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嘱咐完了所有人,他把小儿子陈松年叫到床前,有气无力地说道:
“一定要再回到安庆老家,把我和你祖母也带回去。”
此后,陈松年不顾危险,将陈独秀的灵柩运回安庆,三次立碑,只为完成父亲的遗愿。
风雨飘摇,坎坷童年陈独秀的原配夫人高晓岚,是一位旧式女子。
她的父亲高登科,时任安庆驻军的指挥官,慧眼识珠,对青年才俊陈独秀青睐有加。
1897年末,正值青春年华的陈独秀与高晓岚结为连理。
二人共育四子,其中三男延年、乔年、松年,以及女儿玉莹。
自从1897年在杭州求是书院接触到近代西方思想开始,陈独秀便被维新理念触动。
1901年,由于参与反清活动,陈独秀遭到清廷追捕。
他被迫逃离安庆,前往日本求学。
回国后,陈独秀在安徽创办了《安徽俗话报》,向普通民众传播革命理念。
之后,他又成立了爱国会,积极推广反对帝国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
此外,他还加入了由蔡元培和章士钊等人领导的秘密组织,甚至策划过刺杀慈禧太后。
陈独秀与原配妻子分开后,又遇到了其胞妹高君曼,一位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女性。
1910年,两人因志同道合而萌生情愫,最终在杭州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
而就在这一年,陈独秀的三子陈松年在老家安庆出生了。
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后,陈独秀被委以重任,担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一职。
他上任伊始,便着手清除积弊,力推革新。
1913年,“二次革命”因时局所限,未能成功。
面对当局的通缉,陈独秀隐姓埋名,辗转至芜湖暂避风头。
不幸的是,他在芜湖的行踪被暴露,身陷囹圄,险遭不测。
那一年,年仅三岁的陈松年尚不懂事,家中却已笼罩在一片阴霾之中。
祖父陈昔凡刚刚离世,袁世凯的亲信倪嗣冲便带人闯入陈家抄家。
他们将陈家收藏的文玩字画洗劫一空,还要带走陈独秀的子嗣。
危急关头,陈延年和陈乔年兄弟二人带着年幼的弟弟逃跑。
松年虽小,却也勇敢跟随,只是在翻墙时,不慎跌入邻居家的院子里。
幸运的是,陈家平日里乐善好施,与邻里关系和睦,关键时刻自然有人伸出援手。
邻家妇人见状,便假装松年是自己的儿子,将他放进澡盆里,佯装要为他洗澡。
多亏邻居的巧妙掩护,松年这才幸免于难。
痛失至亲,支撑家庭陈独秀为了心中的信仰和理想,大半生都在外奔波,为革命事业奔走呼号。
他历经艰辛,当局曾数次通缉他,五次被逮捕入狱。
由于他四处漂泊,时常处于音讯全无的状态,与家人的联系不多。
陈延年与陈乔年两兄弟,自幼便胸怀壮志,很小就远赴异乡求学之路。
而留在家中的陈松年,很少有机会能和父亲见面。
他没有像兄长们那样投身于革命洪流,而是在家中照顾祖母,在母亲身边尽孝,以自己的方式默默支持着父亲和兄长的革命事业。
在那个风起云涌的革命时代,陈家亦是历经风雨,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都为革命而牺牲。
1927年夏天,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的陈延年,不幸落入国民党反动派的魔爪之中。
面对敌人惨无人道的严刑逼供,他宁可选择牺牲,也绝不出卖同志。
最终在7月4日,陈延年遭敌人残忍杀害。
这一噩耗如同晴天霹雳,使年迈的祖母与母亲沉浸在无尽的哀痛之中。
而年仅十八岁的陈松年与姐姐陈玉莹一起,强忍内心的悲痛,前往上海为兄长料理后事。
国民党当局残酷无情,不仅拒绝让他们收殓遗体,甚至连看一眼都不允许。
姐弟二人悲愤交加,只能在兄长牺牲的地方烧香跪拜,以此寄托哀思。
时间还未能抚平伤痛,就又带来了更深的打击。
次年,令人痛心的消息再次传来,二哥陈乔年也在上海被捕了。
陈松年又和姐姐一起,匆忙赶往上海。
亲眼看到了二哥英勇就义的悲壮一幕,他们心中的痛苦难以言表。
这一连串的打击,令陈玉莹无法承受。
她因精神崩溃而大病一场,身体日渐衰弱,不久之后便随两位兄长一起去了。
连续失去至亲的悲痛,在陈松年心中留下了深深的伤痕,也让他不得不扛起家庭的重担。
狱中重逢,流寓江津作为曾经的思想领袖和革命先驱,陈独秀已经退出了党的领导层,甚至被开除了党籍,但他的影响力却并未因此消减。
国民党反动派也仍未停止对他的悬赏追捕。
陈独秀被捕入狱后,身体每况愈下,但他依然保持着坚定的信念和不屈的精神。
1933年,国民党政府对陈独秀正式定罪的消息传来,陈松年立刻赶往南京,探望被囚禁在狱中的父亲。
这对久未谋面的父子,在重逢之际几乎认不出彼此。
望着衣衫破旧、胡须凌乱、面容憔悴的父亲,陈松年不禁流下泪来。
陈独秀是铁骨铮铮、坚韧不拔的革命斗士,在其波澜壮阔的政治生涯中,已经历五次牢狱之灾。
他从不畏惧,也从未被困境消磨内心的信念与斗志。
见到儿子落泪,他神情凝重,严肃道:
“男儿有泪不轻弹。真正的男子汉,就应当挺立风雨!”
这番话不仅是对松年的鞭策与鼓励,更是陈独秀铁骨铮铮一生的真实写照。
自此以后,每年的寒暑假陈松年都会前往南京探望父亲。
1937年8月,抗日战争全面打响,全国上下掀起了抗日救国的热潮。
陈独秀也因此重获自由,结束了多年的囚禁生涯。
在陈独秀出狱的这一天,陈松年与他的继母潘兰珍一同前去迎接。
好景不长,随着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步步紧逼,安庆也危在旦夕。
陈松年立刻雇了几条小船,将家中珍贵的财物悉数运至乡下的祠堂里。
然而世事难料,即便如此谨慎,祠堂内的财物仍未能幸免于难,最后只剩下了几件简陋的家具。
后来为躲避战乱,陈松年带着全家人去往四川江津,寻得一片暂时的落脚之地。
陈独秀是个特立独行,倔强刚烈的性格。
出狱后,国民党几次三番地拉拢,他却不为权势和金钱所动,不屑与蒋介石为伍;
托派想请他回上海,重振旗鼓,他也严词拒绝,坚守着自己的原则。
他是终身反对派,也是终生爱国者。
晚年时他自己也说,自己的个性是不适合做官的。
这样的性格让他凛然傲立,始终专注于自己的思想,从不惧怕被“孤立”;
却也让他在晚年时穷困潦倒,向来清高孤傲的他也不得不接受亲友的接济。
在江津的那些年里,陈独秀身处异乡,生活困苦。
好在有陈松年一家的陪伴,为这段充满艰辛的流寓岁月增添了几分温馨与欢乐。
陈松年是个孝子,也是家中的顶梁柱。
在异乡江津,他一肩挑起了整个家庭的重担。
家中七八口人的生计,全靠他在中学执教的微薄薪水,艰难维系。
陈独秀那时身体不好,时常要看病抓药,陈松年为此还欠了一屁股债。
生活的重担压在他的肩上,但他从未有过怨言,始终陪伴着父亲安度晚年。
送终尽孝,安度晚年1942年的春节,陈独秀在鹤山坪名声渐起,许多淳朴的山里人纷纷慕名而来,请他写对联。
凡是前来拜访求字的,都会带一些年货相赠。
陈家的餐桌也难得地丰盛起来,鸡鸭鱼肉一应俱全,无需再为年夜饭发愁。
除夕夜,万家灯火通明,陈松年一家不顾路途遥远,上山与父亲团聚。
陈松年在院子里点燃了鞭炮,全家人围坐在桌旁,享受这顿来之不易的年夜饭。
这一刻,所有的苦难艰辛与政治失意都离陈独秀远去,只留下这份难得的天伦之乐,让他深深陶醉。
这是他晚年生活中最为温馨、美好的记忆,也是他在人世间度过的最后一个春节。
1942年5月25日,陈独秀弥留之际,把家人们都叫到身边,逐个叮嘱了一番。
最后,他嘱托陈松年,一定要将自己的棺木和母亲的棺木一同运回故乡,叶落归根。
那时,特务机关又大作文章,用各种手段扰乱丧事。
多亏几位江津名士和亲朋好友的支持,葬礼才得以完成。
一直到1947年农历二月,经过长时间的筹备与努力,陈松年终于实现了父亲的遗愿——将祖母与父亲的灵柩迁回故乡安庆。
他雇了一只木船,先将灵柩运往重庆,随后委托重庆浙江会馆负责后续的迁移工作。
为了避免引来麻烦,整个过程没有举行任何仪式。
陈松年甚至不敢在灵柩上刻下“陈独秀”的名字,而是用了“陈乾生”之名。
尽管如此,每年的清明时节,陈松年总不忘携同子女,前往墓地祭拜。
修坟立碑,完成遗愿陈松年只敢悄悄地给父亲扫墓,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他也从来没有对旁人说过父亲安葬的位置。
毕竟,父亲曾经走过弯路,被开除过党籍,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损失。
这始终叫他忧虑自责,惶恐不安。
直至1953年,毛主席在南巡途中约见了中共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
毛主席亲切地让他落座,开门见山地问起了陈独秀家人的情况。
傅大章据实以告:
“他还有一个三儿子,名叫陈松年,回到安庆老家后,就一直在窑厂工作。家里人口多,每月20元的工资,养家糊口有些困难。”
毛主席闻言,认真道:
“陈独秀对国家是有过功劳的。他的后人生活困难,应该帮助。”
傅大章知道,这是毛主席的关怀和嘱托。
他迅速做出安排,向陈松年一家提供每月30元的生活补助。
领取补助金时,陈松年满怀敬意,朝着办公室里的毛主席像深深鞠了一躬,以此表达心中的感激。
他明白,这份补助的价值,远超金钱本身,这是在政治上给了他们认可和荣誉。
也多亏了这笔补助,解决了陈松年一家经济上的燃眉之急,三个孩子也因此可以继续读书,考上了大学。
此后,政治风云变幻莫测,陈松年就连清明节扫墓也不敢了。
然而毛主席昔日的关怀,似乎也为陈松年一家筑起了一道保护墙。
使得他们在随后的浪潮中有惊无险,平安度过。
陈松年在窑厂当了三十多年的技工,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被选为安庆市政协常委。
1980年,安庆市文化局副局长与陈松年相约,一起上山寻访陈独秀的墓地。
历经岁月变迁,旧日痕迹难觅,雨水年复一年地冲刷,坟地几乎与平地无异。
四周杉木葱郁,却无一处标志可循,众人寻觅良久,可一直没有找到。
幸运的是,当年为陈独秀抬棺的人里,有一个老农尚在人世。
他凭借记忆带着众人找到了陈独秀的楠木棺材,墓地位置这才得以确认。
老农提及昔日之事,也忍不住叹惜,说原来的那块墓碑,在1958年的时候被人挖去铺路了。
这让在场众人唏嘘不已,深感痛心。
最终,在文化局的支持下,陈松年以自己和三个兄弟的名义,为陈独秀重新立了一块墓碑。
以此缅怀父亲,也让后人得以铭记这位革命斗士的不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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