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将碎布缠在一起

她为我做了一件让我感到自豪的多彩的外衣

我穿着多彩的外衣兴冲冲地去学校，却发现其他人都在笑话我

作家苏万康·塔玛冯萨第一次听多莉·帕顿的歌曲《多彩的外套》时，感到心碎，“我以为我的家庭和我是富有的，因为我们在一起，有食物、衣服和容身的屋檐。当我去到学校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这些东西对其他人来说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除了我们。”

1978年，塔玛冯萨出生在泰国的老挝难民营。20世纪70年代中期，一些老挝苗族人徒步翻越大山逃进泰国，从泰国去往西方国家。塔玛冯萨一岁多时，她和父母获得一个加拿大家庭的担保，得以移民至多伦多。他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来到这个国家，却难以融入其中，“加拿大的特别之处在于，没有一种方式可以成为加拿大人。”

塔玛冯萨记得小时候他们的家在不同的街道间辗转，她不知道具体的位置，只知道那是光线昏暗的地下室，“如果我们向窗外看，会看到雪、汽车的前灯或排气管、脚、一些树。”她的父母一直从事底层工作，父亲在指甲油工厂，母亲在口香糖工厂，换过多份工作之后，他们还是失业了。在塔玛冯萨15岁时，家里开了一间打印店，每当有顾客进门，她爸爸就说“便宜，便宜”。

因为没有受过教育，塔玛冯萨的父母不会说英语，家里的日常语言是老挝语。塔玛冯萨很早就感受到两种语言带来的心理落差，上学时她不知道“Knife（刀）”该怎么念，父亲按照老挝语的发音习惯，念成了“卡耐夫”，但实际上“K”是不发音的，她在课堂上用了父亲的读法，受到了同学们的嘲笑。

塔玛冯萨把童年这件小事写进了短篇小说《我不知道这该怎么念》，并出版了同名短篇小说集，书中故事都与老挝移民有关，写他们在学校、社区、工厂间感受到的文化和阶级冲突，写贫穷如何塑造了他们的生活，并渗透进他们的心灵和情感。“写作让我觉得我并不孤独。”真实的经历和接近真实的想象混杂在一起，构成了塔玛冯萨对老挝裔身份的回望和审视。

小时候，父母告诫塔玛冯萨，“不要告诉任何人我们住在哪里，不要告诉任何人我们是老挝难民……唯一想知道你来自哪里的人是那种想把你送回去的人。”尽管饱受没有安全感和归属感的折磨，但他们实实在在地生活在这里，“我的故事是加拿大的，因为我是加拿大人。”

在塔玛冯萨的小说里，老挝语和英语是属于两个不同世界的语言。

老挝语的世界是闭塞的，外界的信息被选择性地过滤，像孩子从学校带回家即被母亲扔掉的字条，上面写了什么，没人在意。当孩子从家里来到学校，进入英语的世界，发现其他学生都盛装打扮、准备拍摄班级合影时，才明白字条上写了什么。

小女孩乔伊不想打破两个世界的边界，当老师问“带回家的字条，你给你父母看过了吗”，她撒谎说没有，当母亲接她放学时，问为什么别的孩子都穿着隆重，她用老挝语回答，“我不知道。瞧瞧他们，一个个花里胡哨的。只不过是寻常的一天。”

塔玛冯萨称小说里的乔伊是个非常骄傲的人，她像塔玛冯萨一样在课堂上用父亲的读法读“Knife”，然后拒绝接受“K”不发音的事实，她大声尖叫，争辩道：“它在前面！第一个！它应该有声音！”好像放弃父亲的读法后，就会“失去什么重要的东西”。塔玛冯萨解释，“对乔伊来说，按照父亲的方式发音是理所当然的，她坚持捍卫父亲和她自己的尊严。”

老挝语和英语指向不同的行为方式。在校车司机斎的印象中，妻子永远不会化浓妆、穿比基尼，但当她在咖啡店工作时间变长，跟老板弗兰克走得越来越近时，她不仅学会了标准的英语，而且在弗兰克的镜头下穿着暴露，摆出性感的姿势。妻子邀请弗兰克在休息日来家中独处。校车司机对此表示不满，妻子轻描淡写地说：“杰伊，这个国家的人就是会结成这样的友谊。”他想提醒妻子他的名字是斎，在老挝语的意思是心，但他知道妻子不会在意，“就算它是那个意思又怎样？它在英语里毫无意义。而英语，是这里唯一有意义的语言。”

老挝移民对待老挝语的态度呈现出两种极端表现。有的人避之不及，害怕融入不了本地社会。小说《世界之涯》中的老挝人聚会，主人公和母亲在厨房里用老挝语对话，一个女人大惊失色，“哦，不行不行！哎呀！你最好和她改说英语。不然等她上学了可怎么适应？！”

而有的人对老挝语极其看重，《老天无情》里的印刷商人冯先生将老挝语看作婚姻成败的关键，“你就不可能办成一场请柬上没有老挝文的老挝婚礼。而且那上面得写你的真名。没错，那名字很长——可那是你的名字。”他从全是英文的婚礼请柬断定这样一场老挝裔的婚礼注定办不成，尽管请柬十分精致，但抛却了新人的来处。在小说中，他的预言成真了，可是他用老挝文化元素设计请柬的女儿的婚礼同样失败了。

“受过教育的老挝人会说英语，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孩子逐渐失去了老挝语。我的父母没有受过教育，所以我们说老挝语，我从未失去这种语言。”塔玛冯萨的父母说起英语时，就像低龄的儿童，老是念错单词，但不以为意，塔玛冯萨想通过小说探究因为这些错误而失去或得到的东西。

塔玛冯萨用英文写作，在做投资咨询出版商的研究助理和报税员时，她就开始写作了，小说集发表以前，她出版了四本诗集。对塔玛冯萨来说，语言无所谓优劣好坏，语言都是难以辨明的，“爱你的人，对你好的人，恨你的人，对你撒谎的人都在使用同一种东西：语言。”

2023年6月14日，加拿大萨里市，小学生们在户外体验生命周期课程时放飞蝴蝶（视觉中国/图）

从故土来到新的国家，失去原来的身份，失去语言和文化的意义，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塔玛冯萨不知道，她对逃难的日子没有记忆，也没有人向她谈起过他们的感受，“他们只想活着。”

活着是沉重的现实压力，塔玛冯萨在小说里多次写到人们对生计的担忧，“他说他的朋友们，在老挝受过教育又有优越工作，如今却做着捉虫的活计，或者受满脸雀斑的小年轻支使。他们不得不从头来过，仿佛以前过的日子不算数。”他们的工作或者是在鸡肉加工厂的流水线上给鸡拔毛，泡在生肉和内脏的气味里；或者是在廉价美甲店里涂指甲油、修脚，忍受化学制剂、粉尘和脚臭；又或者是在养猪场的田地里捉虫，为了捉到更多的虫子，赤裸着手脚在黑暗中摸索。

但“工作就是工作，就算是那样的工作，你也能保持你的尊严”。《一件遥不可及的事》中，“爸爸”在指甲油厂工作，从保洁员变成流水线工人，尽管很多工人因为降薪而离开，且上班时间长，但他很热爱这份工作，比保洁员挣得多、稳定。在“我”看来，“爸爸”每天清晨都是带着使命感和自豪感起床去工作的。

在这种环境下工作的人们，也会对生活抱有轻盈的幻想。鸡肉加工厂的女孩红渴望拥有一只纤细高耸的鼻子，在管理部门工作的人个个都有一只这样的鼻子，管理层和股东的太太们也是这样的鼻子，她觉得如果鼻子改变了，自己在工厂的境遇或许也会有所不同。流水线上的另一个女孩做了鼻子整形后，获得了更多的轮班机会，甚至得到一个管理部门的岗位。但她即使在年会时跟太太们站在一起，也始终被排斥在话题外，最后太太们要求她回到流水线上。

在美甲店打工的男孩雷蒙德爱上来做美甲的女顾客，他的姐姐粗暴地给他泼冷水，“她有钱，受过教育，跟咱们不是一类人，咱们也永远成不了她那类人。”但对雷蒙德来说，做梦是一种必要，“我知道我压根儿没戏，可它能让我撑下去，撑过下一个小时，下一天。你别来教训像我这样的男人该做什么梦。但凡我还能做梦，我就有盼头。”

小说与现实不同的是，现实中出现在新闻里的难民和移民总是悲哀的、苦难深重的，而塔玛冯萨希望通过创作写出移民生活的另一面，她愿意让小说里的生活呈现出现实生活无法赋予的意义、美感和光明。

就像鸡肉加工厂的红拥有享受独处的能力，能感受到对自己的朴素、单纯、持久而坚固的爱。就像在故事的最后，主管太太妮可在看到丈夫和女工出轨后，穿着白色毛皮大衣、烫着金色卷发的妮可会抱住站在路边的红，把她的尖鼻头埋进红的颈窝。也许妮可只是抓住任何一个在那时出现的人寻求安慰，但却是第一次有人如此亲密地触碰红，她们都哭了。

2023年12月29日，加拿大埃德蒙顿，一名无家可归者带着他的自行车和随身物品离开无家可归者营地（视觉中国/图）

贫穷的生活有温馨的一面，例如一家人围坐在客厅席地吃晚饭的场景，但贫穷也会滋生不安、恐慌、自卑、厌弃。它们可能在生活的任何一个瞬间被唤起，即使不懂事的孩子也能清晰地感知到它们的存在。

塔玛冯萨童年的时候，父母每天工作时间很长，她和弟弟往往是最先到达学校的学生，也是最后回家的学生。小说里的孩子境况也是如此，《不赶趟就捣蛋》（注：万圣节时孩子们索要零食时会说Trick-Or-Treating，意为“不给糖就捣蛋”，小说里的父亲错读成Chick-A-Chee）中的孩子们总是被单独留在家里，“爸爸”会提醒他们把门上的防盗链挂好，别出声，别给任何人开门，就算遇上了麻烦，也不能够向别人求助，只能自己解决，甚至教会他们用斧头防身。

当“爸爸”在万圣节的晚上把孩子们带到富人住宅区索要零食、孩子们被推向陌生人的门前时，首先想到的是，“我确信他真的丢了工作，我们所做的，不过是他把我们送走的计划中的一部分。每当我们不听话，或者想要他们买不起的东西，爸妈就是这么威胁我们的。”

有时候把孩子推开是为了让他们过更好的生活。当13岁的女儿对她说“你能别和我朋友说话吗，拜托？你真给人丢脸”时，女人就明白横亘在贫穷母亲和女儿之间的距离，那时女人想了很久，自己身上有什么给人丢脸，是紧贴头皮的发型吗？是松松垮垮的二手牛仔裤吗？20年后女人不再考虑这些，中风过的她选择坐在车里，从街道上远远瞥一眼女儿家的窗口，确认她安好。

老挝移民在外界眼中是和善的，即使心里想的是“去他×的”，说出口的还是“遵命，先生”。在老挝人的聚会中，人们抱怨着、伤感着，但没有人哭，“故事越伤感，笑声越响亮。”塔玛冯萨说这是老挝人普遍的态度，当生活充满困难和伤痛时，更加要笑着面对，“你总能发现让人发笑的东西。”

《世界之涯》的故事里，“母亲”看肥皂剧学英语，一边看一边哈哈大笑，嘴巴张得大大的。“母亲”经历过战争和死亡，懂得一颗炸弹的威力，但在新的国家，她没有文化、没有工作，也没有朋友，在父亲背叛她后，一个人拖着行李箱走出了家门，再也没有回来。

从那以后，所有关于母亲的梦都让“我”伤痛，想起她的时候，“我”来到卫生间的镜子前，张大嘴巴笑起来，“笑声响亮而奔放”。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聂阳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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