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而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中华文明不仅对今天中国人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和中国的发展道路具有深刻的影响，而且对人类的进步和世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华文明同样历经劫难，无论是特大的自然灾害还是本民族自身的溃败，甚至也数次被异族所统治，但中华文明仍然冲破险阻传承至今。

有文章指出，从秦汉开始，古代中国历史中，相对和平时期能占到近一半。这个相对和平时期也会有局部战争，只要不是大规模战争，多数民众能处于正常的生活状态，权且算是相对和平时期。

一半的相对和平时期，绝对是神州这块大地的民众最大的幸运了。同时期的欧洲史就是一部战争史。几十上百个国家，内部打完外部打，还夹杂着宗教战争、外族入侵，和平的年份屈指可数。

应该说千古一帝秦始皇首先一统神州大地是中华大地幸运的开始，自此以后的各方势力博弈都以大一统为目标。

大一统极大地阻止了内部的纷争，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社会可以让国家集聚最大的力量对抗自然灾难和外族的入侵，这才可能有传承至今的文明。

秦朝的大一统包括统一了度量衡、文字、货币，推行郡县制，施行中央集权。虽然秦朝二世而亡，只有不到二十年，却奠定了中国大一统和政治制度的基础，谭嗣同称，中国“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

像古代欧洲要想修建黄河的堤坝和大运河这种工程是不可想象的。

大一统融合了各民族的优势文化，极大地丰富和夯实了中华文明。

中华文明是政治早熟的文明，除了大一统，古代王朝还很早就推行了三个帮助政权稳定和安定民心的重大举措。

那就是打击财阀、推行科举制和宗教政策。这些都是消除不稳定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祸乱源头、加强阶层流动的举措。

一、打击财阀、豪绅、地方强权势力

财阀、豪绅、地方强权势力既是政权初立时的有力支撑，也是未来政权的挑衅者。

一个朝代建立后，几十年时间财富就集中到了少数人手中。拥有巨大财富的这些权贵可以收买官僚，形成行业垄断。一些大贵族传承十几代，形成顽固的地方割据势力，如果有异心是有能力制造混乱和事端的。

早在汉朝就非常重视这一点。

汉朝开国初期，高祖刘邦就迁徙六大国贵族豪强到自己的陵墓长陵守陵，以此打压战国时期长期形成的六国宗族势力。汉初，国家整体贫困，让秦末六国的地方豪强都迁移到长陵，地方上就基本没有大的豪强地主了。

从刘邦建立汉朝，到了汉武帝时期，社会已经非常富有了。汉高祖、吕后、汉文帝、汉景帝都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使汉朝国家太平，百姓安居乐业。当时，百姓们富足，国家、地方府库充盈。

京师府库里的钱，多达数以亿计，长久不动以至于穿钱的串子都烂掉了，钱已经没法数。陈粮库存太多，一批接一批，只能在露天里堆着，直至烂掉。普通民众住的大街小巷都是马匹，田野上更是骡马成群。

这是中国古代朝代中很少有的民众稳定、安详、富足的时刻，如此富有的社会，汉武帝担心地方势力坐大，毕竟古代不像现在，通信发达，政令通达，那时候出了事可能就是大事了。

汉武帝采取了断然措施，公元前127年，颁布了著名的《迁茂陵令》。凡是财富在300万钱以上的巨富豪门，一律迁徙到京城附近的茂陵。

古代财富的具体形式大多是土地、房产，奉旨迁徙的富豪只得贱卖土地房产。可全国所有富户都要迁徙，没人买田了。于是，地方政府低价将千万亩良田购进，而后分给无地农民，国家只收取十分之一的税收。

赤贫百姓得以安居乐业，王朝政府粮食税收激增，而豪门利益集团的巨额财产，则在迁徙茂陵的过程中被强行“均富”了。

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是政府剥夺了私人的财产。可古代朝廷更看重政府的稳定，财富过于集中，将导致底层民众越来越多，政局不稳。这类措施让底层民众得到了好处，财富被重新分配，国家也稳定了。

财富过于集中也很容易让一些人有非分之想，政府的出手杜绝了这些危害。

其实朝代轮换很多时候都是财富过度集中造成的，汉朝就已经有了解决这类问题的办法，只是残酷了一些。可对于广大民众来说，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安定的国家才是最重要的。

财富在300万钱以上的巨富豪门要迁徙茂陵，可一位没有这么多财富的人也在其中。

这人是郭解，有人向汉武帝求情郭解没有这么多财富，不要迁徙，汉武帝没有同意。不久郭解门下人杀人，牵涉到郭解，大将霍去病为其求情，汉武帝直接杀了郭解。

郭解因为为人豪爽，被当地黑白两道推崇，大小事都要他出面摆平。汉武帝不但要减少富人的威胁，而且对地方有势力的人也极为忌惮，这些人有一定社会影响力，如果被裹挟到叛乱中，是极大的隐患。

汉朝做出了先例，打击财阀、地方强权势力，加上超强的武力，汉朝得以延续四百多年。其影响深远，外族从此一直称呼中原人为“汉人”直到清末。

北周，隋，唐的高官多为关陇集团人士，隋朝的统治者已经意识到关陇集团对统治者的威胁，但是方法不当。当时关陇集团势力太强，隋炀帝没成功消除这些威胁，反而把自己给废了。

唐初逐渐用新晋贵族和科举制度去抗衡老贵族。到武则天时，关陇势力被消除殆尽。

到宋朝后，随着科举制度的推广，贵族彻底没落了。

在古代社会，朝廷的贵族、财阀、地方的富商、豪杰如果不加以约束，都可能成为一时的隐患。1000多年前，这些隐患就被朝廷关注并减轻到最低的程度了。

而助力减少这些隐患的举措之一就是推行科举制。

科举制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创举，打破了血缘世袭关系和世族对政治的垄断，为中小地主阶级和平民百姓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使大批地位低下和出身寒微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朝为田野郎，暮登天子堂，成为现实。

中国的原始社会时期有任人唯贤的“禅让制”；奴隶制社会则出现了“世卿世禄制”的贵族政治；战国时代出现“军功制”和“养士制”；汉代则为“乡举里选”的察举征辟制；魏晋南北朝为“九品中正制”。

都是贵族之间的平衡和相互推举，普通民众没有机会，阶层流动停滞。

隋朝建立后，废除九品中正制，开始采用分科而举人的方式选拔官员。

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定十科举人，其中有“文才秀美”一科，当即进士科，这是科举（主要是进士科）制度的开始。

唐代有了每年定期考试的制度，同时也保留临时下诏考试的办法，即所谓“制科”。“制”之意义与“诏”相同，即皇帝之令。每年举行的科举考试则称为“常科”。

宋朝将天子亲临殿试变为定制，州县发解试第一名自唐以来即称“解元”，省试第一名宋代改称“省元”，殿试第一名称“状元”。“连中三元”为科举时代读书人的最高愿望。

殿试时考官所取定的名列前茅者，要送呈皇帝“御览”。皇帝控制科举的最后一关——“殿试”，新进士子们即成为“天子门生”。

通过科举制实现了社会阶层流动，保持了政府的相对活力，并与底层保持紧密接触，降低了政权被推翻的风险。科举制实现了皇帝与读书人共治天下的目的，让国家观念更为深入人心，即使在皇权之外，也有一个为读书人所坚守的道统观。

科举制最大程度实现了文化和思想的统一，要想实现登龙门的愿望，就要熟读朝廷认定的书籍，按照朝廷希望实现的公序良俗来改变自己的认识。

科举制度还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稳定。通过科举选拔的官员多数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治理能力，这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尽管科举制有很多弊端，但在古代社会已经是最大公约数了。

日本、朝鲜、越南是很早就效仿中国科举的国家，在科举制刚开创的唐朝中期，日本便派了大量遣唐使东渡，科举得以在日本奈良时代至平安时代实行。

光宗9年（958年），朝鲜施行科举制，主要是模仿唐朝的科举制度，至1894年止，科举制在韩国历史上存在了936年。

欧洲可就没有这么幸运，贵族头衔多是世袭制，一代代下来贵族势力愈变愈强大。接受教育的只能是贵族子弟。下层阶级的人通过一种考试制度就变成贵族是绝不可能的。

中世纪欧洲的官吏制度才开始出现，可由于国小动荡，内政外交官员大多是由贵族担任，而选拔方式简单粗暴，按照国王的喜好直接任命。

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曾盛誉中国的科举制度：“通过层层严格考试的人才能进入…衙门任职…人们全然不可能谩想一个比这更好的政府…”

一些西方学者将科举制度视为中国“第五大发明”，与“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并称，是对世界极大地贡献。

直到近现代，英国才开始引进中国的科举制度并完善为现在欧洲的文官制。

而在一千多年前，中国老祖宗的政治智慧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在明初时期，全世界都在仰望和学习中国。

西方许多名人著作中的思想，都能从明朝存在的古籍中找到。包括亚当·斯密、康德、黑格尔、笛卡尔、佛罗伊德、海森堡…英国作家威廉·波伊称，“那些极具影响力的耶稣会士的中国著述………构成了18世纪（欧洲）科学爆炸的知识源泉之一。”

美国学者费诺罗萨（Ernest F. Fenollosa, 1853-1908）指出，大致在1660-1740年间，……欧洲经历了有关中国语言、文学和儒家经典知识的首次爆发。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写道，中世纪主要的技术发明大多数都出自中国，……被西欧人拿来……用于海外扩张，这种扩张反过来又引致更大的技术进步……；首先对欧洲，然后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

中国还很早就完美地的绕开了左右西方世界上千年的宗教与王权的争夺和异教战争。

商朝人非常迷信，祭祀活动异常频繁，如春耕、秋收、丰收、战争等各种场合都要祭祀。祭祀的对象多种多样，有自然神，如日神、月神、星神，有雷神、风神，还有来自动植物、山川河岳的神灵，甚至乌龟神、牛神、土神等。

周朝建立后，为了强调正统性，强调了道德的重要性，将君王的地位与其道德修养紧密相连。纣王失德才会失去天下，君王需要具备高尚的品德和道德观念，以便更好地履行天命，关心人民，维护社会秩序。

周人认为，君王的统治得到了天命的认可，是天帝特意选中有德之人。这种新的人神关系中，人的主观能动性得以充分发挥。人们被鼓励追求道德的提升，以便与天命保持一致。人们不再是神灵的无条件服从者，而是与神灵共同构建和谐的社会。君王通过履行天命，实现了天人合一的理念，使国家更加稳定和繁荣。

商人在生前无法直接与神灵亲近，只能通过祭师来祭祀和占卜，寻求神灵的指示和庇佑。

周朝更看重对祖先的祭祀，祖先是家族的根基，是过去与未来的连接点。使他们更加注重家族的传承和延续，寻求祖先对家族的庇佑和保护。于是，中国人对神明的崇拜迅速转变为对祖先的崇拜！

如此种种，神灵的地位就远不如先前的至高无上了。古代中国人虽然也拜神，但只是将信将疑，有时候求神拜佛的时候还要讲条件，比方说求个什么事，事成了才还愿。而他们对祖先的崇拜，才是最虔诚的！

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而重视祭祀的教化功能，他提出的敬鬼神而远之的说法，为儒家对鬼神的态度定下基调。

东晋高僧慧远提出了“沙门不敬王者论”，但这种说法没有坚定的中上层的支持者，更没有以死效命者，最终只能臣服于皇权的阴影中。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佛教曾被一些王朝拥戴，形成不可忽视的势力。唐朝中期，佛教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体系。寺院在全国拥有大量土地和巨量财富，雇佣了大量的雇工；经营着各种商业活动，还不用纳税，甚至拥有私人武装，一些寺院与地方权贵沆瀣一气，俨然成为国中之国。

皇权受到影响，历史上出现过四次规模宏大的灭佛运动。500年中就有“三武一宗”灭佛，三武指的是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灭佛，这三位的谥号或庙号都带有个武字，一宗指的是后周世宗。

其中唐武宗发动的“会昌灭佛”，超过四万座寺院被夷为平地，二十六万僧尼被迫还俗。

后世虽然褒贬不一，但从当时的环境下，唐朝自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中央权威衰落。佛教势力的膨胀，无疑是对皇权的巨大挑战。唐武宗灭佛，就是为了打击地方势力，加强中央集权。为后世中国确立“以儒为本，佛道为辅”的宗教格局奠定了基础。

远古文明产生的同时宗教也产生了，宗教有着影响人思想的力量，在上古和中古时期几乎所有的政权都有神权政治的影响，要么以宗教首领作为国家领袖，实行政教合一，要么在神权凌驾于世俗王权之上。

中世纪的欧洲就是神权凌驾于世俗王权之上，教宗发动“十字军”东征，罢黜国王，处置列国。欧洲1/3的土地、1/2的收入、2/3的资本都掌握在教会手中。

教会向普通民众征收什一税，发行赎罪券。欧洲的民众受到王权和神权的双层压榨，惨不忍睹。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延续千年的战争，教派内部的纷争同样激烈，为争得正统同样大动干戈。

欧洲的王权与神权的权力争夺，宗教之间你死我活的战争让欧洲的中世纪成为黑暗的世纪。

中国人避免了这种残酷的宗教争端，也少了很多内部的矛盾。

现在的西方人经常嘲笑中国人没有信仰，其实他们的祖先遭遇到上千年的宗教迫害。中国人非常从容，对宗教看得很透彻，不反对，也不纵容。

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已经有了很多生活和行为的规范，有道德的标准。中国人对宗教的理性看待更合乎常理，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

古代中国的宗教政策在保持国家稳定和统一的同时，也尊重并包容了多元的宗教信仰，通过制定和实施一系列宗教管理措施，确保了宗教活动的有序进行，同时也促进了不同宗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但因为儒家体系的强势地位，其他宗教都融入儒家文化的氛围之中，整个社会的宗教色彩被淡化了。宗教势力远不可与王室抗衡，后来，以能得到皇家的册封为荣耀。

打击财阀、推行科举制、宗教政策，先辈在千年前就已经做好了防范和规避，让中华文明得以延续，让民众最大限地的减少战争的侵扰，让中国得以保持了文明的延续。

相对于西方，中国古代的制度更多的保护了民众的权益，更少的处于战争的混乱。

对于财阀、世袭权贵一直处于打压的状态，这更好的维护了皇家的权威，减少了战火。中层地主阶层通过科举制有了上升的通道，政府也借此统一了思想，年轻人有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

宗教思想和政策让高层不再迷信，政策都从现实出发，民众不受宗教的盘剥。

三大举措使得中国自古中央集权很强势，地方弱势，才能保证政权的稳定。中央集权也回馈民众，在大灾大难前，中央要调拨救灾物资和粮食；平时要集中力量修缮河道、修路建桥、集中力量抗御外敌。古代历史中，凡是中央集权强势的时期，都是社会稳定，民众可以安居乐业的时期。

这些长治久安的政策得以让中国民众享受到最长的和平红利，这就是最大的福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