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我们村老支书有一种说不清的复杂特殊的情感，这种特殊的情感虽然有些人为的因素夹杂在里面，但我还是用一种近乎严厉而又审慎的眼光，去看待这位活了九十二岁、早已作古的老人。
一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从乡广播站调到县电视台当摄像记者。第一次下乡，来到东寨村采访温棚蔬菜种植。这是处在县城西北角、距离县城较远乡镇的一个偏僻村庄。吃饭时村支书问我：记者哪里人？我回答：沙窝乡郭村。他听到这个村名后精神立刻一振，马上紧接着问道：你们村的郭领现在干啥？
听到他的问话，我问他：你们是亲戚？
他急忙摇头说：不是不是，老郭在我们村做过报告，很有水平的一个人。
我疑惑地看他一眼，东寨在县城西北方向，我们村在县城东南，相差至少有一百多里地，老郭怎么会来这里做报告？
支书一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扯远啦，还是文革时呢。
后来，我到了别的乡镇去采访，总会有人问我郭领的情况。这些人几乎是用赞叹的口吻，来拾捡这位老人曾经遗落在他们心头一种稍纵即逝的美好。期间，还有人告诉我说：你查查我们的县志，上面就有老郭的名字呢。
我翻看了县志，在上面真的查到了我们村老支书郭领的名字。县志记载：1968年，县革命委员会建立后，成立贫下中农代表会，简称贫代会，主任郭领。
看到这句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贫代会主任”这个称呼，我的眼前一片缤纷缭乱。那些深埋心底深处最隐秘的记忆，仿佛被“贫代会”三个字启封开来。
二
第一次听大队支书郭领讲话，是在我十二岁那年夏天的一个晚上。
那天晚上，大队在我们学校召开全体社员大会，我跑去听了。
原本是跑去玩的，没想到我看着支书讲话时生动的脸庞，时起时落的手势，时大时小的声音，完全沉浸在了他的讲话之中。
直到现在我写这篇文章时，依然还清晰地记得那天晚上的情形：一张不大的桌子上，放着一盏马灯，支书站在马灯后，闪烁的灯光影影绰绰时明时暗地洒在他的脸上，他那白皙瘦削的脸庞在灯光下就有些润红滑腻，越发精神。
那天先是讲了不准村里人随便盖房子，等到大队做好规划后，统一盖排房。对于这些，当时我迷迷糊糊不太懂，并没在意去听。
可是在他讲第二个问题时，我听得入迷了。他说：我们大队，在全公社、甚至全县都没有我们的条件好啊。为啥呢？你看，我们村南边有黄土地，当中有胶泥地，北边有沙土地，还有枣林、槐林。别的不说什么，就我们公社来说，哪个村不来我们村拉沙土，拉胶泥？所以，我们村里的儿马蛋子就好找媳妇。还有我们在沙地里种花生、种西瓜。郭庄三样宝：花生西瓜和红枣！
小孩子肚子里是瞒不住话的。第二天吃早饭时，在饭桌上我兴致勃勃地给我爹我娘学说支书的话。还没说几句，我爹沉下脸来，大喝一声：吃你的饭吧，就你话多。
我一下卡壳了，低下头闷声喝碗里的玉蜀黍糁子。
早饭后我去学校时，奶奶拉住我，小声说：往后在你爹跟前，你千万就别说支书的好话，懂么？我瞪大眼睛反问：为啥？奶奶长叹一口气，说：你忘了那些来咱家绑你爹的人啦？我突然明白我爹吃早饭时汹我的原因了。
我是62年生人，文革开始那年我4周岁。留在我脑海最早最原始的记忆，就是一班子人来我家把我爹架着胳膊拉了出去，别的都不记得了。
直到长大后，我才知道，我爹当时是小队会计，属于被批斗对象。村里和爹一样的村干部不同程度地批斗过，心里有气，又不敢表现出来，自然对新上台的大队支书不满意了。
后来，在学校里，我看到我的美术老师，拿着画具，在认真的绘制几张图。老师说：这是我们大队未来的发展蓝图。
我们村是个三千多口人的大村，村里有三条东西街，五条南北街。因为当时人们的温饱问题还没解决，所以，对支书的什么街道规划、不许社员私自盖房之类，并不十分在意。
说起这些，村里人都把这当做了笑话去讲，都说支书好吹牛，爱讲大话屁话。
三
1976年，文革结束后，老支书下台了，又换做我父亲那些人上台。他们上台后，立即废除了原来大队搞的那一套村里规划，也允许人们随便盖房子了等，狠得社员们赞扬。大家说：还是老干部务实，不说大话。
下台后的老支书，处境尴尬起来。他有三个儿子一个姑娘。三个儿子都结婚成了家，姑娘也出嫁到我们村。他下台后，孩子们却嫌弃他当支书时得罪人太多，都不管他。老婆常年住在闺女家，支书的三个儿子都不让他进家。支书无奈，一气之下去远在二百里外的市里去拾破烂。
当年在村里红红火火的大队支书，就这样消失在了村里人面前。
四
他再一次出现在人们面前时，是在八十年代后期。这时，农村已经实行了生产责任制。
这年，他的三儿子郭青意外死亡。
听村里人说，郭青和老爹从小就不对猫眼，长大结婚生子后更是做什么事总和老爹对着干。比如，大队不让社员在下晌时往家带红枣、花生、红薯等，如果私下带着些东西，下晌时被那些把门看青人翻出，是要没收并开批斗会的。
郭青根本不管这一套，下晌时总在自己的箩头筐下放红枣、花生，开始把门看青人摸到他箩头筐里的货，看在支书面子上并没吱声。可是，次数多了，看青人就把这事汇报给了郭领。支书听到这事大为光火，当即提出来开全村社员大会，让郭青接受全村贫下中农批评教育。
批判会后，郭青对父亲愤恨不已，发誓：等你死了，我在院里挖个坑栽着埋了你。这是一句很恶毒的诅咒，这样恶毒的咒语出自儿子诅咒自己的亲生父亲，是让人难以接受的。可是，我们村里人有些大快朵颐地接受了这句话，并疯狂传播开来，大家都认为，这句话说出了全村人的心声。因为人们恨老支书，却不敢发声。现在由他的亲生儿子说出了这话，人们认为郭青是最知情、最讲理、最有男人气概的男子汉。从此郭青走在街上，都会有人笑着热情打招呼，并老远就从口袋里掏出烟来，恭敬递他手上。
这年，郭青在责任田里种了三亩红薯。为了储藏秋收后的红薯，他在自家院子里挖了个红薯井。当红薯井井桶挖成，在下面掏挖分向两边的小洞时，红薯井突然坍塌，把老三活活埋在理边。
郭青媳妇扯着变声的嗓子喊人，当街坊邻居赶来，七手八脚把老三从坍塌的井里挖出来时，已是死人一个。
看着郭青的死尸，人们突然想起他生前挂在嘴边的那句话：等你死了我在院子里挖个坑埋了你。天哪，这不是他自己应了这句话么？！也正是在这时，人们才突然想起了出家多日的老支书，人们给他的哥哥姐姐说：赶快给你爹联系一下，三儿死啦，得让老头回来看儿子一眼啊。
就这样，老支书在离家十多年后，又一次出现在人们面前。
处理完儿子的后事，郭青媳妇有些怯怯地对郭领说：爹，你看俺的时光往后咋过呀？
看着三十多岁的儿媳，还有不到十岁的孙子，老支书一阵心疼。说：你有啥想法，就大胆说出来吧。
儿媳说：俺还年轻，想带孩子再走一家。老支书沉思一下，说：好，爹尊重你的想法。你放心走，孩子你先带走，如果你嫁人后，你的婆家容不下这个孩子，你就把他送回来，我和你婆婆把他养大。这片宅基地，还是孙子的，我就先在这里住着。等孩子长大，他愿意回来，这还是他的家，如果不回来，这也是他的地方，到时候由他做主处理。
儿媳妇哭着喊了一声爹，双膝跪下对着老支书一连磕了几个响头，哽咽着说：爹，俺忘不了你，孩子也一辈子忘不了你！
五
老支书把郭青的院子平整了一下，用自己在外收破烂攒下的钱，买了二十只山羊，开始养羊。
那时，我已到乡广播站上班。
我属于“一头沉。”这个词可能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知道它的意思，这是特殊时代出现的一个特殊词语。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很多男人在外工作，爱人是农民在家劳动，就有了“一头沉”的说法。特别是生产责任制刚实行那几年，还出现“双职工不如一头沉，一头沉不如老农民”的顺口溜。
因为我的妻子在家种地，我上班的乡政府离家仅有8里地，每天从乡里回家，我会下地和妻子一起干活。我家的责任田紧邻一条省道，道路两边的路沟里，有疯长的青草，是放羊的好去处。于是，我就和老支书打交道多了起来。
支书年龄比我爹大，按街坊辈份，我喊他大爷。
他在路边放羊时，一边看着羊吃草，一边和我说话。
那时，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出现在县志里。
他总问我当前国家的形势，比如生产责任制的实行，国家有没有新的要求，国家对于乡镇企业的发展有何意义，还有有关中美关系的发展等等。
作为一个在广播站上班，从事的又是新闻行业，对于这些话题，我并不陌生，我们俩常常坐下来说上半个小时的话。
在说话期间，我对他管理羊群的方式，有很深刻的印象。
他那一群羊大大小小有三十多只吧，他给每只羊都起了名字，比如，看见一只半大羊跑去了地里，他喊一声：大个儿，回来，那羊就掉头跑了回来。
我还看见他在一只公羊的尾巴上，用绳子绑个粗粗的棍子，掉打在羊的后腿上，羊一迈步，棍子就打在它后面的双腿上，问他何故？他说：这只羊不听话，这是对他的惩罚。
我说：大爷，你真有方法啊！
他“哈哈”大笑。
我在想：其实，一个人的管理能力和管理水平，是能体现在任何一个方面上的，比如这个老支书，他放羊，也能放出和别人不一样的新意来。
六
后来，我从乡广播站调到县电视台后，就和他见面少了。
直到有一天，我们乡里的党委书记给我打电话，问我：你们村有个放羊老人叫郭领，你认识不？
我说：认识啊，你找他有事么？
乡党委书记说，他们接触了一次，感觉这人不错。
原来，深秋的傍晚，党委书记开车回县城，来到我们村口时，司机不小心车前胎撞上一只山羊，把羊腿撞断了。
司机慌忙下车，说：对不起啊，大爷，撞住了这只羊。
老支书说：你撞断这只羊也没啥，关键是这只羊肚子里还带羔羊呢，你看看这事咋办？
司机一下愣了，看老头说话和风细雨，不像不讲理的人，可一下说出的话，却又不好回答。
这时，乡党委书记推门从车上走了下来。书记说：大爷，我是咱们乡的党委书记，你说该咋办，你说个数，我们赔好么？
老支书听到这里，马上说：你是我们乡书记，那就啥也不说了，别说撞断一条腿，就是撞死，也该它死呢。
党委书记一下也不好意思起来。
老支书说：我说的都是真话，你看，你不是我们乡里的人吧，可是你为了我们全乡百姓，来到我们乡里工作，我们感谢你还来不及呢，还提什么赔偿呢？这不是让老百姓骂我不懂事么？
就这样，党委书记很是感谢这位老人，他在电话里告诉我说：你们村里老百姓真有这么高的觉悟呀。
我便把知道的老支书的情况告诉了党委书记。
党委书记说：难得的老同志啊！
七
2002年，县委组织部给我打电话，说你们村一个叫做郭领的老党员，要交一笔特殊党费，准备让我制作一期电视专题片。
我问：多少钱？
组织部说：两万多块钱，老人曾经当过支书，后来养羊，年龄大了，没法放羊了，把羊全部卖掉，把卖羊的钱当做党费，全交上来了。
组织部安排下来的活，电视台自然不能推辞。因为和老郭同村，我知道这事儿肯定会出现些问题的。他们的儿女知道了父亲把卖羊的钱都交了党费，会怎样想？会不会闹腾？
我没有出面去我们村里拍这部片子，安排我们的记者去了。前去采访的记者回来告诉我：这个捐款的老头，在你们村里落得名声不好啊，你们村干部不说他好，村里老百姓也不说他好，他的儿子说，他有钱交党费，将来死了没人埋他。
记者说，没法做专题，发条新闻吧，做专题素材不够。
就这样，我们只做了条新闻。这条新闻，后来在一年一度的新闻评奖中，荣获全省好新闻二等奖。
八
2003年初春，老支书死了。他死在三儿郭青的那座院落里。得病没？什么时候死的？都不知道。
直到几天后居住在周边的邻居，都嗅闻到了死尸味，推门过去才发现老郭死了。
人们马上喊来他的两个儿子，儿子带着几个孙子都来了，儿孙们只是象征性地看了一下，连一个人哭都没有。几个人商量一下，也没商量个头绪。最后一拍两散，没人管了。
他们不管，周边邻居不愿意了，说：你们不管你爹，这味道很难闻啊。于是，邻居们开着电三轮车，到乡政府反映这个问题。
乡党委书记闻讯，立刻带领党委、政府一班子人来了，大家拿了两只花圈，在老人面前三鞠躬后，坐下来听乡亲们说他们儿子不管老爹的下葬问题。
党委书记转过头对党委秘书说：你给他们出支书打电话，让他带着村两委干部到这里来，我们共同商量一下老支书下葬问题，说罢书记又拨通了县委组织部办公室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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