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年前，一场沉重的“世纪大审判”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首要战犯进行审判，历史上称为“东京审判”。

说起这些战犯，他们的恶简直令人无法想象，他们曾经践踏过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尊严。

他们都是谁？

梅汝璈

一、东条英机

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之后，是他率领日军最精锐的部队入侵中国，臭名昭著的731部队是他成立的，没有人性的人体实验也是他推行的，三光政策是他制定的。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长达数十万字的起诉书中，一共有58条罪状，他一个人就占了54条，光罪行就写满了200多页纸，念了三天才念完。

可是他却在法庭上狡辩说：“如果中国人不反抗，就不会死那么多人。我无罪！”

东条英机在法庭上

二、松井石根

他是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在法庭上，他同样狡辩说：“日本和中国的战争，是属于大家庭内部的问题。日本没有侵略中国，那完全是恨铁不成钢，是出于哥哥对弟弟的爱。我无罪！”

松井石根在法庭上

三、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

是他们建立了伪满洲国、策划皇姑屯等事件，侵占东北。

土肥原贤二在法庭上装起了哑巴，不管法官问什么，他都说不知道。而板垣征四郎却扮起了委屈者，他找了15个老部下为自己证明“清白”，做无罪辩护。殊不知，老搭档田中隆吉竟当面指证了他所犯的所有罪行。没想到板垣征四郎狡猾至极，反过来指证田中隆吉有精神病，谎话连篇，毫无人性。

（左）土肥原贤二（右）板垣征四郎

四、大川周明

“勾栏从来扮高雅，自古公公好威名”，说的就是他。他是日军的御用文人，专门粉饰战争，他说自己得了大脑炎，精神已经错乱。正在庭审时，他突然站起身，朝着坐在他前排的东条英机的头伸手就是一大巴掌，可谓装疯又卖傻。

大川周明

挑战和平，人性沦丧，这些人当然是甲级战犯，他们当众诋毁、拒不认罪，究竟什么样的法官才能将他们绳之以法？

1946年3月20日，中国法官梅汝璈从上海登机，直奔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他带着祖国与民族的重托和希望，去清算血债。出发前，梅汝璈壮士慨词：

“此行若不能严惩战犯，惟蹈海而死！”

1946年5月2日，正式审判开始了，可预演现场却发生了意外......

梅汝璈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当时的法官团是由美、中、英、法、苏联、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印度、菲律宾11个国家指派来的。梅汝璈却发现中国的座位竟排在了英国后面，他“噌”地站起来，二话不说便推门走了出去，一边走还一边脱掉了法袍。

见此情形，众人皆惊，审判长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梅汝璈掷地有声地说道：

“中国受日军侵害最为惨烈，抗战时间最为持久，付出的牺牲最大，怎么能排在英国的后面？予法不拒，予理不合！如果不能把中国法官的座位按日本受降书的签字顺序排在第二，那我决不参加今天的预演！”

“弱国无外交”从来都不是一句空话。审判长拒绝调位，令他赶快入坐，而梅汝璈也说到做到，无论如何也不肯入座。双方就这样僵持了半个多小时，法庭最终把中国法官的席位由原来的第三位调到了和美国一左一右的第二位。

直到此时，这场针对日军战犯的预演才又重新开始。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

接下来梅汝璈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在践行着自己的诺言——誓死捍卫民族尊严！他说：

“如果是个人作为，我不必在意，但是今天我们代表的是各自的国家，不给中国以应有的尊重，不给战犯以足够的震慑，中国人绝不答应！”

1946年5月3日，审判正式开始。

为了逃避罪行，每一个日本战犯都在法庭上做了大量伪证。

擅自决定进攻南京，并制造了南京大屠杀的松井石根竟然把自己的罪行抹得一干二净，他竟然说责任在于中国的反攻，日军只是被迫应战。

面对这个荒谬的判定，梅汝璈竭尽所能，找来了当时身处南京的美国牧师约翰马吉。约翰马吉虽是牧师，但他酷爱摄影，当年他用摄像机拍下了许多发生在南京的真实情况。

在这些影像面前，松井石根再也无力狡辩。

梅汝璈（前排左二）和各国法官

接着，土肥原贤二把自己伪装成一个老好人形象，对挑起“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建立伪满洲国的罪行一概否认，让审判一度陷入僵局。

为了驳回土肥原贤二的论述，还原他的罪恶，梅汝璈几经周折，找到了一位重磅的证人，他就溥仪。

溥仪一袭深色的西装，面色深沉地走到证人的席位坐下，战犯们的脸上突然露出一丝惊色。这时，日本战犯的律师们开始活跃了起来，他们一轮又一轮地威胁和诱导溥仪。然而他们没想到，这个曾做过中国末代皇帝的男人，今天，硬气起来了。

作为证人出庭的溥仪一共出席了8天庭审，这可是所有证人中作证时间最长。他控诉了日军在中国所有的丑恶行径，承认了自己在伪满洲国只是傀儡的事实，并指出幕后操纵者就是土肥原贤二。

溥仪

1946年6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已经历时两年多，进入了对战犯判决的商讨阶段。这对于梅汝璈来说，无疑是最紧张的阶段。因为所有参与审判的法官来自11个国家，他们立场不同，利益也不同，法律体系更是不同，稍有差池，这些战犯就会躲过法律的制裁。

说拿审判长韦伯来说，他来自于澳大利亚，他主张把所有战犯流放到荒岛，让他们自生自灭；而法国倡导文明，当时已经没有死刑了，他们不主张判处这样的极刑；美国倒是同意，但只是针对发动了太平洋战争的战犯，其他战犯他们是不管的；而最荒唐的法官当属印度了，他主张佛法无边，做人当以慈悲为怀，应将日本战犯无罪释放。据说这位法官的头像后来进了日本某神社，至今还在。

这些七嘴八舌的主张，参差不齐的方式，让战犯们又看到了希望。轮到梅汝璈发言，他凭一己之力，据理力争，挨个驳回了这些人的观点。

战犯们前往法庭

法国法官贝尔以文明来否定执行死刑，梅汝璈当场将盛满水的水杯往地上狠狠一砸，然后对他说：

“你拿文明去做他们的挡箭牌，如果文明是水呢？连创造文明的人类都不存在了，那所谓的文明还有什么价值？”

印度法官巴尔借用佛法助纣为虐，梅汝璈气愤地质问他：

“你的身份到底是法官，还是传教士？如果你是法官，你就要明白法官的职责，它是对罪行进行审判并定罪，然后给予他们惩罚；如果你是佛教徒，那你就没有资格坐在审判席上，回你的印度佛堂去。日本军队烧杀抢掠，在我中华大地上杀戮、实验、砍头、挖心，这远比德国的集中营残酷百倍、千倍，甚至更多。如果连这样的罪行都不能得到应有的惩罚，中国人的尊严何在？”

我再问在座的各位：

“如果不给予他们严厉的惩罚，你们谁敢保证这样的战争不会再次复活？

在座的哪一位敢跟我这样保证？”

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梅汝璈身上，他们一句话也说不上来。即便是这样有力的证据和掷地有声的质问，有些人他就是带着偏见和挑衅做事，认同梅汝璈的法官只有6人，而反对的依然占了5人，幸运的是，优势虽微弱，但一票险胜。

梅汝璈发言

如此一来，这些战犯们的罪行就一锤定音了吗？当然没有。因为最后环节又生出了枝节。

最后撰写判决书，竟然有人提出要统一书写。如果是这样，那日军的侵华行为还能如实详细地呈现出来吗？梅汝璈心知绝无可能，中国人受害最深，最明白自己的痛处。他力争坚持日军侵华部分，由中国人自己书写。

经过多番交涉，梅汝璈的努力终于得到了肯定。随即，他代表四万万中国同胞写下了长达10多万字的关于中国战场的判决记录。

1948年1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宣判：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等7名甲级战犯判处绞刑，其他28名战犯分别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

从1946年5月3日到1948年11月12日，东京审判历时两年零七个月，公开开庭818次，庭审记录48000页，共419名证人出庭作证，相关证据资料达8000件，成为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耗时最长的国际审判。

当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解散的时候，审判长韦伯感慨地对梅汝璈说：“你是斗士，你的国家应该为有你这样的斗士而感到骄傲。”

然而，梅汝璈却平静地说：

“我不是什么斗士，我只是一名法官，一名中国法官！我之所以不让分毫，是因为我那满目疮痍的祖国和深受其害的四万万同胞，他们不允许我忽略任何一处细节，我要替他们发声。”

说到这里，梅汝璈如鲠在喉，他的话音依然铿锵：

“因为我们已经被伤得太久太深，我们没有必要做复仇主义者，但是忘记过去的苦难，很可能会招致未来的灾祸。所以，请那些穿着迈不开步的衣服的人，好好想想，在他们眼里，那叫衣服，在我们眼里，那叫皮。”

梅汝璈和众法官

梅汝璈先生，1904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市郊的朱姑桥梅村。父亲梅晓春家教极严，每天很早就让他起床去拾猪粪、牛粪，还让他带上书去读。

1924年，梅汝璈清华毕业，赴美留学，后又到芝加哥大学法学院专攻法学，以优异的成绩荣获法学博士学位，时年才24岁。

1928年，梅汝璈学成回国，开启了他在国内的大学执教生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梅汝璈便是那个叱咤风云的中国法官，他是“民族脊梁”，是我们不该忘记的人。

这一场世纪大审判是和平对战争、文明对野蛮、正义对邪恶的一次大审判。对中国人来说，应该是融进我们血液的记忆。

远离战争，珍爱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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