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为国家后防要地，今后长期抗战，应负长期支撑之巨责，竭力抗战，所有人力、物力，无一不可贡献国家。”

很难想象，当已经20余年不闻川外事的四川老兵们听到刘湘这篇《请战书》时，会是怎样一幅神态？激动？愤慨？胆怯？

1937年之前的四川，用一个“乱”字都不足以形容。清王朝灭亡后，民国兴起，处于地缘深处的四川群雄并起，新派革命党和老派军官、士绅水火不容，北洋、滇、黔军阀趁火打劫，数十年间大大小小470余战，把一个天府之国糟践得遍地狼烟。

成立于这一时期的川军，几乎每天都是在战火中度过。按理说，战争可以促进一支军队的迅速成长，但川军又偏偏不是这样。川中军阀实力差距明显，个人素质更是参差不齐，一心只想升官求财争地盘的乱世枭雄大有人在，根本没有谁会想着把精力去花在养将练兵这种长期工程上，兵打光了无非就是再招一批，去的快来的也快。

所以当时的川军人数虽多，却是出了名的“三差”：纪律差，单兵作战能力差，整体战斗力差，其中还充斥着大量的“双枪兵”，爱抽大烟，个头矮小，面黄肌瘦，不要说打仗冲锋，平时走路都摇摇晃晃。

无休止、无意义的军阀混战，消磨尽了川军的斗志，直到1937年。

刘湘出身于四川大邑刘氏家族，16岁时响应清朝编练新军的号召，考入四川武备学堂陆军弁目队，不久又被保送到刚开办的四川陆军讲武堂深造。能力出众，家世深厚，也是让混迹军旅的刘湘如鱼得水，只用了18年的时间，就从一名军校新兵一跃而成川军总司令。

刘湘此人有野心，好名利，却懂得左右逢源，以退为进的道理，因此能在龙蛇混杂的川军之中荣登第一把交椅。而且他出身名门，又经受过专业军校培养，目光见识远非常人可比，在位期间大肆改革，整编新军，令散乱的川军第一次有了凝聚力。

西安事变时，坐山观虎斗默不发声者众多，只有刘湘比较明确态度支持张学良、杨虎城，并希望双方用和平手段解决问题，以抗战大局为重。而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刘湘便通电全国“请缨抗日”。

当时全国那么多大小军阀，刘湘是第一个站出来要求率军参与抗战的人。

没有人会想到，国家危亡之际，首先站出来的居然是远离烽火一线，一直偏安一隅的四川人。做出这样一个决定，刘湘给出的理由却也很简单：

“我们的民族要亡国灭种了！我们整个国家的人都要说日语了！川军要为民族、为国家尽忠！”

自此时起，刘湘和他的川军就一直快人一步。大多数人还在纠结于时局的突然时，刘湘就开始呼吁一致抗日，等大家反应过来大喊抗战口号，刘湘又已经不声不响地回到了四川整军备战，做好了出川抗战的一切准备。

1937 年 9 月 5 日，成都少城公园内人山人海，站在台上的刘湘慷慨激昂。作为一名老牌军阀，他以往做过不少演讲，立下过不少誓词，其中不乏冠冕堂皇的假话、空话，但这一次，他的一番说辞无愧于川中父老的期盼：

“四川人一直有吃苦耐劳的、反侵略的光荣传统，我们现在就要发挥这个传统，派到前线去参加抗战，我作为一个川军统帅，我一定不要辜负四川父老的希望，上前线英勇杀敌，就是从尸山火海中爬出来，也要把日军赶出中国去！”

台下的百姓，大多都吃过军阀的苦，骂过刘湘的也不在少数，但国家大义面前，发自肺腑的出征誓词面前，谁又不是声泪泣下。这一刻，往日恩怨，派系征伐都不重要了。川人重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自此刻起川军不再沉默，父母送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

在报名参加的人当中，有一个叫王者成的农民，因为年愈50，被招募处告知超龄拒之门外。报国愿望无法达成，王者成并未放弃，而是把自己唯一的儿子送去参军，并亲手为他制作了一面旗，上面写了斗大的一个“死”字，旁边还有几行小字：

“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面“死”字旗，寄托着川军的军魂，也预示着征途的悲壮。其实所有人心里都知道，川军战斗力太差了，装备补给更是位于末流，这样的部队上了战场不是炮灰还能是什么？但是这个国家总要有人去当炮灰，炮灰就是排头兵，就是敢于做第一个赴死的烈士。

1937年8月，各路川军摒弃前嫌，将部队汇编为十四个师，组成22和23两个集团军出川抗日，这几乎就是当时川军的全部家底，其中还有大部分的娃娃兵，小的刚10多岁出头，大的也不到18岁。

而这支川中最精锐的部队，装备却仍是四川造的79步枪、大刀和长矛，唯一的重武器只有土造的轻重机枪、迫击炮。当时正值秋凉，这群单兵后勤只有两套布军装、一副绑腿，两双草鞋的战士，十足像是乞丐。

不仅如此，因为没有军费，刘湘只能自己拿出 10 万大洋，川军高级将领也纷纷解囊，筹集了近 50 万元，再加上民众募捐的 50 万元，这才勉强凑齐了出川的路资。

自己造武器，自己凑军费，这样抗日的例子前所罕见。但虽说众志成城，一心为国，但第一次走出四川的川军，一开始并没有得到任何赞誉，反而口碑急转直下。

在百姓口中，这群毫无秩序，服装各异，身上挂满了旧式雨伞、茶壶、电筒、毛巾、蔬菜，行军途中吹吹打打如同喜剧班的队伍，好像只有在古老的神话故事中才有，让这样一支队伍去抗日真的靠得住？

但老百姓哪里知道，蜀道艰险，道阻且长，川军出川以来每天白天徒步行军100多公里，草鞋磨烂了就在夜里编，第二天继续赶路。在缺少补给的情况下进行如此远征，川军凭的无非就是一股蛮劲，一种军旅之中最少有的乐观精神。

刘湘出川前，提出的要求只有一个：出于语言习惯等多方面原因，希望能川军和滇军、桂军放在一起，作为一个方面军使用，如果实在不行，至少也要让川军保存完整的编制。但偏偏当时没有人在乎刘湘的意见，川军一出川，就被以军和师甚至团和营为单位，分散到了各个战区。

化整为零，没有依靠，川军一下就没了主心骨。22集团军被调往山西，适逢太原失守，战场混乱，川军连脚跟都没站稳，就遭遇日军机动快速部队的冲击，一仗下来灰头土脸，只能匆忙后撤。

上来就吃了败仗，又正值寒冬，川军士气低迷，脚上穿的还是草鞋，根本走不动路。没办法，没人给补给就只能自己主动去找，沿途经过晋绥军的军备库，几个胆子大的师长、团长就命人破门而入，先拿了补给再说，反正都是为了抗日。

川军这么一干，无疑触怒了阎锡山，他闻讯大骂：

“抗日不足，扰民有余的土匪军！赶快把他们调走，有多远走多远。”

另一路的23集团军日子也不好过，他们到达武汉后，暂时拨归第一战区程潜指挥。程潜接到命令后连连拒绝：

“阎老西不要，你给我？这种烂部队我不要。”

仗还没打，就面临着被赶回四川的尴尬局面。刘湘得知后心急如焚，虽已身患重病，仍赶赴前方担任作战指挥任务。手下劝他坐阵后方，然刘湘态度坚决：

“我一向高呼抗日，如今战幕揭开，自己反退缩不进，岂不贻讥后世”。

刘湘心里明白，要想改变川军窘迫的现状，唯一的办法就是打好了出川后的第一仗，而现在希望就全在赶赴淞沪战场的川军20军身上。在四川，20军名声并不好，但作为第一支出川抗战的队伍，他们又重任在肩。

位于大场的血战整整持续了5个昼夜，土枪土炮的20军硬是挡住了日军主力进攻，守住了阵地，撑到了赶来友军的接防。但这一仗下来，20军伤亡团营军官10余人，连、排长280余人，战士7000余人，全军撤至嘉定整编时只能缩编为两个旅。

20军26师，是淞沪会战中战绩最好的5个师之一，全师4000余官兵，打到最后只剩下600多人，伤亡80%以上，很多连排都打光了。仗打到这个份上，已经没有任何战略战术可言了，就是用血肉之躯堆出一条防线，川军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们的抗日决心：不怕苦，不怕死，不后撤。

1937年11月，日军主力直趋安徽，威胁南京侧背。川军145师苦守广德3昼夜，终因弹尽粮绝丢失一线阵地，师长饶国华宁死不撤，率剩余仅一营战士进行反攻，却遭遇日军三面合围。绝境之下，饶国华留下了最后一段话：

“不惜一死，以报川中父老之情。广德地处要冲，余不忍视陷于敌手，故决与城共存亡。今后深望我部官兵奋勇杀敌，驱寇出境，还我国魂，完成我未竟之志，余死无恨矣。”

在写下这封绝笔书后，饶国华将军举枪自尽殉国。

淞沪、广德两战，川军以一身“蛮性”打掉了所有质疑声。

1938年1月20日，带病的刘湘在汉口逝世，年仅48岁。部下在清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而在刘湘的遗嘱中还有这样一段话：

“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

不过虽说打了几场好仗，但对于作风不良的川军各大战区还是心有余悸，不肯收留。到最后还是第五战区李宗仁出来解围：

“好得很！我正需要用兵，把川军调到徐州来。”

当时的李宗仁其实也不会想到，正是他这个饱受争议的决定，成就了川军，也成就了整个国家的命运。

1938年3月，为打通津浦路，日军派出号称精锐的第33旅团进攻滕县。作为战略咽喉，滕县一旦丢失，徐州北面将门户大开，在二线防御还没来得及部署的情况下，日军可以就此长驱直入，一路南下。

时间不等人，根本来不及集结优势兵力组织防御。没办法，李宗仁只能一面亲自赶往徐州坐镇指挥，一面急调刚从山西战场撤下来的川军22集团军赶赴滕县驻防，并下达死命令：

“务必竭力死守，以待增援。”

“以待增援”说是这么说，但其实连李宗仁自己都不知道援军何时能到，让川军去滕县属实是无奈之举，只盼能拖一天是一天。要知道22集团军刚在晋东与日军苦战40余天，伤亡过半，此时勉强才能凑出8个团，总兵力还不到2万，像样的重武器更是没有几样。

而战场的对面的4万日军可谓陆空配置齐全，大炮、战车、坦克、飞机多重火力对于滕县老旧的城墙来说根本不是一个量级。

川军虽说曾经硬闯过晋绥军的军备库，但对老百姓却是一直秋毫无犯。滕县百姓感动川军忠勇，自发为军队烧茶送水、筹备粮草，还帮助修战壕、挖掩体，组织担架队、运输队，在川军明确下达不接受馈赠的命令后，前来拥军的百姓还是络绎不绝。

也正是无私无畏的百姓，配上守土卫国的川军，才让滕县保卫战永远铭刻在光荣的抗战史上。

3月9日，没有试探，日军一上来就发动了总攻，飞机、大炮狂轰滥炸，滕县外围阵地反复易手。川军虽然拼尽全力打退了日军的数次、数个方向的攻势，但这样的防御消耗太大，一个小阵地的失守往往意味着守军的全部阵，川军经不起这样的消耗，战争才刚刚开始。

而此时日军也得到准确情报，决定绕过防守严密的正面阵地，将主攻方向对准了兵力空虚的滕县县城，外围川军只能被迫回援，以县城作为最后的阵地，死死拖住日军。

当时有人劝说担任川军一线总指挥的122师师长王铭章，认为滕县聚拢的各部队总共加起来不过3000余人，除去伤员能打的更是不到2000人，这还算上了部分民兵，用这么一些人守卫县城无异于以卵击石，不如撤到城外去打游击。

但王铭章的态度非常坚决，他知道援军可能已经不会来了，如果此时川军撤出了滕县，保存自己没有问题，但日军一旦占据了县城，根本不会再理会打游击的川军，而是会以最快的速度直扑台儿庄，那里的防线还没有构筑完成，一旦被突破，后果不堪设想。

为此，在最后的作战会议上，王铭章只说了一句话：

“我和大家一道，城存与存，城亡与亡！没有我的手令，谁也不准出城，违者就地正法！”

日军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优势的机械化兵团会被装备简陋的川军死死拖在了滕县，寸步难进。孤注一掷下，日军最终再次动用炮火攻势，企图将滕县内城轰成一片焦土。川军上至师长王铭章，下至炊事员马夫全部上了阵地，藤县百姓拒绝撤离，也拿起武器与川军共同抗敌。

接连几侧的城墙都被日军轰开了口子，日军步兵在坦克掩护下突入内城，川军没有重武器，打不动坦克，只能用手榴弹去炸断坦克的履带，一批又一批，战士们用最原始的战术阻挡最先进的武器。

战况越发危急，城墙失守，被逼入巷战的川军几乎再无险可守，王铭章亲临城中心十字街口指挥作战，不幸身中数弹，壮烈殉国。战至最后，守城的川军除200人突围外，剩余3000余人全部殉难，最后的300名重伤员亦与日军肉搏至死，或用手榴弹自尽，无一俘虏。

直到18日午前，滕县的枪炮声才停了下来。一个小小的县城，竟然顶住了108小时的围攻，憋了一肚子气的日军不敢再耽搁，南下直扑台儿庄，却在那里吃到了最大的败仗。台儿庄大捷是抗日战争以来取得的最大胜利，其影响力和震撼力不言而喻。

李宗仁在记录这场战役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若无滕县之苦守，焉有台儿庄大捷？台儿庄之战果，实滕县先烈所造成也！”

阵亡263991人。

负伤356267人。

失踪26025人。

350多万川军出川抗战，伤亡者高达64万多人，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首，他们的战场在淞沪、在山西、在滕县，在全国各地，一双草鞋奔驰数千上万里。连日军都不得不承认川军是“旁系之有力部队”，一再避免与川军交战，毕竟这样不怕苦，不怕死，不后撤的部队，就是最强大的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