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岁清洁工给国家捐24亿，只是为了赎罪，真实身份震惊全国
1965年的一个雨天，北京西城区的一间平房内，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正在打扫卫生。她佝偻着腰，默默地用扫把清理着地上的灰尘。这位名叫耿碧琰的老人，已经在这个清洁工的岗位上工作了十几年。
就在这时，一辆黑色轿车停在了她家门口。从车上下来的是时任国侨办主任廖承志。他神色凝重地敲开了门，见到老人的第一句话就让在场所有人震惊：＂您在日本的24亿遗产，是否还记得？＂
没人能想到，这位看似普通的清洁工，竟然与如此巨额的财产有关。更令人不解的是，当廖承志提出要帮她追回这笔钱时，老人却说：＂如果能给国家做贡献，也算是替他赎罪了......＂
这位老人究竟是谁？她口中所说的＂他＂又是什么人？这笔巨额遗产背后又有着怎样惊人的往事？
一、从大家闺秀到汉奸之妻
1900年，耿维馥出生在天津一个书香门第。她的父亲是当地著名的布商，母亲出身名门。耿家在天津租界经营着一家颇具规模的绸缎庄，家境优渥的耿维馥从小便在西式女校就读。
1916年，耿维馥在天津北洋女中读书时，与同班同学赵欣娟成为闺中密友。通过赵欣娟，她认识了对方的哥哥赵欣伯。当时的赵欣伯刚从日本明治大学法学部毕业回国，风度翩翩，谈吐不凡。
赵欣伯当时已经与青楼女子王碧琰成婚。王碧琰虽出身风尘，却颇具见识，早年曾资助赵欣伯赴日求学。两人结为夫妻后，在天津租界过着体面的生活。
1919年初，王碧琰因病去世。她临终前将一封信交给赵欣伯，信中提到希望他能再娶，继续完成学业。赵欣伯为此陷入长期悲痛。
就在这时，年仅19岁的耿维馥开始频繁出现在赵欣伯的生活中。她以赵欣娟闺蜜的身份，常常登门探望。渐渐地，赵欣伯被这个小他十岁的姑娘所打动。
1920年春天，赵欣伯向耿维馥提出了一个奇怪的要求：如果要结婚，耿维馥必须改名为赵碧琰。这个要求意味着，她将以前妻的身份继续生活。对于一个受过新式教育的女学生来说，这无疑是极大的羞辱。
然而，耿维馥还是接受了这个条件。她不仅改了名字，还特意学习前任赵碧琰的举止言谈。在天津的上流社交圈里，她开始以＂赵碧琰＂的身份出现。
婚后不久，赵欣伯带着新婚妻子重返东京，继续他在东京帝国大学的深造。这一去，不仅改变了赵欣伯的人生轨迹，也彻底改变了赵碧琰的命运。在东京，她不再是天津的大家闺秀，而是一个留学生家属。她进入御茶水女子师范学校学习，同时照顾着赵欣伯的生活。
1925年，他们的儿子赵宗阳出生。表面上，这个家庭其乐融融，但谁也没想到，赵欣伯此时已经在暗中与日本军方建立了联系，他的政治立场正在悄然发生改变。
二、日本留学时期的转折
在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赵欣伯以优异的成绩引起了教授们的注意。他的论文《东亚法制变迁研究》获得了校方的高度评价，并被推荐在日本法学界颇具影响力的《法学新报》上发表。
1923年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赵欣伯结识了时任日本陆军少将的土肥原贤二。土肥原对这位中国留学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频繁邀请他参加军部的私人聚会。在这些场合中，赵欣伯接触到了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等日本军方新兴派系的重要人物。
这些军官们经常在聚会上讨论＂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他们认为，日本应该在亚洲发挥领导作用，而中国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赵欣伯在这样的环境中，逐渐接受了日本军方的政治理念。
1924年春，土肥原通过关东军特务机关，为赵欣伯安排了一个特殊的身份——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中国问题顾问＂。这个秘密身份使赵欣伯开始为日本军方提供关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各种情报。
与此同时，赵欣伯在东京的社交圈也在不断扩大。他通过土肥原的介绍，认识了三井财阀的重要人物。这些商界巨头对中国市场充满兴趣，他们看中了赵欣伯的法律专业背景和东北人脉。
1925年底，赵欣伯完成了博士论文答辩。在土肥原的运作下，他的论文《满蒙特殊法制研究》获得了特别推荐，这份论文后来成为日本军方制定对华政策的重要参考资料。
毕业前夕，土肥原为赵欣伯策划了一次秘密会面。与会者包括关东军的几位重要军官和三井财阀的代表。在这次会议上，他们详细讨论了如何利用赵欣伯在东北的影响力，为日后的行动做准备。
1926年初，赵欣伯携家人返回中国东北。表面上，他是一位学有所成的法学博士，但实际上已经成为了日本军方在东北的重要棋子。土肥原为他安排了一个特殊的联络员，专门负责传递信息和指令。
回国后，赵欣伯很快就得到了张作霖的重用，被任命为奉天省政府的法律顾问。他利用这个职位，开始在东北政坛布局。每当有重要决策，他都会第一时间通过秘密渠道向日本军方报告。
这段时期，赵欣伯与日本军方的联系越发密切。他定期向东京发送详细的情报，内容涉及东北军事部署、政治动向和经济状况。作为回报，日本方面不仅给予他丰厚的报酬，还帮助他在东京和满洲建立起庞大的商业网络。
三、战时的秘密投资
1927年起，赵欣伯开始在东京银座和新宿一带大量购置房产。这些交易都通过三井银行进行，资金来源是他为日本军方提供情报的报酬。当时的银座已经发展成为东京最繁华的商业区，地价一路攀升。
在三井财阀的协助下，赵欣伯以极低的价格获得了多处黄金地段的商业用地。这些房产随后被改建成商铺，出租给各类商户。到1930年，仅银座的房产每月就为他带来超过10万日元的租金收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赵欣伯获得了一个重要信息：日本军方计划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他立即通过三井财阀的关系，开始在东北秘密收购大量黄金。这些黄金主要来自当地的金矿，通过特殊渠道运往日本，存放在三井银行的地下金库。
1933年，赵欣伯与三井财阀签订了一份秘密协议。根据协议，三井集团将协助他在日本建立一个隐秘的投资网络。这个网络包括多家空壳公司，专门用于处理各类资产交易。为了掩人耳目，这些公司都由日本人担任法人代表。
1935年，赵欣伯开始将资金投入到三井财阀的军工项目中。这些项目包括飞机制造、钢铁冶炼等战略性产业。通过这些投资，他不仅获得了可观的回报，还在日本军工产业中占据了一定份额。
战争期间，赵欣伯继续扩大在日本的投资版图。他特别注重收购那些具有战略价值的资产，如港口仓储设施、运输公司等。这些投资表面上都由三井集团的下属企业持有，实际控制权却掌握在他手中。
1940年，预感到局势可能发生变化，赵欣伯开始将部分资产转换成黄金储备。他在横滨港专门租用了一个保险库，用于存放这些贵重物品。同时，他还在东京、大阪等地的多家银行开设了秘密账户。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赵欣伯通过三井财阀的关系，将大量资金转移到了瑞士银行。这些资金后来被用于购买瑞士法郎和黄金，成为他最重要的海外资产。
1944年，随着战局日益明朗，赵欣伯开始着手处理在日本的产业。他将部分房产以极低的价格转让给三井集团，作为保管其他资产的交换条件。三井集团承诺，无论战争结果如何，都会确保这些资产的安全。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赵欣伯在东京的全部资产已经转化成三种形式：房地产、黄金储备和银行存款。这些资产的总价值，按当时的汇率计算，已经超过了30亿元人民币。而这一切，都在三井财阀的协助下，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四、身份转换与赎罪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赵欣伯没有随其他伪满官员撤退，而是选择留在沈阳。9月初，他主动向八路军驻沈阳办事处投案自首，并详细交代了自己在伪满时期的所作所为。
1946年1月，中共东北局对赵欣伯的案件进行了专门研究。考虑到他主动投案并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最终决定从轻处理。赵欣伯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关押在沈阳第一监狱。
在服刑期间，赵欣伯将自己改名为耿碧琰，以示与过去决裂。她开始在监狱里从事最基础的劳动，每天负责打扫监区的卫生。这个曾经的满洲显贵，用实际行动表现出了悔改的诚意。
1956年，耿碧琰因表现良好提前获释。出狱后，她拒绝了亲友的接济，主动申请到北京西城区环卫所当清洁工。她选择了最脏最累的工作，每天凌晨四点就开始清扫街道。
1960年，一位日本记者在北京采访时偶然发现了耿碧琰。这位记者曾在战时采访过赵欣伯，对这位曾经显赫一时的满洲高官印象深刻。当他看到耿碧琰在街头清扫垃圾时，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次偶遇引起了日本媒体的关注。三井财阀的代表专程来到北京，希望与耿碧琰商谈战前资产的处理问题。但耿碧琰拒绝了会面，并通过环卫所表示：＂那些钱是不义之财，应该全部归还给国家。＂
1963年，日本驻华联络处向中国政府转交了一份详细的资产清单。清单显示，赵欣伯在日本的资产经过战后近20年的增值，已经达到240亿日元。这笔巨额财产包括东京都内的大量房产、三井银行的存款账户，以及存放在横滨保险库的黄金储备。
1964年，中国政府派出专门工作组赴日处理这笔资产。在三井财阀的配合下，这些资产被逐一清理核实。最终确认的资产总值折合人民币约24亿元，这在当时是一笔惊人的数字。
1965年，耿碧琰正式向国家提出申请，要求将这笔遗产全部捐献给国家。她在申请书中写道：＂这些钱是用民族的鲜血换来的，理应还给人民。＂这份申请很快得到了批准，24亿元的遗产全部划归国有。
此后，耿碧琰继续在环卫所工作，直到1980年退休。她始终住在西城区的一间十几平米的平房里，过着极其简朴的生活。即使在寒冬，她仍坚持每天清扫自己负责的街道，用实际行动诠释着赎罪的真诚。
五、晚年生活与历史遗产
1980年退休后，耿碧琰搬到了北京西城区的一处四合院，这是单位分配给她的福利房。院子里种着几棵枣树，是她亲手栽种的。每到秋天，她都会将收获的枣子分给街坊邻居。
1982年春，日本NHK电视台派出摄制组，希望对耿碧琰进行专访。这位曾经的满洲显贵，如今已是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摄制组在她的住所拍摄了三天，记录下她的日常生活。镜头中的耿碧琰依然保持着清洁工时的习惯，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打扫院子。
1984年，三井财阀的第三代掌门人专程来北京拜访耿碧琰。这次会面的目的是确认一批战前档案的真实性。耿碧琰仔细辨认了这些泛黄的文件，并为每份档案都写下了详细的说明。这些资料后来被收入日本国立档案馆，成为研究满洲国经济史的重要史料。
1986年，耿碧琰开始整理自己的回忆录。她用工整的毛笔字，写下了自己从东京帝国大学留学到投案自首的经历。这份长达十万字的手稿，记录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特别是关于日本军方和财阀在满洲的活动，都有极其详实的描述。
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历史研究所派人采访耿碧琰，希望了解更多关于伪满时期的历史。耿碧琰接受了为期一个月的录音采访，详细讲述了她所知道的每一件事。这些录音资料后来被整理成书，成为研究那段历史的重要参考。
1990年，耿碧琰将自己保存的大量照片和文件捐赠给了辽宁省档案馆。这批资料包括了她在日本留学时期的笔记、与日本军方往来的信函，以及在伪满时期的各类文件。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为研究近代中日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1992年，耿碧琰被诊断出患有肺癌晚期。她拒绝了亲友送她去大医院治疗的建议，选择在自己的小院里安度余生。临终前，她将最后一批私人物品捐给了北京市历史博物馆，其中包括她在环卫所工作时使用过的扫帚和工作证。
1993年4月15日，耿碧琰在北京逝世，终年89岁。按照她的遗愿，骨灰被撒在了她曾经清扫过的街道上。她的四合院后来被改建成了一个小型纪念馆，陈列着她的生平事迹。
2000年，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了耿碧琰的故事。他写道：＂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她的人生轨迹从显赫到卑微，却在卑微中找到了真正的尊严。＂这篇文章在日本引起了广泛讨论，使更多人了解到这段尘封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