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6月，华东野战军在中原野战军一部、冀鲁豫、豫皖苏军区部队发起豫东战役。

豫东战役迫使国民党军不得不从豫南、鄂北抽调兵力北上增援，这样一来，位于川陕鄂三省交界冲要的襄樊，就只剩下国民党军第十五绥靖区所属的3个川军旅防守。

战机稍纵即逝，中原野战军决心趁敌在兵力空虚，发起襄樊战役。

襄阳、樊城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军事重镇，当年三国时期，关羽曾率军从荆州出发，夺取曹军防守的襄阳、樊城，因关羽兵势正隆，曹操一度考虑迁都（当时汉献帝在许都）来避敌锋芒，在战役中期，关羽水淹七军，声势震动华夏。

尽管襄樊地区兵力空虚，但不可否认的是，此地地势险要，守城的国民党军也绝非是无名之辈，刘伯承、邓小平亲自点将，让王近山来打这一仗，要求6纵协同桐柏、陕南军区部分兵力攻城。

王近山在接到命令后，迅速召集6纵指战员开会，商讨战役方案，时任6纵17旅旅长的李德生曾亲自参与会议，并在时隔多年后的回忆录中写了详细的经过。

应该说在当时情况下，中野攻打襄樊，优缺点都很明显。

其中优势有三点：

其一、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康泽不通军事，副司令郭勋祺虽然是名将，但并不得势，因而处处掣肘；

其二、襄樊兵力空虚，更兼补充新兵较多，战斗力普遍不高；

其三、我军士气正隆，斗志昂扬。

但同样我军劣势也很明显：

其一、部队减员颇多，自中野挺进大别山以来，一路被敌人穷追猛打，伤亡后得不到补充，与敌军比较，只是勉强在兵力上占据优势。

其二、武器装备不如敌人，襄樊战役前，6纵火力短缺，全纵队只有4门山炮，其中还有一门打不响，攻坚作战历来最重视火力作用，中野在这方面劣势无疑更明显。

其三、襄樊地区地势险要，更兼敌人围绕襄樊地区修筑了坚固的攻势阵地，易守难攻。

不过，6纵这次战前会议，气氛上倒是空前热烈，事实上在场的人都提出不少方案。

考虑到襄樊东面、南面都是敌占区，进攻容易腹背受敌，李德生提出的以襄阳城西为进攻方向。

尽管城西背靠山麓，地势险要，只有一条小路直通城关，不利于大部队展开，敌军还围绕铁佛寺一线，在琵琶山、真武山布置了火力封锁。可李德生认为，在夺取老河口、谷城一线后，如选取城西作为进攻方向，能保障侧后安全，一旦能够夺取琵琶山、真武山、铁佛寺“三关”后，我军将能够直逼西关。

李德生的想法与王近山不谋而合，会议最终决定，由李德生率6纵17旅承担最艰巨的“刀劈三关”的任务，为了掩护我军真实意图，王近山还特意加强了在南山的攻势。

方案上报后，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当时已调中野担任副司令员）复电同意了作战计划。

作为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康泽其实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他此前从来没有指挥部队打过仗。

康泽是黄埔三期毕业，当过蒋介石侍从参谋，比较出名的是，康泽在1932年同贺衷寒、滕杰、肖赞育、邓文仪等13人共同发起成立了复兴社。

复兴社是蒋介石建立起来的带有特务性质的组织，本身性质就是为了维护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其下属组织处、训练处、军事处、特务处、总务处，其中特务处是军统的前身，戴笠任处长，而康泽是以常务干事的 声望很分兼任组织处处长，后来又当上了宣传处处长兼《中央日报》

1933年10月，康泽在蒋介石授意下，成立了南昌行营别动队，康泽任总队长，其下辖若干个大队。

康泽成立的南昌行营别动队，本质是一支武装特务部队，在蒋介石派遣军队攻打江西中央苏区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支特务部队平素在战区，奉行的就是蒋介石“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对共产党的统治区域施行残酷的残酷扫荡，对捕获的共产党员与革命群众则施行无情迫害。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踏上了长征之路。

康泽的别动总队在进入江西苏区后，施行极为严格清查户口、划分保甲制度，西方人甚至认为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为详尽的户口调查，康泽本身的目的就是为了挖出那些与红军有联系或者是共产党家属成员。

对于家中有子弟参加红军，或者是同红军与共产党有联系的家庭，别动总队一律施行“连坐”，如能及时回村并报道登记户口者，一律视为“自新”，凡是未归来“自首”者，一经查处，累及全家。

蒋介石对康泽的工作十分赞赏，曾评价为“滴水不漏”。

1933年年底时，康泽的别动总队大约2400余人开赴大别山，对大别山老革命根据地来了一次残酷的扫荡，根据资料记载，别动总队在大别山采取的政策有：

“匪共为保存田地，始终不悟，应作如下处置：一，匪区壮丁一律处决;二，匪区房屋一律烧毁;三，匪粮食分给剿共义勇队，搬出匪区之外，难运者一律烧毁。需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否则剿灭难期，徒劳布置。”

事实证明，这场屠杀被执行的相当彻底，鲜有遗漏者，因为执行命令的大多数都是复兴社骨干成员，他们每日所接受的教育就是效忠领袖。

据数据统计，此次集体屠杀至少造成了大别山一百万多青壮年死亡，而遗留下来的老弱妇孺因无人赡养，成为难民与饥民。多数冻饿而死。

开国大将、原红25军军长徐海东一家被杀了66口人，据他回忆：

“蒋介石曾下令一旦占领我的家乡，姓徐的一个也不能留。……在句容集镇，有一条街上，以前有许多苏维埃合作社，人们安居乐业。如今一切已化为乌有，只有几个老年人苟延残喘。他们领我们走到镇外的一条山沟，只见十七具半裸的年轻妇女尸体在光天化日之下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她们都是遭强奸后被杀害的。……我们都哭了。……我们无法置信中国人会对中国人犯下如此的罪行。”

刘邓大军1947年6月挺进大别山后，因得不到群众支持遭遇到很大困难，和别动总队在大别山老革命根据地犯下的罪行不无关系。

相反的是，康泽却凭借这些功绩，越来越受到蒋介石重用，地位水涨船高，也有说法称，蒋介石一度将康泽当做接班人培养。

随着蒋经国从苏联回国，康泽逐渐失势，加之其一贯嚣张跋扈的姿态，引来各方排挤。

抗战时期，以别动总队为基干组建了新编28师，该师同新编第29师合编为66军，康泽原本想出任66军军长，不过，因为康泽本身名声很臭，加上也不通军事，何应钦直接拒绝康泽出任该职。

1945年，蒋介石勒逼康泽辞去三青团组织处长一职，出国考察。

1947年3月，康泽回到了上海，在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执委。

康泽失势后，一度想重回权力巅峰。

不过，康泽本身的根基就是以复兴社为基础，加上别动总队、三青团。可复兴社抗战时期就已经解散，余部并入三青团，别动总队后来又被改编为正规军。应该说康泽的政治基础已经完全不复存在了。

等到康泽1947年回国后，他已经跟不上形势的变化。

以前是备受重用，风光无限，现如今门可罗雀，康泽一气之下，就病倒了。

大概是蒋介石也不忍心这位昔日的心腹如此沉沦下去，大手一挥让康泽去襄樊当了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统帅以湖北襄樊为中心的鄂豫陕周边28个县，以安定鄂西北的局势。

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也不能算不受重视，况且还能到一线去掌握部队，康泽感激涕零，立马走马上任。

可等到康泽到了襄樊后，却又忍不住破口大骂。

康泽上任前，蒋介石允诺的是他可以直辖第十五绥靖区下辖的三个师，可实际上只有川军三个旅，62师和202师都不在，即便是川军3个旅，也都是残破不全，比如驻樊城的164旅，满打满算只有4个营的兵力。合计兵力一万余人。

不过，康泽还是聪明了一回，因为自己并不通军事，加上所属的部队又都是川军，于是特意请来了川军名将郭勋祺当自己的副手。考虑到仗打起来，自己可能碍手碍脚，康泽还特意设了一个前线指挥部，让郭勋祺去独当一面。

本来，康泽如果能彻底的放手，以郭勋祺的能力，我军要拿下襄樊，势必还吃力一些。

可问题是康泽自己压根也不相信郭勋祺，他本来就是特务出身，一贯喜欢查人背景，他发现郭勋祺同共产党的关系很好，特别是在抗战时期，和刘伯承、邓小平几人都是四川老乡。想到这些，康泽心里也就凉了半截，对郭勋祺的话，基本上也是半听半不听。

一直到襄樊战役前，康泽在城中只是喝酒听戏，然后就是不断的咒骂蒋介石父子。

1948年7月1日，康泽44岁生日之际，他下属别动队和特训班的同僚都想借此机会，替他好好庆祝一般，以缓解焦躁的情绪，甚至还在城南十多里的一处凉亭大败宴席，以至于当时保密局湖北站站长还对康泽进行的秘密调查，因为他收到风称，康泽过生日把宴席都摆到前面阵地上去了。

一直到晚上，这些康泽的部下仍不肯罢休，在司令部后面选了一处宽敞的房子，继续宴饮，还请了樊城的戏班子唱戏。

可也就是在当天晚上，王近山指挥6纵开始猛攻襄阳。时任情报处长的董益三悄悄在康泽耳边密报了这则消息，这才吓醒了他，康泽也顾不上一切，急急忙忙溜回了司令部。

按照战前计划，6纵自河南新野地区向西急进，占领老河口、古城，防守的国民党军第163旅经此一战，基本全军覆没。

7月6日，6纵等部队沿议水南下，很快就包围了襄樊。

当天，康泽在襄阳司令部主持军事会议，会才开了一半，襄阳北门守军打电话来报：

“164旅乘坐几百条小船从樊城撤离，要求打开城门进入。”

康泽在电话里一听，气得破口大骂：

“谁叫他们撤退的？谁让他们丢下樊城不管的？樊城决不能放弃，让他们赶快回去！谁不回去，马上枪毙！”

有意思的是，164旅回到樊城后，发现家家户户门口都摆着茶水、香烟、肉干、袜子等物，一问才知道，是樊城百姓给解放军准备的。

康泽得知这一情况后，恼羞成怒之余，为了挡住解放军攻城，下令向樊城发射黄磷弹，不仅炸毁了许多民房，还毒死了许多百姓。

王近山采取刀劈三关的战术，猛攻真武山、琵琶山敌主阵地，樊城守军因惧被我军全歼，于7月11日晚撤离樊城

不过，康泽并没有挡住解放军，樊城很快获得解放，当王近山将城中百姓的境况报告野司后，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大怒，并明确指示部队：

“康泽只能捉来，不能抬来，要活的。”

接到野司命令后，王近山也下令给部队：

“一定要活捉康泽，捉不到康泽不能算全胜。”

李德生率6纵17旅顶到了敌铁佛寺主阵地，该地虽然地势平坦，但康泽在此地修建了大量的明堡暗堡，战斗一开，陷入胶着状态。

与此同时，城里的康泽惊慌失措，不断的打电话发报求援。

南京的“国防部”回电称：

“共军主力都已向淮海地区移动，襄阳、樊城范围内无敌军重要部队，你们所说刘伯承第六纵队从何而来？番号是否搞错了？希查实再报。”

康泽气得破口大骂，只能直接向蒋介石发报，声称城外解放军有6门山炮，而城内守军无重武器，请求增援，结果蒋介石回电称：

“山炮的破坏力并不大，襄阳城墙坚固，易守难攻，如兵力不足，可放弃城外据点固守待援。”

急的康泽向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求援，白崇禧答应派一个师增援，可一直到襄樊战役结束，白崇禧答应派来的一个师仍无踪迹。

更有意思的事儿是，白崇禧通过空军侦查，注意到我军在西南遭到猛烈阻击，提醒康泽注意城东南防御，康泽本就不通军事，一听白崇禧建议，慌忙将守军聚集到城东。

7月13日，李德生指挥6纵17旅突破敌铁佛寺阵地，并控制了西关。南山守敌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康泽只好下令，将襄阳外围守军全部撤到城中固守待援。因南山守军不战而退，我军不费吹灰之力，即夺取城南。

康泽慌不择路，继续使用黄磷弹轰炸南门，企图阻挡我军前进。

1948年7月15日，王近山下达总攻命令。

临战前，王近山又把李德生叫来嘱咐：

“康泽是个反共几十年的特务头子，蒋介石的亲信，目前他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一定会狗急跳墙，死命挣扎，我们不把他彻底打垮，瘫倒在地，他是不会求饶的。你要精心组织指挥打好。”

西门是6纵主攻方向，这里不仅集中了纵队仅有的3门山炮，还集中了2门战防炮、17门迫击炮、27挺重机枪，战斗一开始，西门就被炸成一片火海，工兵分队经过四次爆破，炸开了城墙，大军冲入城中。

就在西门被突破后不久，南门也被我军攻破。

最后关头，康泽给蒋介石发去了最后一封电文：

“生决心与城共存亡，以报党国与校长。”

至7月16日上午，襄阳守军基本被全歼，仅剩康泽司令部所在的祠堂，当天下午，6纵集中火力发起猛攻，不消片刻功夫，我军战士便打了进去，可里外搜索了一圈，不见康泽踪影。

就在我军搜索之际，在坑道内发现了躲藏着的副司令郭勋祺，一开始大家还以为他是康泽，但随后就有俘虏指出：

“康泽长得又白又胖，这个是副司令官，不是康泽。”

康泽人很精明，早在司令部被攻破前就换了身衣服，悄悄躺在死尸堆儿里，可他也实在是低估了战士们的决心，最终将他又翻了出来。康泽本来还想装死，但在周围义愤填膺战士们的喊声中，无奈举手投降。

1948年7月23日，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的中共中央得知康泽被俘的消息，除发给中原局、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贺电外，中央军委还特别指示：

“将康泽送华北、并派可靠武装、加镣铐押送。”

在整个解放战争中，被俘的国民党军中将以上军官很多，但能够享受如此待遇了，可不多。

当年杜聿明同样也是在战场上被俘，后来被特批戴手铐脚镣，但那是为了防止杜聿明自残行为，可对康泽加镣铐押送，则完全是因为此人所犯罪行当真是罄竹难书。

有意思的是，康泽被俘后，蒋介石一度命令发布他“已经在襄樊殉难”的消息，但后来得知他被俘的消息后，蒋介石第一反应是，康泽作为他最忠实的学生，为什么没有在战场上选择杀身成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