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十一”以后没几天，一个早晨，环保局李局长突然给我打来电话，问：“浴池是不是又开业了？”

我说：“是啊，又开业了。”

“今年不行了。局里昨天开会专门研究了收费的事。”李局长说，“今年任何人都不准去说情，而且今年收费很高，不再分月收了，每家浴池都是一次性收费。”

我说：“收多少说了没有？”

李局长说：“那倒没有说，以他们的《通知》为准，通知多少就收多少。”

就在这一天，环保局的《收费通知》早早地就送来了，通知的收费金额由过去的“1000元”一下子变成了“30000元”。我当即给李局长回了个电话，说：“通知送来了，一家伙通知30000块钱。”

李局长说：“那没法干啦！”

我说：“这咋办哩！直接停了吧，买那么多煤咋弄哩？”

“你要是想弄的话，恐怕得找一把手，副职都说不上话了。”李局长很难为情地说，“现在一把手刚到任，不知道你认识不认识？”

我说：“谁去当局长了？”

“伊更新，华陂乡党委书记回来的。”

“那好吧，我找他试试看啥情况，不行就不干了！”

我给一位在华陂乡任党委副书记的老同学孟运动打个电话，把上述情况说了一下，老同学说：“你直接去找他吧，斗说我叫你去找他哩！”

放下电话我就直接过去了。一进门，伊局长非常热情地起身，让座，递烟，倒水。我说：“伊局长啥时候回来的？”

“还不到一个星期哩！”伊局长说，“你现在忙啥唻？”

“我正想跟你汇报个事哩！”

“啥事，你说！”

“我这两年在家里弄了个浴池，刚才收到咱们局送去的收费通知，一下子30000块钱。”

“走，我跟他们说说，咱自己哩，不用交了。”

到了楼下，伊局长直接跟经办人王红印说：“老闫这个不用交了！”

王红印张口说出：“不是班子会研究的谁都不能说情了吗？”王红印显然不买这位局长的账。

“他这个例外，我已经伸出去腿了！”伊局长说，“下不为例！”

从屋里出来，我说：“伊局长，真不好意思，你刚到任，就给你找这么大麻烦。”

“没事，自己弟兄，总是不能板这冤枉钱！”

告辞了伊局长，回来的路上我就在盘算，李改运送来这车煤用完，浴池的使命就算“完成”了。来年无论如何也没法再去找人啦！

这时候已经有了“开办”浴池的定论：大大的失误。

以后的几年经常看到临街关门的店铺门上贴着“门面转让”的告示，原因都是“应付不了收费罚款”。我曾走访过几家常年坚持营业的门店。无一例外，都是重要职能部门有“近亲”做后台，平时没有哪个管理部门“敢”去骚扰。只有这样的背景下，生意才能做下去。

直到2004年2月24日，遇上几个收破烂的，我就让他们连锅炉带一个四吨的水箱、一个一吨的水箱和整个管线水路以及所有浴盆全部拆除变卖，收回残值3300元。保留一个四吨水箱作为日常用水的容器，原来砖砌的冷水池改做一个荷花池。创办企业的梦想彻底破灭。正应了过去一句俗语：动动吃四两，不动吃半斤。

浴池拆除

诗云：

深圳特区大不同，我们政策不宽松。

浴池收费十多项，找事人员数不清。

收费《通知》成摞送，处罚小票伴身行。

三年噩梦难回首，苦不堪言错铸成。

浴池停业后，大姐夫和一个外甥过来帮我打掉房间里掀掉浴盆的水泥池座，又将凹凸不平的地方用水泥简单地修补一下。偶尔有在医院实习的学生来租房，一个月收下三二十块钱的房租，又维持了两年。后来住房的学生要求条件越来越高，有空调，室内有卫生间的条件我们做不到，渐渐地就没有人住了。有一年我不在家，贱内花一千块钱让前面一家修房子的工人把隔墙打掉，整个一楼，除一条通往楼梯的走道外，成了一片废墟。

建房和开办浴池这段时间，还有另外一件事，给人带来一生的伤痛。

欲知何等怪事，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