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标志性建筑——五羊开泰
伍廷芳(1842—1922年)，本名叙，字文爵，又名伍才，号秩庸，后改名廷芳。广东新会西墩人，清末民初杰出的外交家、法学家，早年留学英国，入伦敦学院攻读法学，获博士学位及大律师资格，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法学博士，后成为香港立法局第一位华人议员。光绪八年(1882年)进入李鸿章幕府，出任法律顾问，参与中日马关谈判等外交活动。1896年任美国、西班牙、秘鲁公使。辛亥革命爆发后，作为南方代表，主持南北议和，出任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黎元洪就任总统时，曾任外交总长兼代国务总理。1917年南下广州参加孙中山发起的护法运动。1922年，陈炯明叛变时，惊愤成疾，逝世于广州，终年80岁。
伍廷芳像
一、就读香港，留学英国
伍廷芳出生于新加坡，其父伍荣彰在南洋经商。三岁时随父返回广州在芳村居住，后入私塾接受儒学启蒙教育。清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在广西金田村爆发，席卷两广地区。天下大乱，社会动荡。13岁那年，伍廷芳曾被人绑架，幸好他生性机敏大胆，又善察颜观色，竟劝动了绑匪中的伙夫助他逃脱，幸运返家。咸丰六年(1856年)，得亲友相助，转赴香港求学，就读于圣保罗书院。该校为吸引华人子弟入学，校方免费提供寄宿、衣服及部分补贴。这也是伍廷芳就读该校的重要原因。在圣保罗书院，伍廷芳接受了系统的西式教育，“治英文、算学、格致诸科”。他敏而好学，成绩优异，得到老师的一致好评。
广州芳村鹤翔路12号别墅——伍廷芳故居
咸丰十年（1860年），伍廷芳利用课余时间，与黄胜一起创办中国第一份中文报纸《中外新报》。黄胜是广东香山县人，1847年与容闳及其兄黄宽一同留学美国，是中国近代第一批留学生，可算是伍廷芳的前辈。伍廷芳认为：“慨国势积弱，由于民智闭塞，乃与友人创办《中外新报》于港，大声疾呼，振聋发聩”。咸丰十一年(1861年)，伍廷芳于圣保罗书院毕业后在香港高等审判厅担任译员，成为港英政府机构中的一员。1864年，伍廷芳又协助陈言创办了香港第二份中文报纸——《华字日报》，“期以世界知识灌输于国人，以国内政俗告于侨胞；使民智日开，而益奋其爱国之念”。
香港九龙寨城
1864年，伍廷芳与出生于华人律师家庭的何妙龄小姐结婚。何氏为香港华人社会中很有影响的家族，何妙龄之父何福堂毕业于基督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在马六甲创办的英华书院，后皈依基督教，1845年受封为牧师，是继梁发之后的香港第二位华人牧师，其兄何卫臣为香港第一位华人律师，其弟何启是中国早期维新思想的代表人物，也是香港著名华人领袖。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的何妙龄小姐，受过良好的教育，她成为伍廷芳一生事业的有力支持者。与她有过接触的人，无不交口称赞：“著名的伍廷芳公使夫人，在每一个人的眼中都是美丽、娴静、亲切而高贵的，她有高尚的思想和慈善的心肠”。
伍廷芳夫人——何妙龄像
同治八年(1869年)，已升任为香港地方审判庭首席译员的伍廷芳携妻子何妙龄自费赴英国留学，在伦敦大学学院攻读法律，同时在林肯律师学院接受大律师培训。林肯律师学院位居英国四大法学院之首，被视为是培养贵族的摇篮。伍廷芳在香港高等法院的工作经验，为他取得入学资格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该校校规严格，学生必须住在学院里攻读12个学期，且必须在法学院餐厅内进食规定次数的晚餐方能毕业。出席晚餐的全都是伦敦法律界德高望重的权威人士，他们不仅在进餐时传给新入校者以种种学识，而且介绍其在实践中积累的各种经验。因此，对新进入该校的学生来说，在这种场合，既可以增长学识，又可以结识伦敦上流社会人物，这对今后的事业将大有助益。
伦敦大学一角
伍廷芳以顽强的毅力完成了规定的学业，还经常到伦敦议院旁听，实地考察英国的宪政。经过3年的潜心苦读，1877年1月，伍廷芳从林肯法律学院毕业，获得博士学位，取得大律师证书，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获此资格。在英国留学期间，伍廷芳还拜会了近代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郭嵩焘。其时，晚清正开展洋务运动，对外交涉事项日益增多，而懂国际惯例和法律事务的人才奇缺。清廷驻美管理留学生委员陈兰彬和驻英公使郭嵩焘等均力邀伍廷芳加盟自己的团队，一时间成为晚清驻外机构争相网罗延聘的对象。但由于伍廷芳另有他就，只好作罢。
清廷驻英公使——郭嵩焘
二、太平绅士，华人领袖
1877年3月，学成归国的伍廷芳在船上结识了候任香港总督轩尼诗，两人成为好友。借助林肯律师学院的名气，5月18日，港英政府律政司批准伍廷芳为执业大律师，在香港法庭执行律师业务。伍廷芳成为继其妻兄何卫臣之后获准在英国殖民地担任律师的第二位中国人，由此步入了香港的上流社会。1877年至1878年，伍廷芳出任香港政府考试委员，参与选拔官员。他还担任香港保良局副主席，负责社会治安、保护妇幼、组织救灾等工作。1878年8月，颇具开明思想的港督轩尼诗提议废除针对中国人的公开笞刑。消息一出，即遭在港英国居民的强烈反对。
香港总督府
作为香港华人的领袖，伍廷芳坚决支持港督的正当举措，认为笞刑有违平等与人权原则，理当废除。11月，在伍廷芳等人的鼓动下，2000多名华人签名要求英女皇废除香港笞刑，获得英女皇维多利亚的批准，从此香港正式取消了笞刑。1878年12月，伍廷芳被港督委任为“太平绅士”，成为港府委任的40名太平绅士中的唯一华人。此举“为全港华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光荣。虽然香港是一个绝大多数华人的社会，但当时只有欧洲杰出人士才有资格被委任为太平绅士的，伍氏则是1842年香港开埠以来，第一位获得该项荣誉的华人。这是港府对服务社会有卓越贡献人士的褒扬”。
英女皇维多利亚像
光绪六年(1880年)伍廷芳又被聘任为香港定例局(今称立法局)议员，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职位。而且这是港英当局“将最高立法机构首次向华人作有限度的开放，其重要性固不止于容许华人参与立法而已，而是开启英国政府允许华人参政的先河。伍廷芳成为大英帝国怀柔华人的一面旗帜。工作之余，伍廷芳还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香港的社会福利、教育、商业等事业中。杰出的才干、成功的事业，使伍廷芳赢得了香港社会的广泛赞誉，华人尊称其为“伍叔”。
伍廷芳书法扇面
当时由于各路洋人在中国境内肆意横行，并不像伍廷芳想象得那样守法，面对与华人的纠纷，他们经常采用“强权即是真理”的粗暴方式，伍廷芳的法制社会理想遭到沉重打击，他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必须国家富强，才能人民安康。也恰在此时，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正急于寻找一个通晓外语又熟知西洋法律的幕僚，伍廷芳进入了他的视野。李鸿章在晚清权势煊赫，又加上他开出的薪水令人满意，这显然打动了伍廷芳。
保定直隶总督府
三、李氏幕僚，出使美国
光绪八年(1882年)，伍廷芳告别了他生活多年的香港，踏上了新的人生旅程。他乘轮北上，在上海小作停留后，即到保定就职于北洋大臣李鸿章幕府，成为北洋通商衙门最通达外情的幕僚。从1882年至1896年，伍廷芳在李鸿章幕府生活了14年，被李鸿章倚为左右手，深受李氏之器重与称赞。他协助李鸿章兴铁路，开矿藏，作为中国铁路公司总办，创建了中国第一条经政府批准兴建使用的铁路——唐胥铁路。他襄助李鸿章谋外交，充翻译，处理与洋人交涉事宜，使自己逐渐走上了职业外交家的道路。
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像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全军覆灭。李鸿章奉旨派张荫桓、邵友濂带国书赴日求和，伍廷芳以候补道衔充当头等参赞随团赴日，于1895年1月29日抵达长崎。日本内阁大臣伊藤博文、外相陆奥宗光以张、邵不是全权代表为由，拒绝谈判。伍廷芳利用之前与伊藤博文相识之机，在与伊藤博文私下面谈时探听到了日本的真实意图和议和目标：他们要求以李鸿章作为双方谈判的全权代表，并要求割地赔款。清廷得到伍廷芳的消息后，特派李鸿章为全权代表，赴日谈判，签订《马关条约》。协议签订后，伍廷芳以二品顶戴候补道头衔充当换约大臣，将清廷批准用印后的条约文本，送到烟台与日本代表互换。
日本马关春帆楼——《马关条约》签订地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11月，伍廷芳受命充任驻美、西、秘国公使，次年4月抵美。伍廷芳此行任务就是“使命所重，首在保护华工”。当今以自由人权的守护神自居的美国，当时在华工问题的处理上，那可称得是其人权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华人最早进入美国大约在18世纪80年代。19世纪中期，由于美国加州发现金矿，以及美国内战以后劳动力短缺，需要廉价劳工，大批华人开始进入美国，为美国矿业开发以及修建横贯美国东西海岸的大铁路付出艰辛劳动，作出了巨大贡献。起初，由于华工吃苦耐劳，温顺和善，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印象相当好。
美国纽约——自由女神像
但随着欧美各族裔纷纷涌入美国淘金，这片新大陆的劳工数量日益饱和，华工开始成为美国白人从政府到民间排斥的主要对象。美国许多州的极端主义的白人以洗劫财物、焚烧房屋，甚至屠戮华人的方式掀起了一波波排华浪潮。由于清廷的软弱无能，华人在美的悲惨命运更是欲诉无门。面对美国人的白眼，面对千难万难的处境，伍廷芳依然尽自己所能，竭力为华工权益交涉。他多次迎难而上，以自己雄辩的口才，怒斥美国“以素号文明之国，而此损碍名声之事”。其丝丝入扣的照会，常叫美国方面哑然。在担任美国公使期间，美国也不得不在许多方面向中国做出一定的让步。
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
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更发出一段对伍廷芳的“恶评”：“他（伍廷芳）是一个令人不愉快的中国佬，他一旦得手就能让我们不得好过”。在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那个年代，这个能让美国总统发出“不得好过”惊呼的牛人，其口才该有何等的杀伤力。1899年12月，伍廷芳代表清廷以墨西哥谈判，签订近代中国第一个平等条约《中墨通商条约》。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年近古稀的伍廷芳，从海外公使的职位上返国后，曾任外务部右侍郎，会办商务大臣，并与沈家本一起被命为修订法律大臣。上任后，他为清国之富强提出许多建议但毫无结果。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他再度充任驻美国、秘鲁、墨西哥、古巴等国公使，一年后归国。眼见大清帝国日益腐朽，伍廷芳感到心灰意冷。他再也无意担任何职务，决然请辞。
清外务部迎宾馆旧址
四、投身革命，力主共和
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上海光复，伍廷芳投身于民主革命，与陈其美、张謇一起组织共和统一会，不久被推举为南方革命派代表与清廷袁世凯方面的代表唐绍仪举行南北会谈。作为袁世凯代表的唐绍仪坚持实施所谓的君主立宪，而当时独立的南方各省并没有一个完整和统一的组织和思路，这给伍廷芳在谈判中有了较大的自主权。伍廷芳香港长大，欧洲留学工作多年，对西方的民主共和制度有着深入地了解，加上回国后，又在清廷担任过公职，对大清王朝的腐朽羸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因为如此，他坚持要在中国推行民主共和的制度，并极力向当时的军政府都督黎元洪以及南方独立各省的代表宣传推介，达成共识。经过几轮磋商，最后伍廷芳提出一个折中方案：召开国会，议定国体。
黎元洪像
此时，除东北外，关内十八省中只剩下甘肃、河南、直隶、山东四省效忠清朝。按照他的预期，国民会议必然的结果是选择民主共和。而唐绍仪是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归来的高材生，已接受民主共和思想的熏陶，其本人更倾向于"民主共和"。他也顺水推舟，表示同意。12月25日，孙中山回国并被南方各省代表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为临时副总统，伍廷芳出任司法总长。之后，伍廷芳继续与唐绍仪秘密磋商，双方最终达成了确定共和体制、优待清室、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的协议。伍廷芳完成了作为南方全权代表的使命。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妄图称帝，遭到举国上下的反对。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内忧外患中病逝。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为国务总理，伍廷芳出任外交总长。
北洋政府总统府
他以外交总长的身份发出了《致各友邦请承认中华共和国电》，向世界各国表明民主共和在中国的成功，并向各国提出了在租界中应当遵守的基本规则。民国六年(1917年)2月16日，在对德宣战问题上，府院发生激烈冲突。段祺瑞力主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黎元洪坚决反对。段祺瑞愤而离京去职。黎元洪通电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由外交总长伍廷芳代理国务总理，并在通电上副署。未几，段祺瑞通电略言：“卸职出京，暂寓天津，惟调换总理命令未经祺瑞副署，将来地方及国家因此生何影响，祺瑞概不负责”云云。他言中寓意，明明就是教外省督军质问中央违法，以武力胁迫黎元洪。于是，长江巡阅使张勋首先拍电谓：“此令由伍廷芳副署，不合法律”。还有其他各省督军亦如张勋所言陆续电诘。伍廷芳依据约法，兼引民国以来任免总理的先例，通电解释。
段祺瑞像
惟各省督军怎肯罢休，要求黎元洪收回成命。黎元洪骑虎难下，为安抚各省督军，5月28日，黎元洪提名李经羲为国务总理。李经羲提出必要张勋保驾才能进京就职。黎元洪无奈，只好请安徽督军张勋进京“调停”。而张勋却提出必须解散国会，方能进京。黎元洪与伍廷芳商议，请他在解散国会的电文上副署。伍廷芳说道：“民国《约法》并无解散国会的条件，此事如何行得？就是前日段总理免职，廷芳面奉钧命，勉强副署。倘若解散国会，必遭全国唾骂”。黎元洪想请李经羲副署，李经羲却回说：尚未就任，不便副署。黎元洪再召文武各员咨商。伍廷芳托辞有疾，拒绝参会。其他各员惟推总统决定。步军统领江朝宗竟说：“解散国会并非今日创行，总统为保全大局起见，何妨毅然决计，暂撤国会，再做计较。伍代揆既然称疾不肯副署，但叫总统另简副署便好了”。
辫帅张勋像
黎总统只好商诸各部总长，他们异口同声推辞。黎元洪仍顾江朝宗道：“看来此事只好属君了”。朝宗道：“此事本非本人所宜负责，但事已到此，也不能不为总统分忧”。就这样，黎元洪免去伍廷芳代国务总理职，由江朝宗代国务总理，并颁发了解散国会令，由江朝宗副署。张勋进京后，于7月1日在紫禁城上演一场复辟的闹剧。12日段祺瑞组织“讨逆军”，镇压了张勋的复辟势力。黎元洪引咎辞职，冯国璋继任大总统，段祺瑞复任国务总理。至此，北洋系全面控制了北洋政府。段祺瑞以“三造共和”自居，拒绝恢复被张勋以武力胁迫解散的国会，重新选举新国会，以达到取消国民党议员占优势的旧国会和废除《临时约法》的目的。面对北洋军阀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召集国会，孙中山出任广州军政府大元帅，发动了护法运动。
江朝宗像
五、决裂北洋，护法终身
1917年11月30日，74岁的伍廷芳在儿子伍朝枢的陪同下，南下广州参加孙中山发起的护法运动。他从上海新关码头乘船抵达广州天字码头，受到程璧光、汪精卫、胡汉民等人的迎接，并在珠海海军办事处与军政府大元帅孙中山先生见面。孙中山先生邀请他加入护法军政府，出任外交总长，后兼任财政总长，再任广东省省长。伍廷芳在广州度过了人生中最后的几年。而打着护法旗帜盘踞广东的西南滇桂军阀各怀异志。他们迫使孙中山辞去大元帅职务，易元帅制为总裁和议制，孙中山与伍廷芳、岑春煊、陆荣廷等七人同为总裁，组成政务会议，实权操在西南军阀之手。孙中山愤而出走，为捍卫护法旗帜，伍廷芳暂留广州，以维持残局徐图发展。
广州军政府大元帅府旧址——广东士敏土厂
他以外交总长兼任财政总长名义与外国公使团交涉，拟提用关税余额。经多方协调，1919年6月，公使团同意以13%的关税余额交于南方军政府，指定用于教育实业两途。军政府决定将此款用于筹建西南大学，并以财政部长伍廷芳的名义存入汇丰银行。不久，岑春煊为首的政学系与桂系军阀发生纷争，他们欲引诱广东军阀莫荣新驱逐桂系军阀陆荣廷，要求提借30万元军费。伍廷芳一口回绝。但他知道军政府由桂系把持，若滞留广州，此款难以保存，毅然决定离粤赴港。1920年3月29日，他携带领受的关税余款180万出走香港，决定与离粤议员一起赴上海会同孙中山继续护法大业。岑春煊指控伍廷芳携款私逃，伍廷芳泰然处之，笑曰：“予安可以国民之钱而资名贼？予平素行事自有人格，自有名誉，若辈又安可损我分毫哉？”
岑春煊像
4月16日，伍廷芳到达上海，与孙中山、唐绍仪联名通电否认广州军政府。8月，孙中山力促粤军陈炯明部自福建回师广东，驱逐滇、桂等“客军”，岑春煊宣布取消广州军政府，通电辞职，从此退出政坛。1920年10月，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11月28日，孙中山重返广州，重建军政府，“第二次护法”运动开始。1921年1月12日，非常国会在广州复会。4月2日，非常国会决定取消军政府，组织正式中华民国政府，被称为广州中华民国政府，4月7日，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于5月5日在广州就职。伍廷芳出任外交部长，陈炯明为陆军部长兼内务部部长。孙中山主张以武力统一中国，却遭到主张联省自治的陈炯明的反对。两人矛盾逐渐激化。
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像
1922年3月，孙中山率军北伐，由外交部长伍廷芳留守广州，代行总统职务，全权负责广州政府的内政外交；同时撤销陈炯明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内务总长职，只留陆军总长职。伍廷芳殚精竭虑，调度北伐军所需军械、款项的同时，关注与欧美列强的外交关系，还要弥合陈炯明与孙中山之间的矛盾。然而，陈炯明叛意已决。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孙中山携夫人宋庆龄避入永丰舰。80岁的伍廷芳与卫戍司令魏邦平划着小船前往永丰舰，是第一个在落难中去看望孙中山的人。孙中山大为感动，当即表示将即刻率军平叛。伍廷芳仍未忘记他外交部长的身份，道：“大总统主持平叛，我立即离舰登陆，通告各国驻粤领事，严守中立”。
孙中山与宋庆龄
临别时，伍廷芳突然说：“这番陈炯明竟然作反，你防备才好……此后恐怕我没有时间替你出力了”。次日，伍廷芳接到陈炯明来电，要他劝说孙中山下野，言辞颇为不敬。一气之下，伍廷芳病卧不起，儿子伍朝枢立即送他进广州新公医院，被确诊为肺炎。6月23日，伍廷芳终于乘鹤西去。弥留之际，犹谆谆授公子伍朝枢以护法为本，昭示国人，无一语及家事。在永丰舰上的孙中山闻讯后悲痛万分，他发表演说：“今日伍总长之殁，无异代我先死，亦即代诸君而死，为伍总长个人计，诚死得其所；惟元老凋谢，此后共谋国事，同德一心，恐无如伍总长其人矣。全军惟有奋勇杀贼，继承其志，使其瞑目于九泉之下，以尽后死者之责而已”。
广州越秀公园——伍廷芳墓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