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运动后兴办的公共食堂，是和供给制捆绑在一起，没有公共食堂这个载体，供给制不能顺利推行，而不实行供给制，公共食堂也难以几乎没受什么阻力就迅速普及。既然粮食已经多得吃不完，那么，“放开肚皮吃饭”也就顺理成章了。当时人们还算了一笔账，一个人放开肚皮吃一年大约需要500斤左右的粮食，仅尚未收获的薯类和晚稻产量，全国每人平均可有550斤，仅此一项。全国人民放开肚皮吃，一年也吃不完。
1958年国庆节前后，多少年来一直为吃喝发愁的中国农民，忽然间在公共食堂过上了一段不但吃饭不要钱，而且还可以“放开肚皮吃饭”的好日子。
据称，“放开肚皮吃饭”这个口号的发明者，也是柯庆施。这个口号传出来以后，中央分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在南京检查工作时，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建议在口号后面再加一句“鼓足干劲生产”。于是，“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就成为了一时间传遍大江南北的著名口号。
安徽舒城县舒茶公社是较早实行“放开肚皮吃饭”的地方之一，该社的火箭大队的食堂在这年的秋收秋种期间，实行的是吃饭定量的办法，但有些肚量大的单身汉和大人多小孩少的户，反映有时吃不饱，经大队领导研究后，决定取消原来的定量办法，实行吃饭不定量，让社员放开肚皮吃饱。开始时，有些干部对这个办法感到踌躇不安，觉得放开肚皮吃饭好是好，但吃粮不受限制，会不会吃过头粮。这个大队的大队长是主张放开肚皮吃饭的，虽然他也对吃饭不定量后是否会超过定量标准心中也没有底，但认为要让社员发挥干劲生产，就要让社员吃饱，粮食不够，可以多种萝卜、白菜和杂粮。于是，在实行吃饭不定量的前两天，全大队突击种了18亩萝卜。
1958年9月18日这天，火箭大队正式实行吃饭不定量的办法。全大队在食堂吃饭的共有402人，这时因有28人去铁厂做工，实际吃饭人数374人，其中男女劳力227人，小孩117人，老人27人，病人3人。按过去每人每天1斤零5钱的定量标准，本应吃大米385斤，大队长考虑，第一天敞开吃饭社员食量必定增加，特地关照食堂仍按402人做饭，比定量标准多加了35斤米。吃饭时，全食堂开了50桌。有的社员因吃饭不定量，怕人家说自己吃得多，吃得特快。一个社员还带来个大瓦盆，装得满满的，本来他只吃四碗饭，这顿却吃了六大碗。别人问他，为什么带这么大的碗，他说：“这一顿尽吃，下一顿还尽吃吗?干一碗是一碗。”结果，这顿饭虽然比平时加了不少粮食，仍吃了个精光。
第二天，在食堂吃饭人数与头天一样，下的米也同样多，晚上结账，比过去定量标准又超过了30斤。一些小队干部心里开始发慌，担心这样吃下去，多少粮食也不够吃，但大队长并不这样认为，说社员吃饱了干劲大，明年就能够增产，吃饭不定量的办法一定要坚持。结果到了第三天，社员的饭量开始下降，第四天则节余了20斤大米。据称这个食堂实行吃饭不定量一个月下来，每人每天一斤米下锅，已足够吃，而且还有节余。
江苏江阴县的马镇人民公社的“放开肚皮吃饭”，是在1958年的国庆节前开始的。马镇之所以搞“放开肚皮吃饭”，主要是“今年水稻获得大丰收。除去征购粮、种子粮和饲料粮以外，全社按每人一年650斤口粮计算，可吃一年零十个月”。由于“有了丰足的粮食”，所以能够做到吃饭不要钱，不定量。对于放开肚皮吃饭，社员自然是高兴的。62岁的贫农尹积福，子女多，劳力不强，过去吃饭很担心，老是不敢吃饱，怕吃过头要超支，开始搞吃饭不要钱时，尹积福还有点不敢相信，开头两天不敢吃足，怕最后还要算账，听了有关政策的宣传和鸣放辩论后，心里踏实了。他激动地对家人说：“我们真是到了天仙国了，共产主义才沾点边儿，好日子还在后头哩。”
江苏淮安县联盟公社联盟大队的公共食堂被称为“幸福食堂”。社员到食堂吃饭时，自己吃饭自己装，要吃多少装多少，既不要钱，也不限量，这是一个实行供给制的无人管理食堂。“这个食堂吃饭方便，坐下就吃，不要排队。饭前不需订饭，饭后不需报账。吃饭不要钱，吃菜也不要钱，社员来客，开饭前两点钟通知，可以加菜，客人吃饭也不要钱，只有加菜时才要钱。”
当然不只是联盟大队的食堂社员来客吃饭不要钱。河北省安国县的伍仁村，是元代大戏剧家关汉卿的家乡，公社化之后，有当代关汉卿之称的著名剧作家田汉来该村参观，他在参观后的一篇短文中写道：“我们尤其喜欢公社食堂的一种符合中国人民好客精神的制度。社员的亲戚朋友被认为是大家的亲戚朋友，第一天吃得好些，第二天到第五天当自己人看待，第五天以后才要粮票。这真是合情合理的制度。”
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厨师在分菜在提倡“吃饭不要钱”和“放开肚皮吃饭”之后，不少公共食堂只管盯着“吃饱”、“吃好”的目标办，倾其所有，倾其所能，不但吃饭上不限量，就是吃菜上，也强调“一个星期不重样”、“半个月不重样”，大吃大喝，穷吃海喝。1958年11月，江苏常州地委在武进县寨桥公社召开农村食堂现场会议，提出办好食堂的八条标准，在全区三万多个食堂中开展竞赛，其中一条竞赛标准就是饭菜多样化。具体要求是吃菜天天不同样，逐步达到七天、半月不同样，吃饭有几样菜，并定期有荤，增加营养。而现场会所在的寨桥公社的贝桥食堂，则是每天一干二稀，吃饭放开肚皮吃，早晚各两个菜，中午三菜一汤。这个食堂单是10月份一个月就吃过五次面条，两次饼子，三次团子，两次馒头，赤豆烧粥更是经常有；荤菜方面吃了三次肉，十三次鱼，素菜是半月不同样。这个食堂的口号是“一年赶上马福兴，二年超过德秦恒”。“马福兴”与“德秦恒”都是常州市内著名的菜馆。
要知道，尽管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的生产力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农民的生活水平仍是很低的，农民一年中难得吃几次荤菜，贝桥食堂的这个水平，已大大超过了公社化前一般的富裕中农的生活水平，这也就决定了这种“放开肚皮吃饭”是不可能持久的。
河南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的常庄管理区第一大队第一生产队，全队有470户1900人，共建立青壮年红专食堂12个，老年幸福食堂3个，幼儿食堂3个。这个生产队的食堂自称能做到一个星期饭菜不重样，每天三餐，每餐四个菜。一周一会餐，节日大会餐，对病人、孕产妇、客人有特别照顾。他们还特地公开了一星期不重样的饭、菜表：
和平汤凉粉、肉丝、
白菜、萝卜烩面、百合汤菜包
和平汤豆芽、金丝、粉条二枣花馍
和平汤肉片、豆腐、
银丝菜汤面条、肉丝、
于花菜菜包
和平汤丸子汤、金针汤、
木耳汤、莲子汤三面包
和平汤金丝、银丝菜、
白菜、凉粉蒜面条花卷馍
跃进汤肉丝、炒韭菜、
银丝菜、烧白菜四火烧饼
跃进汤豆腐、雪花菜、海带、凉粉面片、银丝菜、肉丝烙饼凉拌粉条、银丝菜、
醋白菜、肉丝片五雪花馍凉粉、炒金针、烧白菜、银丝菜汤面角、
莲子汤杂烩面炒韭菜、炒红丝菜六卷子馍
和平汤凉粉、豆芽、
银丝菜、红丝菜穿汤面、白菜、银丝菜锅巴馍雪花菜、炒豆腐、
银丝菜、炒百合七糕点肉丝、肉片、
炒豆腐、炒白菜、
炒韭菜红烧肉、小苏丸、大苏肉、穿汤丸子、拔丝山药、焦烧肉、木耳汤油馍百合汤、银丝菜、
豆腐、凉粉、金丝菜
这段时间，不少公共食堂还开起了“流水席”，社员随到随吃。河南开封市十二祖亩街大队的公共食堂除了规定的开饭时间外，还设有流水席，“无论来得早晚都能吃上热腾腾的饭菜”。1958年12月3日的《河南日报》还特地报道了这个食堂的事迹。有些地方还给过往行人大开方便之门，仿照汉末张鲁设义舍的办法，五里设一凉亭，十里设一饭铺，行人来了就吃，吃了就走，人家不吃，还劝人家，说是反正吃饭不要钱。
广东新会县各人民公社在发放第一次工资后出现的情况，便能说明问题。当时的供给制又称半供给制，就在于它与工资制相结合才构成了人民公社的分配方式。新会县的大泽公社发放第一次工资后，出现了“四多四少”的现象。这“四多四少”是：吃饭的人多，出勤的人少；装病的人多，吃药的人少；学懒的人多，学勤的人少；读书的人多，劳动的人少。类似的现象在新会其他公社也普遍存在。
大泽公社发放工资后十天左右，出勤率普遍降低了五六成。该社礼成管理区领工资的有600人，出勤的只有300人。同时，没病装病，小病装大病，没月经假装有月经或借口照顾小孩而不出工的也大有人在。一些原来劳动态度差的人现在更差，原来劳动态度好的人也因受此影响而消极劳动。原来每天可送200担肥的，现在只送五六十担，过去能挑100斤，现在只挑50斤；过去一个人能挑的，现在则要两个人抬。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就在于供给部分与工资部分的比例不合理。该县二者之间的比例一般是6∶4或7∶3，供给部分占了大头，再加上其他的扣除，社员能拿到手的工资并没有多少。对社员来说，劳动少了减少不了多少收入，劳动多了也增加不了什么，多劳不能多得，干多干少一个样，他们说：“干不干，三餐饭”，“做多做少，一样吃饱”，甚至出现了“出工自由化，吃饭战斗化，收工集体化”的现象。这对 “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能提高社员集体主义、共产主义觉悟，不但不会出懒汉而且还能改造懒汉，无疑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吃饭不要钱”和“放开肚皮吃饭”，还造成了公共食堂粮食的巨大浪费，一些社员怕自己吃少了吃亏，每餐都是死吃活撑，吃不了还偷偷拿回家喂鸡喂鸭。说“放开肚皮吃饭”能节约粮食实属无稽之谈。不少食堂人均一天要吃掉二三斤粮食。山东菏泽县马岭岗公社刁屯大队段庄小队的食堂，放开肚皮吃饭后，340人一个月吃粮1万多斤，每人一天合3斤多。这并非个别现象。在有的地方，一天吃五顿饭，有的地方放吃饭“卫星”。如此一来，“放开肚皮吃饭”实行不到两三个月，多数食堂已寅吃卯粮。
到了1958年底，只得将“放开肚皮吃饭”的口号收起来。至于各种各样的供给制，除了粮食供给制还勉强维持外，伙食供给制和基本生活供给制因无力再维持，基本上不复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