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皆知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国军队以雷霆之势击退了越南军队的挑衅。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这场战争中，我军共俘虏了2173名越军官兵，其中竟有八分之一是女性。这些被俘的越军，有的是主力部队的精锐，有的是地方部队的武装，甚至还有不少是临时征召的普通百姓。他们在被俘后究竟是怎样的表现？

1979年2月17日，一场大雪过后的清晨，我军在广西凭祥友谊关一带发起了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当日，我军就在友谊关战役中俘获了第一批越军。这些越军有的躲在防空洞里，有的藏在芭蕉林中，还有的干脆投降举手投降。

在友谊关战役中，最令人意外的是在316A师的一个指挥所里，我军一举抓获了12名女兵。这些女兵有的是通信员，有的是文书，还有的是卫生员。她们大多是从河内等大城市征召来的知识青年，穿着笔挺的军装，戴着白色的钢盔，在被俘时显得十分惊慌。

随着战事推进，广西方向的战场不断传来捷报。从友谊关到太平、从宁明到龙州，我军共在广西方向俘虏越军1325人。其中不乏越军主力部队3师的精锐分子，这支部队曾在抗美战争中战功赫赫，却在对华作战中频频失利。

在云南方向，战况同样激烈。从河口到老山，我军在这里俘虏了848名越军。这些俘虏中，有黄连山省192团、254团的地方部队官兵，也有来自各个机关、厂矿的民兵。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一次战斗中，我军竟然抓获了一个越南农林场的看林人，此人身着军装，却连枪都不会上膛。

在对越作战中，最特殊的一批俘虏是来自各地公安屯的武装公安。这些人平日负责维持地方治安，战时却被临时征调参战。在老街省，我军一次就俘虏了一个完整的公安屯，连屯长都未能逃脱。

越军女性俘虏的比例之高，令人侧目。在1638名被最终收容的越俘中，女性占据了八分之一。这些女性不仅有部队的女兵，还包括地方机关、学校的女职工。在一次战斗中，我军甚至俘虏了一名越南妇联的干部，她正带着一队民兵准备＂固守阵地＂。

在收容这些战俘的过程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军民难分。有的俘虏穿着军装，却声称是普通农民；有的人虽是便装，却被搜出了军人证件。在河口地区，我军抓获了一群正在修筑工事的人员，他们都自称是建筑工人，但从他们熟练的军事动作可以看出，这些人显然受过军事训练。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越军俘虏中，很多都是临战倒戈的。在谅山省，一个越军连队的战士们在看到我军强大的火力后，竟然集体放下武器投降。他们的连长事后交代，部队内部早就弥漫着逃兵思想，这次＂集体投降＂不过是一个导火索而已。

昔日并肩作战的战友，如今却兵戎相见。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被俘的越军官兵，他们的思想状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烙印。

1978年底的一个深夜，越南河内广播电台突然宣布：中国是越南的头号敌人。这则广播让无数越南军民震惊不已。就在一年前，他们还在歌颂中越友谊，称中国是＂同志加兄弟＂。

在谅山省被俘的越军上尉阮文江，就经历了这样的转变。1972年，他曾在中国的军事学校接受过培训。当时，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国同志待我们如亲人。＂然而在被俘后的审讯中，他却反复强调：＂中国变了，背叛了社会主义阵营。＂

在南圻省的一个军事基地里，黎笋政权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华教育。他们播放专门制作的纪录片，声称＂中国停止援助是要扼杀越南革命＂。一份被缴获的越军教育材料显示，他们甚至篡改历史，声称＂中国在越南抗美战争中索取了高额军费＂。

这种反华宣传的效果立竿见影。在老街省被俘的越军连长武进明交代，他们连队每周都要进行反华政治学习。到了1979年初，连队里的战士们已经普遍认为＂中国是帝国主义的帮凶＂。

更为荒谬的是，黎笋集团还刻意夸大越南的军事实力。他们向军队灌输＂越南已成为世界第三军事强国＂的谬论。在谅山前线，越军指挥官向部队做战前动员时说：＂我们已经打败了法国、美国，中国军队不过如此。＂

这种盲目的优越感在战俘口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中越边境的山口镇，我军俘虏了一名越军军官。这名军官在被俘后依然趾高气扬地说：＂越南是三次击败帝国主义的英雄民族，你们不了解越南人民的力量。＂

然而，与这种表面的强硬相比，一些越军战俘私下里却流露出不同的声音。在老山前线被俘的越军通信员阮氏芳告诉审讯人员：＂我们连队的很多人都知道，现在的越南军队已经不是抗美时期的那支军队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在边境地区长期驻扎的越军官兵，他们的思想状态更为复杂。一方面，他们亲眼目睹了中国援越的场景，对中国怀有某种难以言说的感情；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执行上级的命令，对中国采取敌对态度。

在太平镇，我军俘虏了一名越军排长。这名排长的父亲曾在上世纪60年代参加过中国援建的铁路工程。在被俘后，这名排长说：＂我父亲常常讲起中国专家的故事，但现在我们却成了敌人，这真是历史的嘲讽。＂

在收容所里，越军战俘们的言论充满矛盾。有时他们会激烈地谴责中国的＂背叛＂，有时又会流露出对过去中越友谊的怀念。一名来自河内的越军文书说：＂我们这一代人是看着＇中越友好＇的标语长大的，可惜现在一切都变了。＂

在中越边境的战俘收容所里，上演着一幕幕令人啼笑皆非的戏码。这些越军战俘，有的声称是被迫参军的农民，有的自称是路过的商贩，甚至有人说自己是进山采药的医生。

在广西凭祥的一处战俘营里，一名越军上尉刚被俘时，对我方官兵大骂黎笋政权的腐败。然而仅仅三天后，当他得知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后，立即改口称黎笋是＂越南人民的救星＂。更有意思的是，在得知即将被遣返时，这名上尉又开始谴责越南政府的＂背信弃义＂。

战俘之间的矛盾也十分尖锐。在云南河口的收容所，一群越军士兵和他们的指导员发生了激烈争执。原来这些士兵都是被临时征召的农民，他们指责指导员在战斗中推他们冲锋，自己却躲在后面。这场争执最终演变成了全面揭发，不少军官的丑事被曝光。

在老山前线的收容所，越军战俘们形成了泾渭分明的小团体。主力部队的官兵看不起地方部队，地方部队瞧不起民兵，而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士兵则形成了独特的＂知识分子圈子＂。一名越军文员回忆说：＂收容所里的座位都是按照派系分的，谁都不愿意和其他群体混在一起。＂

战俘们对待中国军队的态度也十分微妙。在谅山收容所，一名越军工程师每天都主动要求给中国官兵修理收音机、手电筒，但背地里却偷偷在墙上刻下反华标语。而在友谊关的收容所，一名越军军医表面上对中国军医百般刁难，私下里却经常向他们讨教医术。

阶级差异在战俘群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那些来自城市的知识分子战俘，往往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他们谈论的是政治和国际形势；而来自农村的战俘则更关心何时能回家种田，他们中很多人甚至不认识越南文字。

在太平收容所，一个特殊的现象引起了我军的注意。越军战俘中的老兵经常欺负新兵，他们强迫新兵打扫卫生、让出食物。这种现象源于越军部队中普遍存在的等级欺凌制度。一名越军老兵说：＂这是越南军队的传统，我们当年也是这样过来的。＂

战俘们报假身份的手段也是层出不穷。在凭祥前线，我军抓获了一名越军上尉，他立即撕掉了军衔，声称自己是附近农场的会计。然而几天后，另一名战俘认出了他，原来这名＂会计＂竟是情报部门的军官。

最令人意外的是，一些越军女战俘在收容所表现出极强的反差性格。在龙州收容所，一名越军女通信员白天总是沉默寡言，但每到深夜就带头唱起越南民歌，内容多是赞美中越友谊的老歌。当被问及为何这样做时，她说这些歌是小时候从中国专家那里学来的。

收容所里的战俘等级分明，不同地区、不同部队的战俘之间很少交流。他们按照原有军衔和职务形成各自的小圈子，有的讨论政治形势，有的谈论家乡往事，有的则整天发愁何时能够回家。每到饭点，这种等级差异表现得更为明显，军官享用专门的伙食，士兵则另有安排。

在战俘收容所的一角，一位年过六旬的越军老兵正在讲述一段尘封的往事。1954年，在奠边府战役中，他亲眼目睹了中国志愿军工程师如何帮助越南军队修建地道，那些中国同志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战斗的胜利。这位老兵说：＂当年，我们把中国同志的照片挂在家里最显眼的位置。＂

在云南河口收容所，一名越军通信员向我军展示了一本泛黄的笔记本。那是他父亲在抗美战争时期留下的，里面详细记录了中国援建的＂胡志明小道＂的情况。笔记本上还夹着一张已经褪色的照片，照片上是越南士兵和中国工程师在一起喝米酒的场景。

边境地区的越军战俘，对中越友谊的记忆尤为深刻。在老街省服役的一名越军下士，他的家就在中越边境的芒街。他回忆说，小时候经常看到中国商人来越南做生意，他们带来了自行车、收音机等物品，也带来了欢声笑语。每逢春节，两国人民还会在界河边一起放烟花。

一名在谅山被俘的越军军医生动地讲述了他的经历。1965年，他在中国的昆明医学院学习，那时中国老师不仅教他们医术，还经常请他们到家里吃饭。临别时，他的中国导师送给他一套听诊器，这件礼物他一直珍藏至今。

在凭祥前线被俘的越军老兵中，不少人都有过与中国军队并肩作战的经历。一位曾参加过1968年春节攻势的越军上士说：＂那时候，中国援助的武器装备源源不断运到越南，中国专家不分昼夜地培训我们使用新装备。没有中国的帮助，我们不可能取得抗美战争的胜利。＂

少数民族战俘的情况更为特殊。在中越边境地区，壮族、瑶族等民族自古就有跨境而居的传统。一名来自谅山省的瑶族战俘说，他的亲戚有一半住在中国广西，每年清明节，两国的瑶族人都会回到祖先的墓地祭祀。

在广西龙州收容所，一群壮族战俘经常用壮语交谈。他们的家乡就在边境线上，中越两国的壮族人常常通婚，甚至连山歌也是一样的腔调。一名壮族战俘说：＂我们唱的山歌里，还保留着当年中国支援越南的故事。＂

战俘们还谈到了两国民间的深厚情谊。在太平镇，一名越军文员的父亲曾在50年代到过北京。他说，父亲一直保存着一件中山装，那是一位北京老师傅专门为他缝制的。每当谈起在中国的往事，父亲总是赞不绝口。

即便在战俘营里，这种情谊依然在延续。一名来自河内的越军战俘生了重病，中国军医不分昼夜地照顾他。康复后，这名战俘用生涩的中文写下了感谢信，信中说：＂中国人民的友好和医生的医德，让我永生难忘。＂

在友谊关收容所，一面历史悠久的＂中越友好＂纪念碑默默矗立。很多越军战俘经过这里时，都会驻足观看。一名年长的越军军官说：＂这座碑见证了两国人民的友谊，无论形势如何变化，这段历史都不会改变。＂

1979年初，越军部队已经不再是那支在抗美战争中威名赫赫的军队了。在老街省被俘的越军123团3连一名士兵交代，自1978年下半年开始，他们连队几乎每天都有人逃跑。到1979年1月，3连的实际人数已经不足编制的一半。

在太平镇前线，我军发现了大量越军丢弃的武器装备。从这些装备的完好程度来看，它们并非在战斗中遗失，而是被士兵们有意抛弃的。一份缴获的越军连队值班记录显示，仅1979年1月就有27名士兵携带武器逃跑。

谅山省的一个越军炮兵连，在未经任何战斗的情况下就集体投降。连长在投降后说，连队里的80%都是被强征来的农民，他们根本不会操作火炮，每天除了挨饿就是被打骂。许多士兵白天训练时昏倒在炮位上，晚上却要轮流去山上偷玉米充饥。

在凭祥前线，我军缴获了一份越军316A师的伙食供应清单。清单显示，普通士兵每天的口粮只有250克大米，荤菜要半个月才能吃上一次。一名被俘的军需参谋说，由于后勤补给跟不上，很多部队只能靠就地征用来维持。

老山前线的战俘们揭露了一个惊人的现象：越军部队中普遍存在着卖军装的行为。由于军装供应不足，新兵入伍时必须向老兵购买二手军装，价格高达一个月的津贴。那些买不起军装的新兵，只能穿着便装执行任务。

在友谊关收容所，一名越军文书展示了他的工资条。作为一名服役五年的下士，他的月工资只有26盾，还经常拖欠发放。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部队居然规定士兵必须自己购买牙膏、肥皂等生活用品。

边境地区的越军部队补给更加困难。在河口镇被俘的越军士兵说，他们的粮食补给经常断档，不得不让士兵们去附近的村庄化缘。有时实在没办法，连长就组织士兵去偷居民的农作物，这种行为严重影响了军民关系。

一份被缴获的越军团部文件显示，1978年下半年，该团有超过200名士兵因营养不良住院。更严重的是，由于医疗条件简陋，一些轻伤员得不到及时救治，伤情逐渐恶化。一名逃兵在自述中写道：＂我宁愿回家种田，也不愿意留在这里等死。＂

在太平收容所，越军战俘们谈到了部队中普遍存在的厌战情绪。许多人是在即将复员时被强制留队的，他们对此十分不满。一名即将退伍的班长说，他原本计划回家结婚，却突然被通知再服役两年，而且连补贴都没有。

战俘们还透露，越军部队内部的贪污腐败现象十分严重。军官们常常克扣士兵的口粮和津贴，把军需物资卖到黑市谋取私利。在一次战前动员会上，连队发放了每人一条香烟作为慰问品，但大部分香烟都被指导员私自收走了。

更令人寒心的是，一些越军军官为了邀功请赏，不惜用士兵的生命去冒险。在老街一次战斗中，一个排的士兵被命令强攻一个明显设有伏击的阵地，结果损失惨重。事后得知，这是排长为了立功表现，不顾士兵死活下达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