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以后,“富过三代”为什么这么难?

最爱历史说 2024-08-01 02:40:45

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参知政事王旦家中不宁,起因是一桩门不当户不对的婚事。

原来,王旦的长女已经到了适婚的年龄,每天都有望族上门求婚,但王旦都看不上。当时,科举考试刚刚结束,一位名叫韩亿的新科进士按例拜谒宰相之门。王旦见此人才华横溢,心中大喜,想将长女许配给他。然而,这个决定招来了整个家族的反对之声——韩亿家境贫寒,与相府相差太远;况且,他结过一次婚,还育有一子,是个带着“拖油瓶”的鳏夫。这样的人怎么看都非良配,族人们还是希望王家明珠能够嫁入名门。

王旦却坚持己见。他的理由有二:其一,吾女温良贤淑,必能尽力扶持丈夫,不堕王家之名;其二,大家子弟骄纵轻浮,必然不喜吾女之作风。

最后,王旦一锤定音:“此非渠辈所晓知也!”跟你们这些没见识的人说什么都没用。于是,他力排众议,将长女嫁给了韩亿。

事实证明,王旦确实很有远见——他已经预见到了科举人才终将成为这个朝代的“潜力股”。如其所见,贫寒士子韩亿抓住科举跳板,一路青云直上,韩氏家族就此崛起,日后更是成为两宋一等一的大家族,史称其“宗族布列,侍从台阁,冠冕之盛,本朝第一”。

一起不被看好的婚姻,却让两个家族长久屹立于朝堂之上,足以证明那个朱门对朱门、竹门对竹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位高权重的岳父与前途无量的女婿,也成为科举时代广为流传的佳话。一旦金榜题名,谁都有希望成为“韩亿”,带着整个家族飞黄腾达。

然而,现实从来不会如此简单。

韩亿画像。图源:网络

01

一个家族,从无名到显赫,需要多少代人的努力?

对于王旦来说,答案是四代以上。

他的曾祖父王言在战火纷飞的唐末五代当上了滑州的黎阳令,王氏家族才有了当官的人。这样一个小官吏,如果不是后人得势,是无法在历史上留下印记的。王言和他的家人为了这一小小的官职,付出了怎样的努力,我们也不得而知。王言生子王彻,在后唐中了状元,史书里依然没有他的名字。

只不过,王彻有一个好同年——桑维翰。桑维翰身为榜眼,混得比状元好多了,后晋时任宰相,是五代名臣之一。他任宰相时,王彻之子王祜登门拜访,桑维翰大加称赞,使得王祜名满洛阳。那时的王祜还不到二十,却因为贵人的提携进入政坛。

赵匡胤建立北宋之后,王祜受到重用。王枯平生事迹,以保符彦卿最为著名。当时,赵匡胤猜忌武人,想要整治镇守大名的符彦卿,便让王祜去搜寻证据。王祜以全家百口性命担保符彦卿无造反之意,劝诫赵匡胤不要滥杀无辜。赵匡胤嫌他说话太直,将其外贬。幸好符彦卿日后平安无事,不然王氏家族便要遭受灭顶之灾。

王祜曾在庭院中,亲手种植下三棵槐树,说:“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后来,人们称王祜这一支为三槐王氏。王祜为家族的兴盛扎下根基,当别人为他未能官至宰辅而叹息时,他却很自信地回答:“祜不做,儿子二郎必做。”他的次子便是王旦。

王旦于太平兴国五年(980)进士及第,被分配到岳州府平江县。在那里,王旦遇到了他的好岳父——时任两湖转运使、后来官至宰辅的赵昌言。正如王旦一眼看中了韩亿,赵昌言也是一眼看中了王旦,“以女妻之”。很快,王旦攒够了资历,转做京官,一路升迁,最后成为宰相。

这就是三槐王氏的崛起之路:不断科举中第,不断开拓人际关系,加上一点运气,才能造就一个强大的家族。

王祜画像。图源:网络

宋代是一个竞争的社会,千万士子拼命从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无数家族也争着向上攀爬。对于已经登顶的家族来说,要怎样才能维持权势呢?

婚姻是一种古老而又实用的方式。两个功成名就、地位相当的家族世代联姻,可以形成一个牢固的联盟。王旦一共有四个女儿,长女嫁给了韩亿,另外三个女儿分别嫁给了苏易简之子苏耆、范质孙子范令孙、吕夷简之子吕公弼,全都是出过宰相的家族。别看王旦嘴上鄙薄名门子弟,实际还是得讲门当户对。

然而,这一策略是相当保守的,因为父辈的权力无法世袭。魏晋时代,出身门阀的年轻人,仕途走的是清流,天然就比其他人高一等。唐以后,年轻人虽然可以通过父辈的恩荫入官,不用参加科举,可是前途就是不如进士。一旦儿子混得不好,那么儿子的儿子便会丧失恩荫的特权。这样,家族很可能因为无法产出优秀的年轻人而就此衰落。

一个解决办法是,向潜在的成功人士敞开自家的大门。王旦应该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才将长女嫁给韩亿。一纸婚书对于韩亿来说只是锦上添花,但对三槐王氏来说,未来多了无限的可能性。越早投资,收获就越大,唯一的问题是这个年轻人是否能够出人头地。

当然,聪明人总是避免自己出现在赌桌上。宋人记载,一日,王曾、李维、薛映三人来见王旦,王旦托病不出。当时,韩亿随侍王旦左右,看见薛映被拒绝后在门外生闷气,便将此事告诉了岳父,询问其为何不见。王旦说道:“你应该思考一下。王曾和薛映都是李沆的女婿,李维是李沆的弟弟,他们一起来见我,必然有朝廷大事要商量。此事若不可行,拒绝他们也无妨。此事若可行,我要怎么答复呢?宰相私下相通,是政坛之大忌。”韩亿立马认错:“非亿所知。”有这样一个贴心的岳父,韩亿若非一个十足的书呆子,其官途必然平坦无比。

即便王旦思虑如此,他也无法阻止家族的沉浮。王旦的儿子们活跃在政坛,最多算是不堕家族之名,却无法超越父亲。小儿子王素多次在宋仁宗面前称赞富弼,希望富弼为相之后能够引荐自己担任宰辅,可惜未能如愿。此后,三槐王氏就慢慢衰落了。

这也并非王旦的后代不努力,一些子弟通过荫补进入仕途之后,依然参加科举取得了进士的身份,但官运远没有父辈好。

到了北宋末年,王氏后裔王伦已经沦为“街头无赖”。靖康二年(1127),汴京失守,宋钦宗逃到宣德门,现场一片混乱。王伦趁机上前,说:“臣能弹压之。”宋钦宗连忙赐他宝剑,可是王伦借机要挟:“臣未有官,岂能弹压?”宋钦宗匆忙找来纸笔,写下“王伦可除兵部侍郎”。

宋钦宗画像。图源:网络

关于此事还有另外一个记载。当时,金兵杀至,宋钦宗叫来内臣商议,王伦趁机混入其中,宋钦宗看见这副陌生的面孔,惊问道:“尔为谁?”王伦回答:“臣咸平宰相王旦孙。”宋钦宗因王伦是宰相后裔,便不追究。后来,王伦作为南宋外交官多次赴金议和,第四次赴金时被软禁六年,最后因不肯为金官而被杀。这也是三槐王氏最后的荣光。

唐宋以后,不存在一个长盛不衰的世家大族,一般总是集中在某一朝代的某一时期,短则二三代,长则五六代。每个成功的家族都想要维持权势,他们精心挑选结婚的对象,他们设立教育基金,他们建立学校……他们深深懂得,只有累世的科举,才有累世的显达。

然而,这是一个险象环生的世界。家族大了就要分家,继承人富有了就会丧失进取心,最重要的是,科场上的成败太不确定了。

王旦画像。图源:网络

02

明英宗天顺年间,南直隶府当涂县的一位少女邹赛贞即将迎来人生最重要的仪式——婚礼。丈夫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她并不知晓。从家人的只言片语中,她依稀能勾勒出一个“良家之子”的模样,因此她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邹赛贞出身书香门第,世代从事举业。祖父无科名,父亲会试考得不好,只得到了一个训导的职位,常年在外教书,与子女分隔两地。邹赛贞自小就非常聪慧,博览群书,诗才极好,见者无不称奇,称她为“士斋”。要不是受困于女子之身,她说不定能在科场取得一番成绩。

她的弟弟、家中长子邹鲁是邹家的骄傲,考中进士,官至监察御史。在史书里,邹鲁名声不佳,贪婪残暴,无所顾忌,后来因事被贬。在邹赛贞眼中,弟弟则是一个刚正不阿、被奸佞所害的人。毕竟,邹家尊荣系于邹鲁一身。

成婚之后,邹赛贞的生活只剩下相夫教子。然而,这是她快乐的源泉,生活的意义。她的丈夫濮琰也是当涂人,出身医生世家。两人常有品茗鼓琴、诗歌唱和的浪漫时刻,只是,这不是夫妇俩的终极幸福。邹赛贞这样形容她与丈夫的关系:“合志同心,期大门户。君志四方,我聊内助。”在她想象的美好未来里,恐怕只有丈夫、孩子科举高中的画面。

在科举世家中,女性往往是那个不被人看见的灵魂人物。这些富家千金不只是好看的花瓶、交易的砝码,她们要经营家庭事务,要教育子女,要传授女方家的家学,好让男士们专心从事举业。若没有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女性,科举世家很难成批量生产人才。如果不能一直产出人才,家族的衰落也就指日可待。

邹赛贞育有子女四人,长子濮韶、长女濮秀兰都是人中龙凤。父、母、子、女,常在一个案几上写字读书,母亲总能随口甩出一句诗,劝导全家向学。邹赛贞曾言:“轲母三迁足远谋,养儿惟望至公侯。”她立志要成为新时代的孟母,并告诫孩子什么是孝顺:赶紧中举、成为孟子一样的大人物。

对功名利禄的执念,出现在一个古代女性身上,并不奇怪。正如鱼玄机所言:“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她们看到一个无比精彩的世界,却无法真正走进去,其失落之情不比一个落榜的男子少。

鱼玄机。图源:影视剧照

度过了无数个枯燥的日夜,幸福终于到来。成化十九年(1483),丈夫濮琰考中乡试。成化二十年(1484),邹赛贞为濮秀兰找到了一户士族人家——江西铅山费氏。费氏经商起家,正处于上升期。家中青年才俊费宏年仅十六岁,就考中了乡试。濮秀兰与费宏于次年完婚,邹赛贞劝学的对象又多了一人。

成化二十三年(1487),费宏不负众望考中状元。后来,他官至内阁首辅,为一代名臣。邹赛贞曾为女儿写了一首诗,诗云:“于归喜见宜家室,琴瑟常闻在御清。”里面引用《诗经·桃夭》“之子于归,宜其家人”的典故,意为新娘出嫁,夫家平安康乐。濮秀兰辅佐丈夫举业有成,正是她的价值所在,这又何尝不是邹赛贞的人生意义。

弘治九年(1496),长子濮韶中了进士,入翰林院,要知道翰林院的庶吉士可是有着“储相”之称。丈夫濮琰也升官了,即将去中州赴任。那年中秋,濮家齐聚北京,一同赏月。邹赛贞已是一个年近半百的老人,芳华已逝,梦想却在眼前。她忽然看向天际,银河寂静无声,衬出人间的喧闹,一种莫名的情绪涌上心头。官途深似海,以后想和丈夫、儿子多聚聚,恐怕已成奢望。

她这一生,一直在目送男人远赴前程。年轻时与父亲、弟弟别离,老了与丈夫、儿子告别。这就是幸福的代价吧。人生啊人生,何时能怡然自得呢?

然而,这个世界远比她想象的更加凶险。也是这一年,弘治九年(1496),邹赛贞的外孙、濮秀兰之子病故,濮秀兰悲伤成疾。弘治十三年(1500),邹赛贞幼子在备考时病故,年仅二十三。弘治十五年(1502),丈夫濮琰病逝,濮韶回家奔丧,也突发恶疾。邹赛贞日夜照顾濮韶,都不见好转,临别之际,濮韶将儿子托付给母亲:“生儿不孝,致疾膏肓,父丧在殡,母老在堂。茕茕幼儿,微母谁将。愿母教儿,必继书香。”弘治十八年(1505),濮秀兰也去世了。

生命中最重要的亲人相继离世,邹赛贞发出悲鸣:“天胡不仁,而致我于此极哉!”她这一生追求的幸福,如同泡沫一般,转瞬即逝。但她没有倒下,为亡夫、亡子操持完丧事之后,转身投入对孙子的教育中。毕竟,科举的事业永远不能停下。

正德年间,她带着孙儿濮训奔赴京城,去见自己的女婿费宏。此时,费宏已是朝廷重臣,位高权重。费宏对濮训说,你祖母操持家业多么不容易,要勤勉向学求取功名,好好报答祖母。望着意气风发的女婿,邹赛贞心里五味杂陈。费宏娶了新妻,自己的女儿永远留在了过去,还有什么必要强装一家人呢?此后,二人关系渐淡。

费宏画像。图源:网络

邹赛贞的余生依然走在老路上:操持家务,监督孙子读书,四处走访关系。她的言行被乡里称道,官员为她刊印《士斋诗集》,孙子濮训抄录诗稿,女婿费宏为之作序。人们怜惜她,敬佩她,将她捧为女德的典范,将她写入《列女传》中。

费宏夸邹赛贞“有士行”,其实就是在说,她像男人。多么讽刺!这个社会不允许女人变成男人,将她们排斥在科举之外;同时,又不停鼓励她们做个男人,为了家族事业鞠躬尽瘁。

当然,我们不必把邹赛贞想象成一个没有意志的木偶,她真真切切感受过幸福。但悲哀的是,无论她再怎么努力,也只能等待幸福前来敲门。

03

明末清初,天翻地覆。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王象晋感到命运无常。

他是山东新城王氏的族长。新城王氏自明中叶开始发达,经由科举成为名门望族,出了不少公卿大臣,明末文坛领袖钱益谦称“嘉靖以来,其门第最盛”。然而,再强大的家族也无法抵抗时代的洪流。

崇祯四年(1631),清军肆虐辽东,明参将孔有德率兵赶赴前线支援。军队犹犹豫豫,龟速前进,路过吴桥,与王家发生摩擦。王氏本该深明大义,避免冲突,但放不下面子,激怒了士兵。孔有德趁机造反,史称“吴桥之变”。王氏一家遭到屠戮,部分族人逃到山中,幸免于难。崇祯十五年(1642),清军南下山东,破新城,王家剩下的年轻人多殉难。崇祯十七年(1644),皇帝在煤山自缢而死,王象晋的儿子王与胤携妻、子自杀殉国。

留给王象晋的,只有一个人才几乎死光了的家族,和一片被战火焚烧的土地。

他对新建立的清朝没有任何好感,因此隐居不出,在家种地写书。但是,他为了家族的延续不得不鼓励孙子辈读书。他亲自给孙子们上课,甚至还编写了一部《举业津梁》,里面是自己的考试经验。王家的子孙们每天五时就要起床,除了元旦,全年都在书屋。就连至亲,都很少见面。

对于学子的要求是题海战术,对于整个家族的要求则是人海战术。建祠堂、修家谱凝聚人心。设义田维持贫寒子弟的生计,以保证最大的读书人口。与科举世家或新贵联姻,编织关系网。很快,王氏家族重新振作起来。仅王象晋的孙子一辈,就产出了进士5人,举人1人,贡生、监生等5人。

科举时代,家族的延续传承和社会的流动性是并行不悖的。魏晋时期,权势总是在家族内流动,社会壁垒十分森严。科举制盛行以来,社会的流动性增强,并不意味着权势不可延续。大量平民新贵走上政治舞台的同时,也有相当多官宦世家的存在。这就是科举制的弹性。

维系家族是一个总体而持久的策略,很多时候意味着取舍。

明清时期,许多来到江南的外地人都会惊讶于一个事实:这里的人宗族意识怎会如此淡薄?江西人魏禧说,江南的世家大族修园林,却不建宗祠;勤写书,却不修家谱。四川人唐甄说,吴人一旦没钱,就挖祖坟,没有人觉得有不妥之处。甚至本地人也看不下去:“今九族昆弟互谋交争,鲜有亲睦者。”当然,这些只是表象。

常州庄氏是江南的传奇家族,堪称生产进士的工厂。庄錕是庄氏生产的第一个进士,他金榜题名之后就把家搬进了郡城。庄錕生有四子,后来迁回了乡村,再往后二子一支又搬到了城市,而庄家的进士基本都出自这一支。这并不是孤例。许多本地家族都遵循这一模式,显达之后搬进城里,然后更加显达。

《毗陵庄氏族谱》。图源:网络

社会学家潘光旦与费孝通曾发表了《科举与社会流动》一文,他们指出来自江苏的进士出身城市的占 75%。这也可以理解,乡下虽有祖产的支持,但城里致富机会多,教育资源多,信息传播快,对科举考试帮助极大。人们在城市生活,远离宗族,难免会有迷信金钱、忘了祖宗的情况。相比他们在科举上的成功,这种代价可忽略不计。

苏州潘氏也是江南大族,他们原是徽商,迁居苏州之后便一心从事举业。然而,潘氏用整整三代人的努力冲击科举,没换来一官半职,反倒是把家产败光了。当时,潘家的掌舵人——27世祖潘暄的妻子戴氏为了长远考虑,命令次子潘冕放弃举业,赚钱养家,支持兄弟赴考。潘冕的自我牺牲换来了成功,其子终于考中了进士,为潘家打开了功名之门。

可见,人海战术固然重要,但把财富和资源投入到有前途的子弟身上,同样关键。我们常说“一人得到,鸡犬升天”,似乎一个人的成功,就能让整个家族享受荣耀。其实,很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一、两个分支享有幸福的同时,其它分支是痛苦的,整个家族的财富是降低的。但在他们看来,这种牺牲无疑是值得的。

最成功的家族也无法保证每一代成员都能在科场取得成功,因此才需要一个长远的计划。科举制度是一台巨大的机器,功成名就的官僚,忧愁的族长,劝学的主母,勤学的士子,自我牺牲的分支,都是其中的齿轮。

向前,向前,轰鸣声足以震破耳膜,是否有人能听见小齿轮咔嚓咔嚓的声响?

参考文献:

[明]邹赛贞:《士斋诗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年

(美)柏文莉:《权力关系:宋代中国的家族、地位与国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

黄宽重:《宋代的家族与社会》,东大图书公司,2006年

连文萍:《科举与人生幸福——明代女诗人邹赛贞的生平志行与家族仕宦》,《淡江中文学报》第37期,2017年

叶舟:《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宗族与城市:以清代常州为中心》,《史林》,2010年第3期

徐茂明:《士绅的坚守与权变:清代苏州潘氏家族的家风与心态研究》,《史学月刊》,2003年第10期

何成:《明清新城王氏家族兴盛原因述论》,《山东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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