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只活了56岁,却值得铭记千年

最爱历史说 2024-08-03 00:51:58

1900年的中国,就像是一栋破旧的大房子。

外面的人进来抢东西分地盘,我们自己的人就干看着,一个个若无其事的旁观者。房子是老佛爷的房子,关我屁事。

这时候,一个带着浓厚广东口音的声音响起:

天下最可厌可憎可鄙之人,莫过于旁观者。

这把声音,如石沉大海,很快消失于无形。不过,还是有很多人听到了,起身为他鼓掌叫好。

说这话的人,叫梁启超。当时不过二十七八岁,但已经名满天下,是清政府的通缉犯,流亡在日本。

在日本,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做“新媒体”,靠一支笔怼人。这是他的看家本领。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

01

流亡日本之前,梁启超跟着老师康有为在国内搞了个大新闻——戊戌变法。戊戌变法之前,他们还搞过一个中等新闻——公车上书。

这期间,梁启超一方面是新闻当事人,一方面是新闻制造者。

康梁鼓吹“中国不变法就会亡”,但怎么把声音传达出去呢?思来想去,最合适的莫过于做“新媒体”。

在当时,新媒体的抱负,比当下要雄壮得多。

与传统的《申报》等商业“新闻纸”相区别,传播理念、灌输思想的“观点纸”是一种新媒体。

偌大的中国,当时的新媒体却几乎是一片空白。除了少数几个由西方传教士主办的大报,比如《万国公报》,圈了一些优质粉,整个市场还有待开发和培育。

经过短时间的筹备,维新派办的第一个新媒体上线了,名字就叫《万国公报》。

啊?怎么也叫《万国公报》?

就跟微信公众号早期出现很多同名号一样,梁启超他们也是从模仿和打擦边球做起的。你们《万国公报》不是口碑不错嘛,那我们就借借光,蹭蹭流量呗。

后来做出名气了,梁启超他们的《万国公报》就改名,打自己的品牌,叫《中外纪闻》。

22岁的梁启超是《中外纪闻》的主笔,每期写三五百字的短文,或鼓吹变法,或介绍西学。他由此起步,成为中国本土第一代新媒体人。

在他56年的人生中,有一半时间都在办报,做媒体,堪称新媒体的鼻祖。

《中外纪闻》最早圈粉的方式也很新颖:免费赠阅。

就这样,梁启超在北京圈了最早一批优质种子粉,一些开明的达官贵人慢慢知道了维新变法的好处。

人怕出名猪怕壮,新媒体怕做大。那个年代,影响力和封杀风险是成正比的。

仅仅几个月时间,《中外纪闻》在清政府的压力下,被迫停办了。

但是,由这份报纸及其主笔梁启超,撕开的言论口子,再也合不上了。

梁启超最早办报,直接拷贝了《万国公报》的报名

02

梁启超作为一个新媒体大V的真正崛起,是在上海担任《时务报》主笔阶段。

1896年8月,黄遵宪、汪康年等人创办《时务报》,力邀梁启超南下主持笔政。

梁启超一到位,果然很给力。

他没有选择做全民娱乐八卦,也没有选择做猎奇的社会新闻,这两类新闻在当时的《申报》上很受宠。

他不在乎别人的流量和用户,不惜与投资人汪康年唱反调,始终狠狠地扣住时代的痛点,直指时局。

他把体内的洪荒之力,化作这份报纸的立报宗旨:扮演狂人,针砭时弊,唤醒沉睡者,让大家一起倒逼当权者搞变法。

他的万字雄文《变法通议》一推出来,立马成为爆款,刷屏了士大夫的朋友圈。

梁启超一夜成名,天下皆知,旋即跨入名流圈。

当时有人评论说,自通都大邑,到穷乡僻壤,无人不知新会梁启超。

1897年初,梁启超往武昌拜见张之洞。张之洞当时是洋务派的实际领袖,握有一方军队和数个近代化工厂企业,办有各类学堂,还懂一点西学,在清廷官僚中是颇有影响的实力人物。

但一听到梁启超来访,这个大人物还是极为兴奋,破例开武昌城中门来迎接,还问下属,能不能按接待钦差大臣的规格鸣炮。下属跟他强调,梁启超只是一个小举人,这样隆重有点过了,张之洞才悻悻地不提鸣炮。

拜见张之洞那天,恰好张的侄子结婚,但张之洞抛下宾客,把梁启超迎进密室,两人长谈到了深夜。

张之洞说,小梁,别干苦逼的新媒体了,来我这当两湖书院院长吧,月薪“千二百金”,比你吭哧吭哧写稿接广告强多了,怎样?

但小梁一心扑在《时务报》上,他知道自己的影响力是从哪里来的,所以要回到哪里去。

他婉言谢绝了张总督的邀请,不久就返回上海,继续码字。

张之洞对梁启超又爱又恨

03

一心抱定做大V的梁启超,知名度越来越大,但他的文笔非但没有拘着,反而愈加犀利。

他的文字迅猛、激烈,极富张力,如一把满弓,将利箭射透纸背。

他在一篇爆文里,抨击清政府整个官僚体系,取笑他们要么外行领导内行,要么贪恋权位,要么尸位素餐,不给其中任何人留面子:

官惟无耻,故不学军旅而敢于掌兵,不谙会计而敢于理财,不习法律而敢于司李。瞽聋跛疾,老而不死。年逾耋颐,犹恋栈豆。接见西官,栗栗变色,听言若闻雷,睹颜若谈虎。其下焉者,饱食无事,趋衙听鼓,旅进旅退,濡濡若驱群豕,曾不为怪……

这些犀利的文字像炮弹一样在士大夫中间炸开了,还不是一发两发,而是经常密集轰炸。这就形成了两个结果:

第一,《时务报》在梁启超爆文的推动下,很快发展为粉丝过万的大报,最高时销量达到1.7万份,创造了当时报纸的最高发行纪录。

这是什么概念?因为当时识字的人不多,订报的人更少,所以一般的报纸销量也就数百份。维新派最早模仿的大报《万国公报》,在1897—1898年的销量也仅为3000份。

第二,还是那个问题,当你用笔杆子敲打别人的时候,别人就会用枪杆子或钱袋子敲打你。张之洞欣赏梁启超的同时,慢慢对他的过激言论表示不能容忍。

汪康年做过张之洞的幕僚。张之洞就通过汪康年,对梁启超的文章进行审查,搞得他待不下去了,只好离开心爱的媒体行业,跟着黄遵宪去了湖南。

没有了梁启超的《时务报》,很快衰落,成了“僵尸号”。

梁启超还以培育出九个杰出的子女闻名

04

梁启超一生以多变、善变著称,很多人因此怀疑他的人品。

但从历史角度来看,每一个处在激烈动荡年代的人都会有多次变化,何况是心忧国家、民族的有志之士。与梁启超同时代的孙中山、杨度、章太炎等都有过两次以上的变化。

正是梁启超的多变、善变,才让他在很长时间内,始终立于时代潮流的前端,而不像他的老师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之后,就滑出了历史的主流。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期间,他学会日语,可以翻看日本从西方翻译过来的报刊书籍,如同进入了一座新的知识富矿。

作为一个杰出的新媒体人,梁启超有着非凡的学习能力和吸收能力。

有人夸张地说,梁启超在逃亡日本的船上,当夜就学会了日语。梁启超谦虚地说,不是这样的,我用五个月学会了读日本书、念日文。

这学习速度,你们随意感受下。

虽然是保皇党人,但他这时更像一个革命党人。他竟然在“党报”《清议报》上发表“排斥满清”的革命言论,谈民权,谈自由,谈破坏,还与革命派的头儿孙中山频繁往来,打得火热。

康有为发现后,命令他把报纸撕毁重印。

作为政治流亡者,梁启超在日本的角色,相当于康有为创设的“保救大清皇帝公司”的二把手。二把手公然“叛变”,还起草了一封敦劝康有为退出政治舞台的信,这搞得康有为很难过,也很生气。

1901年12月,一场大火结束了《清议报》的历史使命。

两个月后,梁启超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这是一份综合性半月刊,相当于一个月才推送两次,但推送内容极其丰富,光栏目就有25个。

最关键的是,梁启超没有丢弃他的看家本领——发表政论文章。这是他的核心竞争力和品牌号召力。

很快,《新民丛报》就吸引了大批忠粉,粉丝遍布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越了他本人办过的任何新媒体,也让他此后创办的新媒体无法超越,成为他一生17次参与或创办报刊的巅峰之作。

黄遵宪在给梁启超的信里说,半年之内,中国就有四五十家报刊在模仿《新民丛报》。

《新民丛报》创刊号

05

1912年,民国建立,梁启超结束了十几年的流亡生活,回国投身政治。

不过,他做媒体的劲头还很大:

鄙人二十年来固以报馆为生涯,且自今以往,尤愿终身不离报馆之生涯也。

于是,他在天津办起了《庸言》半月刊。尽管这份杂志的生命周期很短,但不变的是梁启超的号召力——出版后风行一时,销量达1.5万份,为当时全国报刊之冠。

此后,梁启超还参与或创办了另一些报刊。不管他的阵地转移到哪,通告一发,新办小号立马就变成头部大号。他是那个年代自带粉丝效应的大咖。

问题来了,梁启超办“新媒体”怎么就这么成功呢?

很简单,大家都喜欢他的文章风格啊。

他的写法,在当时的报刊界是独一无二的。比如,当其他报刊还在用生僻的文言写作,把读报的门槛设得很高的时候,他采取了大众化、口语化的写作,通俗流畅,一下子拉近了与粉丝的距离。

他注重文体改革,喜欢“新”,用新名词,写新诗,作新文,给读者新鲜感。

最关键的一点,他的文章很有激情,笔端常带感情,分分钟就把人的情绪点燃。

就像他那篇不朽的爆款文章《少年中国说》一样,以富有感染力的笔触,将振兴国家的追求呐喊出来,读完后让人血脉贲张:

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他开创的写作方式,当时就是教科书级别的存在。

在《时务报》期间的风格,被称为“时务体”;在《新民丛报》时期的风格,被称为“新民体”……任何时候都是其他媒体模仿和膜拜的对象,用现在的话说,梁启超就是新媒体写作的教父。

他的文章很对年轻人的胃口,因此收获了许多迷弟迷妹。

那个学问很好人品很差的郭沫若,曾回忆说:“在他(梁启超)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气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

大V梁启超经常应邀出席一些活动。有一次,他到南开学校演讲,周恩来听说这个消息,兴奋不已,赶紧跑去听讲并认真做了笔记,说梁的演讲让他感到“言若金石,入人脑海”。

毛泽东当时也是梁启超的铁粉。他自己说,他曾把一本《新民丛报》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他后来在湖南办报撰稿,采用的正是“新民体”,结果大获成功。

梁启超的文字和思想,影响了数代人

06

如果当年有追星这回事,那么,梁启超这个长相普通甚至有点奇怪的男人,绝对是超级偶像。

成为偶像,就有人设。他也曾面临人设坍塌的风险,但因为他是新闻高手、舆论大师,所以做起危机公关也是杠杠滴,最终实现了反转。

最大的一次危机,来自袁世凯称帝。

梁启超是君主立宪制的拥趸,民国后,跟人组建进步党,拥护袁世凯。结果,袁世凯突然要称帝,这不啻于把梁启超及其进步党的信誉当成了内裤,还要露出来。

梁启超的危机公关方式,是写文章回应,亮明态度。

当时他是《大中华》杂志的总主笔,在上面发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这篇爆文,揭露了那些怂恿袁世凯称帝者的别有用心。

这还没完,他又接受采访,在报纸上放风,说袁世凯原来想用20万买他这篇文章,被他拒绝了。

跟现在一样,猛料不管真假,总能消费一波社会情绪。这下整个舆论炸掉了。

然后才有了他参与倒袁运动那些事儿。袁世凯倒台了,“善变”的梁启超则从袁的拥趸变成了反袁的功臣。

还有一次危机来自张勋复辟,他的老师康有为竟然署名拥护复辟。

自戊戌变法之后,人们都是“康梁”连着用的,虽然他的思想与康有为已经渐走渐远,但还是有很多人傻傻分不清。

于公于私,梁启超都无法不吭声。于是他公开站在老师的对立面,在报上发文指斥康有为。

有人对此表示惊讶,梁启超说:“吾不能与吾师共为国家罪人也。”

在我们这个时代,制造了太多的偶像和大V。这些偶像和大V的人设,都伪装得近乎完美,但也因为完美而显得脆弱。一旦偏离了这种完美的属性,人设就会坍塌,粉丝就会倒戈。

这个时候,负责人设的危机公关团队,真的应该向梁大师学习,学习怎么扭转舆论,变被动为主动。

但从根本上说,做偶像、做大V,完全不是梁启超的初衷。

就像我在本文开头所说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精英普遍认为国民朽木不可雕,而国民也认为自己身为奴婢,只要墨守陈规便是至高境界,对国家的兴亡无动于衷,更没有责任感。

梁启超却相信国民是可以被改造的,而这种改造需要由舆论来引导。他抱着“天之生人,权利平等”的思想,认为报纸只要教育民众,开启民智,去塞求通,民众的力量就会发挥出来。

他的另一篇爆文《新民说》把这个问题讲得很清楚。

他说,中国贫弱的根本原因,不是封建王朝的腐败统治,也不是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是国民缺乏公德私德、国家思想、义务思想、权利思想,以及进取、冒险、自由、自治、自尊、合群、尚武等精神。因此,只有用教育、宣传的手段改造国民素质,造就一代新国民,国家才有希望。

在开启民智的过程中,梁启超特别重视“共同体”的构建,希望改变国人一盘散沙、习惯做旁观者、没有国家观念的陈旧思想。近代以前,中国人基本上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概念,梁启超在1899年第一次从日本引进了“民族”这个概念。到了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一文时,又首次提出“中国民族”的概念。

一年后,梁启超在“中国民族”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他是第一个提出“中华民族”概念的人,这个词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关于“中华”,他说:

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

后来,他又专门撰文,从历史演变的角度指出,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是多元混合的民族。毋庸置疑,“中华民族”这一词汇的使用,在社会舆论和民族认同等多个方面,对提升民族向心力、凝聚力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舆论场上,梁启超是成功的。但在现实中,无论是他参与的政治,还是改造、影响国民的效果,他无疑又是失败的。

他其实是一个很悲剧的人物。

他在世时,就像一条狗,叫了几十年,也没把中国叫醒。但当中国醒来后,没有人会怀疑,他正是那个让国人感念的开启民智的一代宗师。他的地位无可替代。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在北京病逝,年仅56岁。

辞世后,他的墓碑上未写任何生平事迹。如他生前所言:“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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