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七年六月，中国足协内部也发生了一次动摇根基的人事变动，杜兆才以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助理身份，担任中国足协党委书记，正式开始涉足中国足球事务。

不久后，中国足协发布规定，自二零一七年夏季注册转会期起，对处于亏损状态的俱乐部通过转会引入球员的资金支出，将收取与引援支出等额的费用，即引援调节费。

到二零一九年三月为止，足协在官网公告，北京国安为巴坎布、比埃拉，山东鲁能为费莱尼，广州恒大为保利尼奥、塔利斯卡，大连一方为哈姆西克、盖坦和卡拉斯科，天津权健为莫德斯特，共有五家俱乐部为九名外援缴纳了调节费。

引援调节费政策颁布时，陈戌源还在担任上海上港老总，处于向足协主席过渡的这段时间。

调节费

二零一九年七月，在阿瑙托维奇加盟上港一个月后，陈戌源当选新一届中国足协主席，换句话说，阿瑙托维奇的调节费出现在陈戌源担任上港老总期间。

但上海上港俱乐部年报显示，阿瑙托维奇的引援调节费一直处于“应付款”款项，拖欠了一年多之久，这期间阿瑙托维奇正常登场参加中超比赛，没有受到规则的影响，这正是被外界诟病的地方。

外界对此质疑的时候，上港给出的答复是“己方有意缴纳，但因为足协开不出票据，予以暂时搁置”。直到今天陈戌源被查，我们仍无法得知上海上港是否缴纳了这笔调节费。

二零二二年底，冉雄飞通过个人平台曝出重磅消息：中国足协已经把收取的调节费私自挪用了许多。

据他透露，中国足协五年加起来收取了十七亿调节费，并且把收到的调节费私用，比如足协搬家，教练费用。

按照中国足协的官方说法，收取的调节费暂存放于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用于公益足球的投资。

但奇怪的是，在如今可以查到的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的公开信息中，二零一七年和二零一八年的年度审计报告中出现了非常蹊跷的地方，连续两年，该基金会的服务性收入的数字竟然一模一样，分毫不差。

在年报里面，这笔款项用于“青少年足球公益项目”。等到二零一九年陈戌源上任中国足协主席后，这项收入的数字秒变为零。

而在该基金会的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和监事名单中，位列十三名理事中的，有位人们都很熟悉的名字，许家印。

保证金

二零二四年亚洲杯最先定下的主办方是中国，一共有十个城市成为了亚洲杯的举办地。

中国组委会以足协的名义向各举办城市收取了保证金，保证金的最低门槛是一千五百万，最高为三千万。

但在中国放弃举办亚洲杯后，到了退还时，每个城市拿到手的只有八百万。在两年的筹备时间里，与以杜兆才为首的中国组委会五六十人的团队一共花掉了五千万。

此外，据媒体人透露，中国放弃举办亚洲杯，正是杜兆才的决定和授意。这并不让人意外，毕竟杜兆才的身份之一就是“二零二三年亚足联亚洲杯中国组委会执行主席”。

有意思的地方还有，原来的中国足协在北京市夕照寺街的东玖大厦办公。但杜兆才觉得夕照寺名字寓意不好，“像夕阳西下一般，走下坡路”。

于是在杜兆才的主导下，中国足协更换把办公地点换到了四环外的世东大厦办公。与之同时进行的，是新办公地点的装修招标项目。

招标共进行了两次，第一次因为足协方面要求指定产品，且标价虚高而遭到举报，进而导致项目的流标。

第二次，经过一番运作，足协的招标工作终于如愿完成，可中标价格却飚到了六百五十万。

除此之外，在二零一七年正式入驻足协之后，杜兆才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扩编机构部门。足协从十多个部门扩编到三十个，主要目的为了安排“自己人”，这当然也包括冉雄飞所说的“杜门九虎”。

负债十二亿

宋凯是个聪明人，在近日举行的足代会上，他对外公布了足协过去几年的财报，这是一种清算的预告。

二零一八年足协的年收入为八亿元，随后金元足球开始崩塌，至二零二二年彻底消散，足协的收入也随之下滑至六亿元。

在收入下降的同时，国字号的支出却增加了两千多万。杜兆才的“扩编”在足协的负债中也“居功甚伟”，管理费支出在五年间增加了四百万。与之对应的，青训支出下降了六千万。

在这种情况下，退“调节费”的可能近乎于无，更不用提其中的大部分已经去向不明。

对于宋凯来说，还有一年半就退休，没有人他指望把这个烂摊子处理得有多妥当，这是最坏的中国足球，却也是最容易见到起色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