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月30日，为了贯彻周总理在政协二届全会上“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号召，有关部门决定加速对战犯的改造，将全国战犯从各地集中到北京功德林监狱。

功德林监狱位于北京西郊德胜门外，早期是一座叫做功德林的庙宇，清末改造成监狱。新中国成立后，功德林监狱划归国家公安部管辖，也被称为北京战犯管理所。

1959年是国庆十周年，毛主席提议颁布特赦令，特赦一部分改造较好的战犯，于是就有了第一批特赦的战犯。这些战法大多数曾是国民党高级将领，解放战争中被俘，大多认为自己要么被枪毙，要么终生牢狱，没想到还有重获新生的一天。

功德林监狱

这些人对未来的新生活还处于思考中，曾扩情解放前任四川省政府主席，黄埔军校时期曾是周总理的学生。他出狱后深感迷惘，怀着忐忑的心情写了一封信给周总理，以学生的身份请求“赐教”。

周总理收到信后，认为无论是从旧时的情谊看，还是从总理的身份看，自己都有责任见一见这些刚刚出狱的“老朋友”。

于是，周总理就安排了一次特殊的会见，邀请了11名出狱的老朋友到家中。

周总理

1959年12月13日，曾扩情等11个人接到通知，明天有一位首长将会接见他们，但他们并不知道是究竟哪位首长。他们只能暗暗猜测，甚至夜里难以入眠，但依旧不敢确定。

第二天，客人们就被提前安排好的小汽车接到了中南海西花厅。下了汽车，就有接待人员迎过来，热情的介绍说，这里就是周总理的家，众人听后都很惊喜。

因为这11位客人中，除了来自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溥仪皇帝，其他都是国民党高级将领，甚至有8人都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和周总理认识。

这8人分别是杜聿明、宋希濂、曾扩情、王耀武、周振强、杨伯涛、邱行湘、郑庭笄。其中，杜聿明、曾扩情和周总理最熟，曾是周总理的学生。

这些人听说是周总理的家，又惊喜又羞愧，望着整洁、简朴的院落低声交谈。因为周总理有些事耽误了时间，工作人员将他们引到客厅休息等候。

大概半个多小时后，周总理满面笑容地走了进来，周总理身后还跟着一串人，有陈毅、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等等。基本上大家都是老熟人，一时间互相打招呼示意，很是忙乱了一番。

打过招呼，周总理挥手请大家都坐下，亲切地和大家聊天，询问每一个人的身体情况和家庭状况。

周总理对曾扩情说：“我在黄埔军校时还不到三十岁，当时还是感觉压力很大的。”

周总理

曾扩情接过话：“我那时过了三十岁了，我这个学生比老师还大几岁呢。”

说着周总理将目光投向溥仪身上，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末代皇帝，两人聊起满族人的习俗礼节，聊得很畅快。陈毅见状玩笑说：“我当年在北京读书时，我对你这位皇帝陛下还很好奇呢，盼着一睹真容。”

周总理又拉着杜聿明聊了几句，等聊完闲话，才把话题转到这次见面的正题上。周总理：“你们出来几天了，有些问题该好好谈一谈。我们党和政府是说话算话的，释放你们，是考虑到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

曾扩情

周总理一番语重心长的劝导，大家听了都很窝心。

谈到立场问题时，周总理忍不住多说了一些：“立场是个正直问题，就是在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中站在哪一边的问题。你们要在这个方面经得起考验......”

接着，周总理又谈了观点问题，又谈了众人的工作、生活、前途等问题，还嘱咐统战部副部长徐冰要妥善安排这些事。周总理对大家说：“以后遇到什么问题可以写信和统战部联系。”

周总理还强调：“希望你们今后利用旧的社会关系，多多帮助政府改造社会上的死角。”

徐冰

周总理讲完话后，章士钊开口对大家说：“你们各位过去手底下都是带过兵的，有才能，好好干，将来是能发挥作用的。”

张治中也补充说：“你们过去都是黄埔的学生，没有听周主任的话走错了路。现在被释放了，就重新跟着周主任走吧。”

周总理被张治中一番话逗笑了，张治中是个儒生，思想比较传统，但是个很正派的人。周总理打断说：“张文白（张治中，字文白）是老一套，你们应该感谢毛主席，感谢党。”

在一边安静听着的傅作义抬起头，有些感慨地说：“我同你们一样会，过去也曾是一名战犯，只不过比你们幸运，比你们早觉悟一点，也是被迫改造的。”

张治中和周总理

周总理：“是啊，必须要承认，对你们是一种特殊环境中的强迫改造，你们可以想想，如何从强迫改造进入自觉改造。”

聊得太过尽兴，不知不觉几个小时就过去了。周总理抬手看表，说：“都这么晚了啊。”说着转过身问一边的工作人员是否准备了晚饭，工作人员说没备饭。

周总理抱歉地对大家说：“只好下次再补了。”

傅作义

然后，周总理就送11位客人离开西花厅。后来，这些人全部都进入政府工作，虽然岗位各不相同，但生活都颇受照顾。

多年后，杨波涛回忆说：“我后来为什么拥护共产党，因为我是过来人，我看到过国民党的兴盛，也看到过它的衰败。我在国民党政府中工作了十九年，又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作了二十多年，我感到共产党胸怀博大，对待俘虏的做法自自古都是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