公馆集中营期间，不仅没有屈服，还竭尽全力向特务们提要求，替狱中关押的革命志士争取生活待遇，在蒋家大院（位于白公馆一公里处）关押期间，当得知军统是强占这所民居后，叶挺还要求特务们按照市价予以房租。

周养浩那时作为军统高级特务，曾几次来这里视察过，那时的他正春风得意，想不到风水轮流转，到今天他却被关在这里，尽管表面上很镇定，可心里却没那么平静。以他的罪行，就算交不交代，最终都难逃一死。

图|《特赦1959》中周养浩剧照

周养浩不仅拒不交代罪行，还经常为自己辩驳罪行，因为他是法学专业出身，所以讲起法理滔滔不绝，有时就连审讯人员也说不过他，他还经常狡辩，说自己不过是遵从了上级的命令，因此自己应该无罪。

另外，周养浩从事特务工作多年，疑心病也很重，他注意到沈醉在交待的部分材料中，提到过自己，联想到自己在巫家坝机场被捕，很有可能也是沈醉出卖自己，怒火中烧之下，拎起凳子朝着沈醉脑袋砸了过去，也幸亏旁边宋希濂一把拦住，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不过自此以后，周养浩与沈醉再没说过一句话。

周养浩在重庆战犯管理所期间，始终抗拒交待罪行，甚至还以绝食抗议，但在云南省军管会耐心劝说下，周养浩才坦白了自己杀害杨虎城等一系列的罪行。

一直到1964年，周养浩被转移到了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随着时间推移，周养浩也渐渐放下了戒心，尽管他为人依旧不苟言笑，但总算在态度上有所缓和。

无论是在重庆战犯管理所，还是北京功德林，抑或是抚顺战犯管理所，类似周养浩这样情况的人，绝对不在少数，除去本身罪行严重外，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也是他们难于改造的根本所在。

一次，一位首长到重庆战犯管理所做报告，开宗明义，上来就讲了一句：

“为了革除诸位身上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机会主义的错误思想，也为了让它们在诸位的身体里彻底被斩草除根，这次我为大家做一场专题报告，报告的题目是《脱裤子割尾巴》！”

也许是因为这位首长普通话说得不过关，在讲到报告的题目时，他把“割尾（yi）巴”的音读成了“割尾（ji）巴”。

话音刚落，原本还熙熙攘攘的台下立刻便鸦雀无声，有的人冷汗直流，有的人悲愤难当。后来更是有人直接站起来怒吼：

“我们宁可死，也不愿意受此屈辱。”

战犯管理所的管教干部也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会有这么大的反应，后来一打听，才知道是闹了误会，后来经再三解释，才总算是澄清了误会。

看似是一件小事，但这背后的原因却值得深究。

图|沈醉（左一）

“军统三剑客”沈醉、徐远举、周养浩三人手上本就血债累累，对于他们的改造工作，就要更加经历一番曲折。

不过，在这三人中，沈醉因为表现好，1960年就获得了特赦，在所有在押的国民党特务中，他是属于最早释放的一个。

徐远举虽然表现同样不错，可因为长时间没获得特赦，他一直就很有意见。1973年，徐远举因工作不合格而遭遇批评，本就患有高血压当天又用凉水冲澡，一出卫生间就运到了，事后虽然紧急送医，可最终他却因脑血管爆裂而不治身亡，没能等到获得特赦的那一天。

相比于徐远举，周养浩就要幸运得多。

1975年3月，周养浩获得特赦，紧跟着便同蔡省三等10人向中央提出，想要去台湾，倒不是周养浩思想顽固，而是他的几个子女全部都在台湾定居。

根据中央1975年3月20日下达的《关于安置特赦释放人员的意见》，其中明确规定：

“凡愿意回台湾的，报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办理。”

对于1975年获得特赦的这批战犯，中央不仅允许他们去任何地方，还会给他们发给路费。

和周养浩等10人在香港一等就是大半年，始终没有获得台湾当局准许，周养浩没有办法，只好转道去美国，与在美国的小女儿一同生活。

晚年的周养浩生活十分低调，甚至就连资料中也没有详细的交待，周养浩晚年的情况究竟如何。

一直到后来，有一件事，迫使周养浩不得不公开站出来说明。

军统少将段克文获得特赦后，后来也到了美国定居，因为他在美国并没有亲属，所以是向“国际救济总会”申请后才到的美国。

也许是因为生活无处着落，段克文以给报纸供稿为生，后来还在美国出版了一本书《战犯自述》，详细地讲述他在战犯生涯。但他在书中大肆歪曲事实，无中生有，编造了自己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时，曾被灌辣椒水、老虎凳等大刑伺候。

书传回国内后，引起了一大部分获得特赦的原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的愤慨。

文强看了书以后，气得破口大骂，还撰文驳斥段克文书中的内容，就连黄维也写了一篇《黄维自述》，驳斥段克文的观点。

段克文的书出版以后，还引起了再美国的周养浩的注意，本来他已经确定安稳渡过后半生，但听说此事后，一向不接受采访的周养浩破例接受了记者的询问。

“段克文一贯立场反动，不可相信他的话。”

面对记者的采访，周养浩说了一句很公道的话：

“我能和家人团聚，说到底要感谢毛主席，感谢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