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佳祺

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秋，匈奴浑邪王欲投降汉朝，派使者前往拜见正在黄河南岸修筑金城的李息，传递信息。李息火速报告给汉武帝，促成了浑邪王率部降汉。

据《史记•大宛列传》载，自此，“金城河西西并南山（今祁连山）至盐泽（今新疆罗布泊），空无匈奴”。自金城县建成后，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匈奴再未发起过侵扰。李息以金城县为根据地，很快又攻下了枹罕（今临夏）、安故（今临洮县南部）、令居（今永登县北）等多座城池。元鼎五年（前112年），青海河湟羌人围攻已纳入汉王朝版图的枹罕、安故、令居等城，汉武帝派遣将军李息、郎中卫徐自卫率10万大军解围枹罕、安故、令居后，又乘胜追击深入青海，使湟水流域也纳入了汉王朝版图。金城建立的40年后，在汉帝国的统一部署下，金城与周边各地共同组成了金城郡。

汉王朝在河湟地区的发展，侵犯了羌人的利益，引发了羌人的不满。神爵元年（前61年），羌人渡过湟水放牧，并试图准备用武力夺取河西走廊，金城郡成为首攻目标，汉宣帝派年逾七旬的大将赵充国率军平定。赵充国先至金城，再渡黄河，用安抚、瓦解和驻军屯田移民的办法，平息了羌乱。赵充国的屯田措施，既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又适应了边疆战争的需要，同时给羌汉人民在连年战乱过程中创造了休养生息的条件，巩固了汉王朝在西北边陲的管辖。

以上各战役的胜利，使汉王朝的西部疆土，由今兰州黄河一线，向西延伸了一千多公里，这也充分证明了金城县的军事要塞地位。汉王朝为了实现向西开拓的宏达战略目标，自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至太初四年（前101年），先后在河西地区设置了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历史上称之谓“河西四郡”。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下诏：“以边塞阔远，取天水、陇西、张掖郡各二县，置金城郡”，金城县在所取六县其中，郡治允吾（今青海省民和县古鄯镇）。金城郡下设了13个县，即允吾，浩亹、令居、枝阳、金城、榆中、枹罕、白石、河关、破羌、安夷、允街、临羌。

金城郡辖今甘肃兰州、临夏至青海西宁、海东等地区，是汉王朝深入河湟地区的一个政治、军事基地。河西四郡及金城郡的设置，是我国历史上极具深远意义上的重大事件，对后来中国政治、经济运行格局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从河西四郡及金城郡的设置，从地理位置上看，向北可以直接出击匈奴腹地，向南可以隔绝匈奴与南羌的联系。使河西地区成为“断匈奴右臂”的战略基地，加强了汉王朝的防御能力，奠定了西域诸国与汉王朝联合对抗匈奴的战略基础。因此，河西四郡及金城郡的设置，大大缩短了汉王朝与西域之间的距离，与西域诸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联系得到巩固，为汉王朝联合西域诸国共同抗击匈奴提供了有利的保障。

河西四郡及金城郡的设置，使河西走廊大片区域由原来的畜牧业地区逐渐向新兴的农业耕作区转型。汉王朝在设置河西四郡之前，在华夏大地上，存在着一个在长城以南，地跨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以汉和百越，西南夷等少数民族从事农田耕作生产的农业区和一个在长城以北、以西，包括东北平原、蒙古草原、天山以北草原及青藏高原，以匈奴、东胡、乌恒、丁零、乌孙、小月氏等民族从事游牧放猎为主的游牧区。汉王朝在设置河西四郡，特别是设置金城郡后，新兴的河西走廊农业区的出现，在实施所谓的“隔绝羌胡”为目的的同时，大片农业区与牧游区的融合，把广大落后边远地区用行政手段纳入到汉王朝封建制度的范畴之中，构成了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统一的整体。河西走廊农业区的形成，为东西方商贸、科技、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安全可靠的保障。

河西四郡及金城郡的设置，打通了通往西域诸国及中亚、西亚地区的丝绸之路，使丝路商贸通道的畅通得到了保证。特别是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扩大了汉王朝对西域的认识，东西方的交流得到沟通，消除了匈奴对西域诸国的控制。从此，中原商贾的足迹延伸到遥远的西方，包括安息（波斯）、身毒（印度）、奄蔡（里海周边）、条支（波斯湾西北岸、两河流域汇合处）、黎轩（大秦）、西亚乃至欧洲。西域各国则派人到汉王朝京城——长安学习汉文化及种植、养殖、手工艺制作等技艺。同时，佛教文化也通过丝绸之路，与中国的儒家文化、道教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形成了华夏民族特有的文化体系。

此时的金城县，再也不是李息当初筑城时的一个渡口、一个要塞那么简单了，军队、使节、商队、僧侣、诗人，不断借道金城县，渡过黄河，西去东来。它已经逐渐成为一个扼控并辐射中国西北乃至西南方向的边陲重镇、军事要塞、边境集市了，影响力巨大。金城，这座扼控中国西北的重镇要塞，真正成为丝绸之路上的咽喉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