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论近十年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引人瞩目的现象，“史料热”可能名列前茅。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料学转向”“文献学转向”“历史化趋势”不但成为近年热议的话题，更就此有过激烈争鸣。2022年底，“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的整理与运用”被评选为“中国十大学术热点”之一。“史料热”之下，相关研究成果也不断积累。就目前情形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理论体系建构和史料学学科建设已初具规模，前景可观。然而，需要注意到，“作为一种学科和系统的现代文学‘史料学’建设还相当滞后”［1］。进一步追问，则连“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命名至今仍然存在很大分歧。“名不正，则言不顺”。一个学科的命名虽不能完全等同于这个学科的成熟，却是学科确立的重要标志之一。要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以使更多的人认识并接受这个学科，首先应该在学科名称上达成基本共识，明确与重审学科的边界和合法性。因此，本文重新审理“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概念，进而回顾总结这一概念的建构路径。

一 “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命名的分歧

迄今为止，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命名的分歧，集中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和“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之争，可将各家主张概括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称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1985年马良春提出“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2］。1986年朱金顺出版《新文学资料引论》，尝试建构“新文学资料学”，多年后改称“新文学史料学”。1989年樊骏发表长文，呼应“史料学的建立”［3］。进入21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概念引发学界争论。2008年谢泳明确表示“不主张称‘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而称‘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4］。2012年刘增杰决定用“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为其著作命名，大约是因为“用史料学命名的研究者开始增多”［5］。2021年金宏宇认为：“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似乎更宜采用‘史料学’概念。”［6］近年来，刘勇、付祥喜等也主张使用“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此外，“当代文学史料学”名称也被提及。例如：1991年韩毓海、孟繁华、张颐武等发表笔谈，对“建设当代文学史料学”这一“迫切需要”提出了各自的设想 ［7］；2012年吴秀明认为“有必要强调和提出‘当代文学文献史料学’问题”［8］；2020年吴俊指出“当代文学史料学的要义”［9］；2021年黄发有倡议“建立‘中国当代文学史料学’或‘新中国文学史料学’”［10］。

第二类称为“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2006年刘增杰曾采用“现代文学文献学”［11］。2009年徐鹏绪、逄锦波在辨析“史料”与“文献”异同的基础上，使用“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12］。姜飞在2019年、黄海飞在2021年表示“更认同‘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13］。刘福春不但主张称为“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而且强调“文献学科的独立学术价值”［14］。此外，解志熙、王贺、易彬等也坚持使用“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

第三类是混用“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和“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2003年刘增杰说：“我们现在要建立的现代文学的文献学或史料学……”［15］后来，坦言自己对于使用“现代文学史料学”与“现代文学文献学”曾经“犹疑不决”。与此不同，陈子善态度明确，他在2020年出版的著作中指出：“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又可称‘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16］

有人说：“‘现代文学文献学’的接受度明显要比‘现代文学史料学’更高。”［17］据笔者所知，虽然“进入21世纪‘文献’使用越来越多”，但是若论使用“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或“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人数，则持上述第一类主张者最多（如果持“当代文学史料学”名称也包含在内，则更多），其次是第二类主张，第三类最少。纵观各家主张，之所以产生很大分歧，归根结底是因为“史料”与“文献”、“史料学”与“文献学”属于加利所说的“本质上争议的概念” ［18］，由此导致学界对“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情境条件和价值预设的认识不足或出现认知偏差。鉴于此，下文将围绕概念建构的情境条件和价值预设，首先重审“史料”与“文献”、“史料学”与“文献学”等核心概念，然后辨析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与现代文学文献学异同，最后进一步探查“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概念的建构路径。

二 重审“史料”与“文献”概念

伯纳德·巴伯说：“科学之核心的概念框架越发达，科学具有的独立性范围就越大。”［19］对学科理论的核心概念、范畴的界定，影响到对该学科性质、内容和规律的总体把握，是学科建设规范化及理论体系建构的前提。探讨“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命名，事关学科理论建设和学科独立性，而首要的是重审“史料”与“文献”这两个核心概念。

（一）重审“史料”概念

目前，史料的定义有数十种，有些过于抽象，难以确定其具体范畴，有的又过于具体，直接限定了史料类型。我们撇开这些过于抽象或过于具体的，大致将已有的史料定义分作广义和狭义两大类。

广义的史料可称“泛史料”，一般把史料解释为“历史遗迹”或“历史痕迹”。梁启超、何炳松对“史料”的定义即如此。后来白寿彝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定义说：史料是“人类社会历史在发展过程中所遗留下来的痕迹”［20］。白寿彝的定义在梁启超的基础上改进而来，由于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判定史料，他的史料定义在1949年以后成为中国大陆学界有代表性的一种。把史料解释为“历史遗迹”或“历史痕迹”，虽然强调了过去性，但是会让人认为，只有人类历史的直接遗存才是史料，也就是说，只有直接材料才算作史料，这就把那些由后人记述的间接性材料排除在外，以致出现了逻辑学上的“定义过狭”问题。此外，遗迹一般指人类活动留下的遗址、墓葬、灰坑、岩画、窑藏等实物，而这些实物只是史料的一部分。用“遗迹 ”作为“史料”概念的概括语，混淆了属概念和种概念之间的上下层次逻辑关系。

有人在用“遗迹”“遗物”概括“史料”概念时，强调“泛史料”观念。例如，刘节说：“凡是人类的一切遗物都是史料。”［21］又如，赵吉惠说：“举凡人类活动的遗迹、遗存，都可称为史料。”［22］直到当代，仍有人认为“一切遗物皆史料”［23］。这些界定虽然扩大了史料研究的视野，却抹杀了史料的对象性。马克思说：“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本质的即自己的生命表现的对象。”［24］也就是说，人是一个对象性的存在物，人的实践活动总有对象，人的精神总要对象化。那么，人类活动的遗物、遗迹，同样是并且只能是对象性的存在物，即它的存在显现在它的对象里，针对某种具体史实而存在。譬如鲁迅的《阿Q正传》是现代小说，而不是记录辛亥革命历史遗迹的史料。

狭义的史料即“纯史料”，指的是各种学科领域内直接记述历史的材料，如“史料是反映和记录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材料”［25］。“纯史料”是原生态的，也就是常说的原始材料。这就意味着大量的次生材料被排除在史料之外。“纯史料”显然也不承认不关心那些多学科交叉范畴的材料，这个缺漏使它不能适应科际整合趋势，不能满足跨学科研究的需要。比如，在持“纯史料”观的历史学者眼里，小说、诗歌、戏剧、神话等文献典籍不能视为历史研究的史料，而事实上，早在章学诚那里就有“六经皆史”，陈寅恪更开创了“以诗证史”的研究路向。

总的来说，无论广义的还是狭义的史料定义，都保持了外延扩大趋势，那些以往不被视为史料的材料，越来越受到青睐。甚至可以说，在一个敏感的史家眼里，一切材料都有可能成为史料。《水浒传》一般不能用作研究宋代历史的史料。梁启超却通过鲁智深醉打山门这一“固非事实”的情节，发现了一则重要史实。在鲁迅手里，《水浒传》也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重要史料。有鉴于此，与其取狭义的定义以至遗漏许多有价值的史料，倒不如舍弃狭义而取广义。当然，这里说的广义的“史料”，并非不顾史料的对象性等内在限定，主张无限扩充史料、一切皆史料。此外，已有的“史料”概念大都依据类型作出界定，我们应该摆脱这条老路，从史料的本质和属性上予以定义。

史料本质上是遗留或记述历史知识信息的“文本性文物”，而不是历史本身。史料与历史的关系，既不是中国的乾嘉史学、德国的兰克史学倾向于认为的“史学即史料学”，也不是后世史家认为的“二重史学客体”。“在历史认识的构成中，它（史料）充当主体与客体之间中介人的角色。它既非主体又与主体有关联，既非客体又与客体有亲缘。”［26］这是因为，史料具有两个基本性质：文本性与物质性。史料既是记录历史信息、勾连主体的文本，同时也是包含着历史信息、承载客体的文物。近十年来，中国现当文学研究过于重视、强调史料的文本性，以致“有意无意都要显示其‘历史痴与考据痴’，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大势所趋”［27］。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化”趋势，引起一些学者的警惕和担忧，因其对史料文本的偏重，很可能窄化文学史认识、降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可能性［28］。然而，当我们关注史料的物质性、将史料作为“文本性文物”时，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史料文本及其信息真伪的依赖，转而研究历史信息的结构、史料的物质性，包括史料的载体、生产过程、历史地层、风格、传播、影响等，进而从“物质性”的角度去发掘其长期被忽视的内容。

史料通过记录特定的历史知识信息反映某一史实，故记录性是它的一种属性。记录就是将表述知识信息的文字、图像、音频、视频等表述符号固定到物质载体上，使史料的各部分联系起来形成一个整体，足以反映某种历史事实和现象。记录包括对遗留性史料的记载和对记述性史料的记叙。对遗留性史料的记载不具有讲授历史、为当代或后世留下历史根据的目的。它是被动的、无意识的，没有受到作者的思想观念影响。对记述性史料的记叙有两种：一种是书面叙述（包括史书、地方志、自传、年谱、回忆录等），一种是非书面叙述（包括口头叙述、影像叙述等）。记叙是作者对历史的主动、有意识的讲述和说明。没有记录性，知识信息、载体和表述符号就会成为彼此孤立、互不联系的事物，就不能成为史料。综上所述，史料即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记录特定历史知识信息的文本性文物。

（二）重审“文献”概念

“文献”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八佾》。南宋时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指出：“文，典籍也；献，贤也。”据此，文献包括文字记载的典籍文章和非文字记载的口述实录，此为广义“文献”的肇始。到宋代，马端临在《文献通考》里对“文”和“献”做了限定。他把“文”和“献”，分别作为叙事与论事的依据：“文”是经、史、历代会要及百家传记之书；“献”是臣僚奏疏、诸儒之评论、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 ［29］。纵观明清学人著述，凡是用“文献”二字为题者，不外乎依循朱熹的广义文献和马端临的狭义文献。例如：明代程敏政《新安文献志》、李时渐《三台文献录》、焦竑《中原文献》、何炯《清源文献》、张邦翼《岭南文献》和清代胡亦堂《临川文献》，遴选有价值的文字资料编辑成书，都是步马端临的“文献”主张；清代孔继汾《阙里文献考》、钱林《文献征存录》对文献的理解，则是追随朱熹的“献，贤也”的说法。鉴于长期存在的这种分歧，1985年《文献》杂志组织过“关于文献与文献学问题的讨论”，但对“文献的含义”“文献学的界定”以及相关议题的讨论至1990年代初始终未臻一致，诸家言论仍持广义和狭义文献两端。进入21世纪，取广义文献的呼声颇高，其思路有两种：一种是认定“文献”的旧概念“已完全不适用”于现代文献学，主张中国文献学分为古典和现代两部分，前者取狭义文献、后者取广义文献［30］。然而，将中国文献学拦腰斩断为广狭两段，不但过于主观也不利于学科整体建设发展。另一种思路是引用现代图书情报界对“文献”的定义，借以证明“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取代“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必要性［31］。第二种的赞成者较多，有代表性，但仍需商榷。其一，这一思路的依据是2009年公布的中国国家标准《文献著录总则》（GB/T3792. 1-2009）的定义：“文献是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然而，文献究竟是否一种载体？换言之，以“载体”作为这一定义的重心，是否合适？众所周知，文献记录的知识和文献载体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我们区分不同文献的根本依据是记录的知识，而非载体。比如，作为纸质文献和电子文献的《鲁迅全集》，其载体不同，但内容（知识信息）相同，故二者无根本区别，这是电子文献的内容一般具备纸质文献同等价值的根由。如果这点不成立，电子文献就没有必要存在，遑论替代纸质文献。因此，这一定义“颠倒了属、种关系”，而应表述为“文献是一切载体所记录的知识”［32］。其二，这一个文献定义，取其广义，我们能否用广义替代习见的狭义？回答是否定的。中国文献学奠基性著作采用的都是狭义的文献定义。在中国文学研究界，人们也习惯了狭义的文献定义，至今还有不少人使用“文献史料”一词指称语言文字材料，以之区别于口述史料、实物史料。狭义的“文献”长期以来一直被使用，这个事实无法抹灭。其三，并非任何“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都是文献，因为“文献是有一定历史价值或科学价值的文字材料”［33］。其四，“术业有专攻”，图书情报界对“文献”的定义，能照搬到中国文学界吗？历史学家李良玉早就指出：“在词语学、文献学、社会语言学和史料学等不同领域，它（文献）的含义不一样。”［34］至于“文献即情报”的主张，也早有学者指出“文献”和“情报”存在四个方面的主要区别［35］。既然如此，在图书情报界和文学界，“文献”的含义怎么可能相同呢？中国文学界怎么可以照搬图书情报界的文献定义？

其实，自近代以来一直存在“史料”概念比“文献”宽广的观念。梁启超把史料分为两大类：“一曰在文字记录以外者；二曰在文字记录者。”［36］他说的“在文字记录者”就是通常所说的文献。后来，张舜徽在《中国文献学》里特别指出，应以是否载有文字作为“文献”的标准，“没有文字的陶器、铜器、漆器等实物”并非文献［37］。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的主要作者徐鹏绪说：“‘史料’的外延要比‘文献’的外延宽广。”［38］金宏宇在梳理中国历史上的“文献”概念之后也说：“总的来看，‘文献’这一概念从字面意义上是无法容纳所有的史料类属的，不如‘史料’概念的内涵丰富。”［39］

总之，自从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分别定义“文”和“献”以来，就一直存在取狭义的文献定义即把“文献”视为书面语言文字材料的传统。人们可以无视这个传统，坚持取广义的文献定义，但不能因此认定狭义的“文献”为错误。事实上，面对一个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常见的做法是，各取所需、并行不悖。在现代文学史料学领域，“文献”取其狭义，成为史料的一部分；在现代文学文献学领域，“文献”可以取其广义，独立于现代文学史料学。诚如刘增杰所言：“应该承认，每位研究者根据自己对概念的界定，只要论述的内在理路有其合理性，他们学术追求的表述方式都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40］

三 现代文学史料学与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异同

不但“史料”与“文献”的概念不同，作为学科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与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也有以下主要区别。

首先，“史料学”与“文献学”的概念相异，英译也不同。史料学是治史的门径之学，历来为中外史学家所重视。这一概念的最早提出，是1928年傅斯年的“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主张，其实他的“史料学”来自兰克学派对史料价值的强调，并无定义史料学的意思。相比之下，更需要关注1962年冯友兰所作、被广为引征的定义：“史料学是历史科学中的一个部门，为历史学的研究作准备工作，是关于史料的方法论。”［41］尽管他没有全面概括“史料学”，但是指出“关于史料的方法论”，在当时仍然是了不起的真知灼见，启迪后来者。到20世纪80年代，史料搜集、整理与研究发展为日臻完备的史料学，重张“史料学”概念提上日程。1985年出版的谢国桢《史料学概论》，把史料学的内涵扩大为“关于史学研究的方法论”，突破了“史料学是历史学的辅助学科”这一论断对研究者的桎梏。进入新世纪，“史料学转向”趋势之下“史料学”概念在原有基础上出现重塑。2012年，潘树广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料学》把“史料学”定义为“探讨史料研究和史料利用的理论和方法的学科”［42］，俨然糅合了冯友兰和谢国桢所作的定义。

“文献学”一词始见于1920年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中的“（全祖望）亦私淑宗義，言文献学者宗焉”一说。然而无论最早以“文献学”作为书名的著作即郑鹤声、郑鹤春合著的《中国文献学概要》（1933年），还是张舜徽的《中国文献学》和王欣夫的《文献学讲义》，都倾向于认为文献学就是版本学、校勘学（校雠学）和目录学三者的结合。它与史料学的区别很大：“文献学作为一门已然成熟的学科，有其特定的学科内涵，以校勘、目录、版本、辨伪、辑佚等为基本内容，较侧重于文献内部的考察；而史料学则更侧重于史料的类型载体、历史流变、搜集整理、检索应用等问题，在和文献学有着基本层面的交集之外，偏重于将史料作为整体的外部考察。”［43］

“史料学”与“文献学”的英译也不同。中文学术界用来翻译“文献学”的英文单词，主要有diplomatics、philology、bibliography、documentation等等，一度较为混乱。最近有人提出，中国现代学科设置中的“文献学”的英文译名应该是“bibliography and philology”［44］。这样的表述在英文中并不存在，并且有失简洁。通过辨析各相关英文单词本义和主要研究对象［45］，可以明确，古典文献学与philology对译，现代文献学译为documentation；一般意义的史料学，译为diplomatics，而文学史料学译为philology。因此，“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译为Phil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而不是Historical Material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自然更不宜译为Document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

其次，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与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研究目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程序不同。多年来，文学史料学为文学史研究服务已成为不可动摇的学界共识。而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目的，在于保障现代文学文献保存的完整、解读的正确。再从研究内容来看，现代文学文献学“以校勘、目录、版本、辨伪、辑佚等为基本内容”。而现代文学史料学的研究内容，一方面是对现代文学史料本身的研究，包括对具体史料的辑佚、校勘、注释、补遗、辨伪、考订源流、分类以及价值评判等；另一方面是探索现代文学史料学理论框架与知识体系，总结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的一般规律与方法。即使从研究程序来看，二者也有不同。现代文学史料学的研究程序，一般包括史料的搜集、整理、出版保存和应用四个环节，而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研究程序主要是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如果说，现代文学史料学以史料应用为取向，那么现代文学文献学则以文献保存为取向。关于这点，通过比较刘增杰《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和徐鹏绪等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这两部书的目录，也可以看出来。前者专门设置了“应用篇”，而后者则只有“文献整理”和“文献类型”两大块。

最后，从学科谱系来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与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有着显著的区别。现代文学史料学是中国文学史料学的一部分，延承了古代文学史料学诸多传统。而现代文学文献学属于“兼容古今文献学”的大文献学的一个分支，属于专科文献学，主要延承古典文献学的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传统。此外，二者在学科分类体系的层次也不同。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于2019年首次获准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设二级学科“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这说明，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属于二级学科，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则是中国语言文学另一个二级学科中国现代文学的分支。

还需要讨论几种近年流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对“文献”取广义、对“史料”取狭义，认为：“相较而言，‘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命名不仅更为规范，而且也更为准确和科学。”［46］不可否认，近代以来一直存在把“史料”视为原始材料的狭义理解。但是无论梁启超、胡适、傅斯年等近现代史学名家，还是白寿彝、李良玉、王桧林、张宪文等当代史学家，都从广义来界定“史料”。在文学界，也很少有人把史料仅仅看作原始材料。退一步说，如果“史料”“史料学”偏重于原始材料/“直接性资料”，那么就意味着很少包括甚至不包括二手材料/“相关性资料”，如此则缩减了“史料”“史料学”的范围和对象，这与长期以来学界搜集整理了大量间接史料的事实不符。诚如论者所言：“文献学、史料学不仅在概念内涵和外延有差别，也体现出不同的研究路径和视角，从史料学出发，必然会生发出更多新颖的研究问题和更为开阔的研究空间。”［47］“如果用文献学命名，则抹煞了现代文学史料的独特性，而且也大大限制史料范围的拓展和开掘。”［48］

第二种观点，如吴俊论及当代文学史料学时所言：“可以将文献学纳入广义的史料学范围。”［49］其理由是，“文字史料构成文献学的主要内容”。姑且不说这种逻辑关系是否科学、合理，就目前而言，将现代文学文献学纳入现代文学史料学尚面临诸多问题。比如，有何历史和现实依据？如何弥合二者之间的差别？

第三种观点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属于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初级阶段。王风、谢泳、王贺等学者表达过这个意思。虽然现代文学史料学与现代文学文献学之间存在一些交叉重叠，但是至少就历史和现状来说，二者独立发展，并未重合、汇流，更不存在现代文学史料学发展/转型为现代文学文献学。现代文学史料学不是仅限于搜集与整理史料这一类初级工作，而是超越现代文学文献学常见的“在平面上重复”的“炒冷饭”，具备“方法”意识，以动态眼光追踪求索、评价衡估史料，形成一种解释性与评价性的高级别的研究范式。比如，以史料批判之法追溯史料的生成、传播及其影响。

当然，以上并非否认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与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之间存在一些共同点。第一，为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丰富、可信可靠的材料。因为这个共同点，有人把二者混为一谈。第二，在研究方法方面有许多相通之处。现代文学史料学借鉴现代文献学方法来整理研究史料，已是学界共识。当然，现代文学史料的生成机制和传播模式发生了根本变革，套用现代文学文献学理论方法，很可能会遮蔽现代文学史料在产生和传播过程中被赋予的独特性。第三，不少现代作家具备深厚的古典文献修养，如果我们缺乏现代文学文献学知识，对于他们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学术著作，将很难从现代文学史料学角度深入探析和深刻理解。

综上所述，作为学术概念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与“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既不能混用，也不能彼此替代。现代文学史料学与现代文学文献学分别拥有不同的学科内涵、学科谱系和研究范式，既互相影响又独立发展，很难说谁优谁劣、谁初级谁高级。就现况而言，我们也不必急于“合二为一”，而应该尊重彼此差异，进行充分的探讨，尤其是在来自文学、文献学、图书馆学等不同领域的学者之间展开密切而深入的讨论、对话这一基础之上，才有可能达成共识，建构出兼具二者特点、优势互补的学术共同体。在此之前，不妨各行其是、各为其主。

四 从“史料”到“史料研究”再到“史料学”：“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概念建构路径

“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概念源于现代文学史料工作实践，随着实践过程和认识过程的发展而发展。大致来说，经历了从“史料”到“史料研究”再到“史料学”的概念建构路径。

首先，从“史料”出发。“从汉语词汇的选择来看，尽管混用的情况总是存在，但相关理论思考中，依稀可见从‘材料’到‘资料’再到‘史料’和‘文献’的演变。”［50］刘福春的说法比较详细、直观：“我们梳理一下有关史料这一概念的演变，较早主要称‘材料’，七十年代末改称‘资料’，1980年代多称‘史料’……1970年代末与‘材料’告别是一大进步，此前的各种‘材料’给知识界带来的更多是伤害，而从‘资料’到‘史料’，背后或多或少隐含着走进‘学术’的焦虑。”［51］就是说，“史料”成为一个核心概念，是多年来汉语词汇选择和使用的结果，并非其他词语可替代。“史料”也比“材料”“资料”等词语蕴含更为深广的学术诉求。因此，从“史料”出发，强调史料意识，让史料成为探求文学史发展规律、阐释文学现象的可靠依据，有其必要性和必然性。

从“史料”出发，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无论“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还是“史料学”概念的界定，都以史料工作为基础，故首先要确定“史料”的定义。实践是概念的源泉，没有现代文学史料搜集整理，就没有现代文学史料学理论和概念的提炼。目前已知的几乎所有中国文学史料学著作，开篇都先辨析“史料”概念。潘树广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料学》，开卷先谈“史料的涵义”；刘增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前言”，首先辨析“史料”与“文献”；金宏宇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批判的理论与方法》，也是开卷先讨论“史料”概念。第二层意思是强调史料的价值。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学界主要强调史料的基础性作用，如“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等等。进入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史料的独立价值。2018年，刘勇、张悦明确说：“史料不仅是一种内容，更是一种方法，立足这一点才能避免史料完全沦为其他学科的附庸，从而获得自身的独立价值。”［52］2019年，李强探讨“史料何以成为方法”时，分析了“史料的批评性与当代性”，认为“史料是有具体的学科建设意义的”［53］。至此，史料不单是“史料学”“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等核心概念界定的基础，也是现代文学研究的出发点和理论方法的生长点，其本身“有具体的学科建设意义”。

其次，从“史料工作”到“史料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现代文学史料工作一度出现繁荣景象。由于有了相对丰富的基础性史料工作，产生了总结工作经验和教训的需要。1962年5月周天提出现代文学资料整理出版的总结和具体设想［54］，标志着总结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起步。继周天之后，1986年朱金顺出版《新文学资料引论》，从朴学角度总结新文学史料工作的一般方法和原则；1989年樊骏发表长文，全面系统总结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进入21世纪，抵达史料深处的“史料研究”普遍取代以史料搜集整理为主的“史料工作”，进入自觉的方法论反思阶段。2005年钱理群告诫说：“我们对自己所要倡导的研究思路与方法的有限性、局限性、盲点缺乏清醒的认识。”［55］2006年刘增杰对现代文学研究中出现的差错、教训，进行自觉的反思与清理，不但指出“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文献匮乏、史料不足和表述讹误”［56］，更将“史料研究”引向阐释。此后，“史料阐释”成为常见的现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术语。不仅以“史料与阐释”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多次召开，陈思和、王德威主编出版期刊《史料与阐释》，洪子诚甚至认为“史料工作与文学史研究一样，也带有阐释性”［57］。这对于正确认识史料与文学批评、文学史研究之间的关系，明确史料研究的独立价值以及纠正史料研究“为史料而史料”的偏向具有重要意义。

刘福春认为，“史料工作”“不敢称研究”［58］。确实，“史料工作”与“史料研究”有差别。将文学史料搜集与整理称为“史料工作”，反映了1980年代学界对史料重要性已有一定程度的认识，故从事此类实践活动得以列入社会工作范畴。但是笼统称之为“工作”，也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史料搜集整理的专业性。称为“史料研究”，意味着史料搜集整理并非“剪刀加糨糊”的简单体力劳动，由此突显这一概念的学术含量。尤其是，“史料研究”强调学术性、专门性，其背后是技术进步带来的“史料革命”［59］。一方面，新史学兴起引发了史料认知革命，史料的内涵和范围扩大，形态更加多元化。另一方面，新技术对于史料研究产生了革命性影响。在电子化史料、互联网等新技术影响下，新的史料研究方法不断出现。近年来数字人文赋能史料学，“数字史料研究”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股新潮流。至此，发掘与整理史料只是史料研究的基础和前提，进一步的史料批判、更深层面的史料阐释，才是目标。

再次，“史料学”已呼之欲出、水到渠成。1978年“中国现代文学的史料工作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春天”［60］，之后短短几年里，不但整理出版一大批规模空前的现代文学史料“汇编”“丛书”“文集”“全集”，还为史料工作培养了专业人才队伍、奠定了学风基础。在此情形下，从“史料工作”迈向学科建设范畴的“史料学”，显得可行且必要。1985年，鉴于“有组织、有计划、全面、系统地去进行现代文学资料建设已是当务之急”，马良春倡议“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61］。虽然他提出“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却没有作出定义，但是辨析了“史学与史料学”、分析了“建立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甚至讨论了“史料学工作者应有多方面修养”。毫无疑问，到此时，“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已呼之欲出。

然而，“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界定，还有待于对“史料研究”的独立性品格达成共识。大致而言，20世纪90年代末到新世纪初期，“在新一代史料研究者中，‘独立’一词的使用频率时有可见。虽然在具体语境下他们的表述各有所异，但精神实质上则表现为惊人的一致性”［62］。2003年12月清华大学召开“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座谈会”，“与会者一致认为，独立的文献史料准备是独到的学术创见的基础”［63］。这说明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学科独立意识已经形成，即将进入学科概念建构阶段。到了2012年，公开、明确提出“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界定已水到渠成，刘增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前言”第一句话便说道：“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分支学科，它以搜集、研究、编辑、运用中国现代文学史料为任务，力争把史料发生、运行的过程作初步的描述与阐释。”［64］虽然这个定义尚待精确、完善，但它是总结几代学人近百年探索实践的结果。

综上所言，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是基于长期的史料工作实践而形成，并在实践中获得学科建设自觉的，其重要标识便是学科核心概念的建构。随着实践经验积累与学科建设自主意识成长，概念建构的自觉意识突显，从单个概念之间零散、孤立的状态，发展为概念体系建构。不但对“史料”概念的选择和使用经历了一个从“材料”到“资料”再到“史料”的过程，还呈现出从“史料”到“史料研究”再到“史料学”的概念建构路径。这些概念随着时代和社会而演变。这种演变并不是一个孤立自足的过程，而是与史观、载体、领域、方法等的变化有着密切关系。它们的每一次定义，都是一次新建构，包含着不同时代的学术需求，融入了新的学科内涵。与这些名词相关联的动词随之不同，大致分别和现代文学史料学从萌芽到酝酿再到理论建设时期相对应。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萌芽时期“材料”关联的动词是“整”，与80、90年代酝酿时期“资料”关联的动词是“搞”，与“文献”关联的动词是“整理”，而21世纪以来在现代文学史料学理论建设时期与“史料”关联的动词是“研究”。“‘整’目标最明确，‘搞’也有些预设，‘整理’客观了一点”［65］，只有“研究”不但目标明确、方法科学，其成果也更客观更可靠。“史料研究”被确定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范式，意味着现代文学史料学作为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在现当代文学领域具有独立地位和科学价值，它不是现当代文学的附庸，而是重要组成部分。就此而言，在“史料研究”的基础上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有其历史必然性。

余论

概念建构是所有科学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相较自然科学概念的精确，社会科学所建构的概念往往存在争议性。”故而社会科学概念建构过程中的共识总是有限的，分歧不可避免。面对分歧和争鸣，应该重视情境条件和价值预设这一双重前置条件，“使概念建构从无意识走向有意识和自主性，使建构程序更为规范与科学”［66］。“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命名的分歧及概念建构就是如此。重审这一概念及其建构路径，发现形成了三个原则：实践先于理论，从实践出发；历史先于观念［67］，尊重历史事实；理解先于评价，以商榷为重。短短34个字，凝聚着马良春、朱金顺、樊骏、刘增杰等几代学人的思想结晶，也是他们为创建现代文学史料学留下的精神足迹。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得以提出具有标识意义的不同于西方的原创性概念，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概念建构路径，重要原因是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实践这一情境条件出发，而不是从既有的西方历史学、文献学概念出发，能够基于丰富的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经验进行价值预设、理论创新。

由于“史料”“史料学”概念不仅分别指称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材料与研究这些研究材料的学科，而且可以用来指称其他学科的研究材料与相应学科，上述“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概念建构经验及启示，也适用于文史哲其他学科门类的史料学建设，具有示范意义。当然，“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作为学科命名，还有待在概念的经验性与普遍性、广度与深度、体系化等方面进一步开拓完善。

注释：

［1］［52］刘勇、张悦：《从史料到史料学——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瓶颈与突破》，《社会科学辑刊》2018年第5期。

［2］［61］ 马良春：《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1期。

［3］［60］樊骏：《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上）》，《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1期。

［4］谢泳：《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构想》，《文艺争鸣》2008年第7期。

［5］［40］［62］［64］刘增杰：《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前言第4—5页，第5、289—290页，前言第1页，中西书局2012年版。

［6］ ［39］金宏宇：《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批判的理论与方法·导论》，第3—4页，第4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

［7］《面对历史的挑战：当代中国文学史料学研究笔谈》，《当代参考与信息》1991年第2期。

［8］吴秀明：《史料学：当代文学研究面临的一次重要“战略转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2期。

［9］［49］吴俊：《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的多维视野考察》，《文学评论》2020年第6期。

［10］黄发友：《中国当代文学传媒史料研究的内容与方法》，《天津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

［11］刘增杰：《报刊文献与现代文献学的创立——以师陀研究为例》，《长江学术》2006年第1期。

［12］［38］徐鹏绪、逄锦波：《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之建立（上）》，《东方论坛》2009年第1期。

［13］［17］黄海飞：《现代文学文献学的概念、起点和分类》，《读书》2021年第8期。

［14］刘福春：《寻求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学科的独立学术价值》，《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15］刘增杰：《建立现代文学史料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3期。

［16］陈子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十讲》，引言第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18］沃尔特· 布赖斯·加利：《本质上争议的概念》，见花勇编译《比较政治中的概念问题》，第201—206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

［19］伯纳德·巴伯：《科学与社会秩序》，第38页，顾昕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

［20］白寿彝：《史学概论》，第4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1］刘节：《历史论》, 第38页，正中书局1948年版。

［22］赵吉惠：《历史学方法论》, 第3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3］廖久明：《一切遗物皆史料——谈郭沫若作品汇校本的出版》，《新文学史料》2007年第4期。

［24］马克思：《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第121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25］杨豫、胡成：《历史学的思想和方法》，第221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6］刘乃和主编：《中国历史文献研究》，第56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7］郜元宝：《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最大问题是“作家缺席”》，《中国文艺评论》2017年第6期。

［28］付祥喜：《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窄化”现象》，《文学评论》2020年第6期。

［29］马端临： 《文献通考》，自序第3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30］张大可、俞樟华：《中国文献学》，第4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31］［46］［68］姜飞：《“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命名及相关问题》，《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32］王宏理：《“文献”定义之再思考》，《书目季刊》2005年第3期。

［33］［35］ 侯晓明主编：《中国文学文献学》，第4页，第3—5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34］李良玉：《文献的史料学定义与利用问题》，《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36］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4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37］张舜徽：《中国文献学》，第5—6页，东方出版社2019年版。

［4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第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版。

［42］潘树广等主编：《中国文学史料学（上卷）》，第9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43］张广海：《建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学的路径和方法刍议——由〈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谈起》，《创作与评论》2017年第16期。

［44］韦胤宗：《中西学术视域中的“文献学”“文本学”和“书籍史”》，《文献》2023年第3期。

［45］参见何朝晖、李萍《西方文献学的概念和理论体系及其启示》，《大学图书馆学报》2012年第3期。

［47］吴新苗：《史料学与清代戏曲研究前沿》，《文学遗产》2022年第5期。

［48］赵普光：《现代文学史料学》，《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50］周文：《从“九十年代”出发：中国现代文献学的创立与自觉》，《当代文坛》2022年第6期。

［51］［58］［65］刘福春：《从史料到文献：我所经历的1990年代》，《当代文坛》2022年第6期。

［53］李强：《“史料”何以成为“方法”——论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文艺争鸣》2019年第10期。

［54］周天：《关于现代文学资料整理、出版工作的一些看法》，《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一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

［55］钱理群：《对现代文学文献问题的几点意见》，《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56］刘增杰：《脆弱的软肋——略论现代文学研究的文献问题》，《文学评论》2006年第6期。

［57］王贺采访整理：《当代文学史料的整理、研究及其问题——北京大学洪子诚教授访谈》，《新文学史料》2019年第2期。

［59］刘萍：《“史料革命”：近十年来的史料学研究及反思》，《北方论丛》2021年第5期。

［63］解志熙：《“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座谈会”共识述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3期。

［66］郭台辉：《“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政治学概念建构的前置条件》，《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2年第4期。

［67］哈耶克说：“观念先于历史，传播新观念的人，是历史的主宰者。”他所说的“历史”指的是历史书写，而“历史先于观念”的“历史”则为历史本身。因此，这两种说法并不矛盾。

文/付祥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