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的开国上将中，有这么一个人，在红军的三个方面军中都担任过军以上指挥员，他长期担任军事教育工作，并且酷爱写日记，被人称作“军中日记第一人”，此人就是开国上将陈伯钧。
陈伯钧是四川达州人，黄埔六期生，毕业后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教导团，该团本来是要参加南昌起义的，但开赴九江时被张发奎察觉后缴械扣押，陈伯钧就此脱离教导团，后来追赶上了贺龙的20军，被安排在20军独立团任团部副官、新兵训练处主任等职。
不过，在起义部队被打散以后，陈伯钧也与大部队失去了联系，后经党组织安排，参加了毛主席在湘赣边界领导的秋收起义。因此，陈伯钧是参加过秋收起义的“老井冈”。
陈伯钧跟毛主席的关系非常密切，他一直管毛主席叫“老毛”，要知道“老毛”这个称谓不是一般人能叫的，起码也得是朱老总这个级别的。但陈伯钧长期都这么叫，为此还受到老首长贺龙总的来信批评，这也可以看出陈伯钧和毛主席的不一般关系。
毛主席枪下留人，救下陈伯钧
1927年10月，秋收起义军余部上了井冈山，陈伯钧被任命工农革命军教导队副大队长，大队长叫吕赤。吕赤也是黄埔生，毕业于黄埔四期，同时还是陈伯钧的四川老乡。两人关系很好，时常一起开玩笑。
但不久后，陈伯钧就犯了一个错误，吕赤也不幸牺牲。
当时，对于武器弹药极度匮乏的红军来说，每一把枪都弥足珍贵。
一次偶然的机会，陈伯钧在袁文才部工作期间，意外得到了一把名为“曲天”的旧式手枪。虽然这把手枪款式老旧，扳机还有些毛病，但对于陈伯钧来说，这已经是意外之喜了。他如获至宝，欣喜若狂，拿着这把枪逢人便夸耀。
然而，当他兴奋地拿着枪向自己的好友，教导队长吕赤展示时，却遭到了对方的嘲讽。
“你这枪都打不响，不还是半斤铁，扔了算了！” 吕赤看着陈伯钧手中那把破旧的手枪，忍不住打趣道。
吕赤的话虽然刺耳，但陈伯钧依然舍不得扔。从那以后，一有空闲时间，陈伯钧就拿出那把“曲天”手枪，像对待珍宝一样，小心翼翼地把它拆开，用随身携带的煤油一遍又一遍地擦拭着每一个零件，试图找出问题所在。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陈伯钧坚持不懈的努力下，那把被他视若珍宝的“曲天”手枪终于恢复了往日的荣光。看着手中这把重新焕发生机的武器，陈伯钧心中充满了喜悦和自豪，他迫不及待地想要找机会试试它的威力。
那天，吕赤带队外出执行任务，归期未定。傍晚时分，当陈伯钧看到那支熟悉队伍的身影出现在山脚下时，他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一路飞奔，迎了上去。
“老吕，你看，我的‘曲天’现在可不是‘半斤铁’了！” 陈伯钧笑着走到吕赤面前，迫不及待地想要与他分享自己的喜悦，他熟练地拉动枪栓，想要展示一下自己修复的成果，却忘记了检查枪膛里是否还有子弹。
随着“砰”的一声枪响，只见吕赤直挺挺地倒了下去，鲜血从他的头部喷涌而出，染红了周围的土地。
那一刻，时间仿佛静止了，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陈伯钧只感觉自己的脑海中一片空白，耳边回响着那声刺耳的枪响，眼前不断浮现着吕赤倒下的那一幕，如同慢镜头一般，在他脑海中一遍又一遍地回放。
等他反应过来时，手中那把“曲天”手枪已经掉落在地上，发出沉闷的响声。
“老吕！老吕！” 陈伯钧跌跌撞撞地扑到吕赤身边，拼命地想要捂住他头上那不断涌出鲜血的伤口，但一切都无济于事。
吕赤，那个与他一同出生入死、亲如兄弟的战友，就这样不幸倒在了他的枪口之下。
得知消息的士兵们怒火中烧，群情激愤，他们无法接受，那个和他们朝夕相处的教导队长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走了。
“杀人偿命，枪毙他！”
“为吕队长报仇！”
愤怒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陈伯钧被士兵们愤怒地押到了毛主席面前。
“毛委员，您要为吕队长做主啊！”
望着眼前悲痛欲绝的战士们，以及低着头，满脸悔恨的陈伯钧，毛主席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用低沉的声音说道：“同志们，我知道你们现在很愤怒，我也很心痛。吕赤同志是一位优秀的指挥员，他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的牺牲是我们巨大的损失！但是，我们更应该明白，陈伯钧同志不是有意为之，他只是一时疏忽才铸成大错。如果我们现在杀了他，就等于失去了两名优秀的指挥员，所以我看还是不杀为好。”
但有些战士仍然愤愤不平，毛主席还是耐心的做工作：“我们不让他偿命，但是要惩罚他的，吕赤同志未能完成的工作，要由陈伯钧加倍完成，另外再罚他一百板子。”
大家听完后，面面相觑，却没有人提出异议。
最终，陈伯钧挨了板子，却捡回了一条性命。事后，他被调离了教导队，到一团一连担任副连长。
1955年9月，当陈伯钧被授予上将军衔，站在领奖台上，回首往事，他的心中五味杂陈。他把授衔证书摆在桌上，对家人说道：“当年如果不是毛主席，我早就死了；如果不是我开枪走火，吕赤同志也应该是上将。”
长征路上的“铁屁股”
1932年6月，22岁的陈伯钧升任红5军团第15军军长，但不久后因支持毛主席的军事主张被撤去军长一职，直到次年1月重新被启用，历任红5军团参谋长、红5军团第13师师长。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的时候，陈伯钧率红13师担负断后任务，掩护主力先后突破敌三道封锁线。11月，陈伯钧率部抵达湘江，与敌苦战一天，硬是扛住了几万人的围追堵截，掩护红军主力过江。时任红5军团参谋长的刘伯承事后高度评价说：“红13师是我最放心的师！”
不久，刘伯承被调回红军总部任参谋长，陈伯钧接任红5军团参谋长。红5军团在长征途中一直担负断后阻敌任务，多次打退国民党军追击，保证了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的安全，被红军称为“铁流后卫”，军团参谋长的陈伯钧因此也有了“铁屁股”之称。
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陈伯钧调任红四方面军第9军参谋长、红4军参谋长，期间还因公开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短暂调到红大担任教员。
1936年7月2日，红二、红六军团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在任弼时、贺龙的要求下，陈伯钧调任红6军团军团长。至此，陈伯钧在红一、二、四三个方面军中担任了军一级的职务，这种情况还是很罕见的。
轻率动手打人，被毛主席撤职
全面抗战爆发后，红6军团改编为八路军120师第359旅，陈伯钧被任命为旅长，王震为副旅长，下辖第717团和第718团，共有5000余人。
不久，王震率第717团和旅直属营一部共2100余人，以第359旅的番号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
陈伯钧率第718团和旅直属营一部留守陕甘宁边区，驻扎在洛川一带。
当时，部队急需一批棉衣过冬，陈伯钧心急如焚，召集旅部召开后勤工作会议，打算派人前往延安采购。
陈伯钧安排旅部的会计老袁前往延安办理此事。老袁为人忠厚老实，做事认真细致，深得陈伯钧的信任。
“老袁啊，这次去延安，除了棉衣，还有一些紧缺物资也要一并采购回来，这是清单，你收好。” 陈伯钧将一张写得密密麻麻的纸条递给老袁，再三叮嘱道。
“旅长，您放心，我一定把事情办妥！” 老袁接过清单，小心翼翼地放进贴身的口袋里。
交代完老袁，陈伯钧便匆匆赶去会议室主持会议。谁知，会议才刚开始没多久，院子里就传来了一阵争吵声，而且声音越来越大，甚至盖过了会议室里陈伯钧讲话的声音。
陈伯钧素来性情火爆，最讨厌开会的时候被人打扰。他皱了皱眉头，猛地站起身，大步流星地走出门外，对着院子里的人群怒吼道：
“吵什么吵，像什么样子！都把这里当菜市场了吗？”
只见老袁站在人群中间，满脸通红，却又带着几分委屈和无奈。
“旅长，我正准备出发去延安，看到院子里停着一辆卡车，他们也去延安，我就想搭个顺风车，谁知道他们不仅不肯，还……” 老袁说着说着，声音变得哽咽起来。
“老袁，别着急，慢慢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陈伯钧意识到事情可能并不简单，耐着性子问道。
原来，院子里那辆卡车并不是359旅的，而是属于军委直属的摩托学校。当时，摩托学校也正好派人前往延安办事，老袁看他们也要去延安，便想搭个顺风车。
谁知，摩托学校的学员却一口回绝，态度还十分傲慢无礼。
双方你一言我一语，互不相让，就吵了起来。
陈伯钧得知事情的来龙去脉后，心中的怒火“噌”地一下就蹿了上来。
那名学员也是个愣头青，仗着自己来自军委直属单位，根本就没把陈伯钧这个旅长放在眼里。
一气之下，陈伯钧扬起手，朝着那个出言不逊的学员脸上狠狠地扇了一巴掌。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大家怎么也没想到，一向沉稳持重的旅长，竟然会在大庭广众之下动手打人。
老袁最先反应过来，连忙上前拉住陈伯钧，生怕他再做出什么冲动的事情。
其他战士也纷纷围了上来，七手八脚地才将两人拉开。
眼看着双方剑拔弩张，随时可能再次爆发冲突，几个头脑灵活的战士连忙从中调解，好说歹说，总算是把这场风波平息下来。
事后，陈伯钧打人的事情迅速在部队中传开了，最后竟然传到了延安，传到了毛主席的耳中。
毛主席得知后，眉头紧锁，一言不发。他深知陈伯钧的为人，知道他绝不是那种无理取闹之人，但还是要将他找来当面问清楚，因为这件事情影响相当不好。
几天后，一封来自延安的电报，送到了陈伯钧的手中。
“着旅长陈伯钧马上到延安杨家岭报到。” 电报的内容言简意赅，却如同一声惊雷，在陈伯钧耳边炸响。
他知道，自己闯祸了，而且闯的还不是一般的祸。
自从那次打了摩托学校的学员之后，陈伯钧的心中就一直忐忑不安，他隐约感觉到，这件事不会轻易结束。
果然，该来的还是来了。
陈伯钧不敢怠慢，立即收拾行装，准备前往延安。临行前，他特意找到老袁，再三叮嘱他要照顾好旅里的事情，一切等他回来再说。
10月22日，陈伯钧抵达延安杨家岭，见到了毛主席。
在毛主席面前，陈伯钧不敢隐瞒，将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汇报了一遍。当然，他并没有刻意为自己辩解，也没有刻意夸大对方的过错，只是如实地陈述了事情的经过。
毛主席听完陈伯钧的汇报后，狠狠地批评了他一顿，陈伯钧也当面向毛主席承认错误。
然而，毛主席并没有因为陈伯钧认错态度良好就轻饶了他。为了严肃党纪，也为了给其他干部敲响警钟，毛主席最终还是做出了严肃处理：撤销陈伯钧359旅旅长一职，先调去中央党校学习。
此后，陈伯钧基本上都待在后方，长期在抗大主持军事教育工作。他口才非常好，授课时声情并茂，通俗易懂，尤其是战略学，最受学员们的欢迎。
1955年，陈伯钧被授予上将军衔，此后依然从事老本行，在军事教育领域发光发热，为我军培养了大批高级军事干部和军事理论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