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东汉，大家对这个时期的名将都比较陌生，这主要是由于刘秀太学身份的影响，东汉名将大多出身儒林，在铁血征伐之外，多了一份儒雅文教之气，故少了一份刺激，少了一点激动，也让世人对其少了一点兴趣。

但其实，《诗经》云“允文允武”，《尚书》称“乃武乃文”，孔子曰：“君子有文事，必有武备。”《中庸》亦盛言君子“强哉矫”之道。故英雄何必出草莽，儒林中也可以有英雄。什么手无缚鸡之力，那是后世的腐儒，至少东汉时的读书人还是很猛的，比如刘秀与他的云台二十八将（注1），基本上也都是儒生出身，还有很多跟刘秀一样曾在长安游学，是最高级别的太学生。就连“马革裹尸”的马援，都曾受《齐诗》，闲于进对，其家书文采颇有可观。还有世界级的大英豪班超，那也是出身于著名文化世家，直到四十岁才“投笔从戎”的。然而，正是这帮儒将君子，上马提剑，下马持笔，舍家为国，平定乱世，中兴了大汉，步入了伟大。

而这些儒将功成之后，也往往大兴儒家教育，使得东汉儒学比西汉更加兴盛（注2）。如寇恂为汝南太守，“乃修乡校，教生徒，聘能为《左氏春秋》者，亲受学焉”；祭遵为将军，“取士皆用儒术，对酒设乐，,必雅歌投壶。又建为孔子立后，奏置五经大夫。”李忠为丹阳太守，“起学校，习礼容，春秋乡饮，选用明经，郡中向慕之。”任延为武威太守，“造立校官，自掾吏子孙，皆令诣学受业，郡遂有儒雅之士。”建武十年（34年），八岁的王充曾在会稽上虞学书于书馆，书馆有小童“百人以上”（《论衡·自纪》），上虞不过一偏远县城，却有此等教育规模，足见东汉儒将开国集团对教育普及之重视。

所以正如钱穆先生所言：东汉开国多儒生名将，“只为通人事，亦自通政事，兼通军事，因缘时会，勋绩彪炳。也可说，中国历史上多出军事天才，正为中国人一向懂得尊重人事，讲究人事，所以成一通情达理之人，遂亦能当一理想之军人。”

清代史学家赵翼也说：“西汉开国，功臣多出于亡命无赖，至东汉中兴，则诸将帅皆有儒者气象，亦一时风会不同也。盖一时之兴，其君与臣本皆一气所钟，故性情嗜好之相近，有不期然而然者。正所谓有是君即有是臣也。”这便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上行下效风气蔚然。正因为刘秀与诸将接受着相同的教育，又有着相同的经历，所以他们才能有统一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理想，以避免派系争斗而内耗实力。这便是一个政权或政治集团成长的基石，也正是刘秀集团高于更始集团、流民集团与其他军阀割据集团的地方。总之，东汉以儒将开国，是历史的特例，也是历史的必然，可谓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于是，鉴于西汉末年经学腐化，俗儒坐而论道，迂腐误国的经验教训，东汉以儒将集团开国之后，便特别注重经世致用、名声风节与豪侠之气（注3）。同时光武帝刘秀也积极推动儒者兼习吏事、文法吏受学儒术，促使二者合流（注4），逐渐形成了东汉的士大夫阶层，这个阶层相较西汉儒生更加理性，对社会问题的认识更加清醒全面，其社会实践水平也更高（注5）；甚至还出现了很多发明家科学家。如杜诗的水排（注6），毕岚的翻车（注7），蔡伦的造纸术，崔寔的农书《四民月令》，张衡的一系列高科技仪器（注8），乃至算盘、司南（指南针的前身）等等，这些都出现在东汉。这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张衡，其文理兼备，人品高尚，科技成果领先世界，故郭沫若赞之：“如此全面发展之人物，在世界史中亦所罕见，万祀千龄，令人景仰。”

另外，这些儒生士大夫们也大多为官清正，崇尚直道而行，常以节俭为荣：如刘秀御驾出巡，竟常乘革车羸马；开国儒将祭遵则为人廉约小心，克己奉公，他得到赏赐，都分给部下，不 治产业，家无余财，自己一生，穿皮裤，盖布被，夫人也裳不加缘，简朴至极；其弟祭彤为辽东太守，为官三十几年，衣服凑不起两套；还有儒臣董宣死时，家里却只能拿出几石粮食办丧事；兰陵大儒王良身为宰相（大司徒），他的妻子竟被人看到穿着布裙在砍柴。正是在这一批批优质儒生的影响下，东汉社会道德之高洁，民风之淳朴，民德之宽厚，达到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度。所以顾炎武说：“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梁启超也说：“东汉尚气节，光武、明、章，奖厉名节，为儒学最盛时代，收孔教复苏之良果。尚气节，崇廉耻，风俗称最美。”

而社会风俗的改变，又进一步促进了儒家学术的发展。儒学在西汉通常被称为经学、儒术，学术目的就是要吃透经典、制礼作乐以服务政治；但到了东汉，学术目的却变成了“以德化民”，也就是让儒教官员同时承担起“吏”与“师”的双重责任，即通过读经而“尊崇节义”，“正身率下”（注9），最终达到“教以义方”（注10）的目的；故东汉之儒学一般不称经学，而称“义学”。所谓义者，宜也，也就是行为适当。所谓“以义正我”，东汉儒者对自身道德的约束是非常重视的。

而学术的发展，又进一步影响了政治，以曹操之强悍，又有大功于天下，却终身不敢废汉而自立，这不是他没有能力这么做，而是“犹畏名义而自抑也”（《资治通鉴》卷68“臣光曰”）。所以，东汉虽嫌文弱，但志气从没有丢，即便到了东汉末年，七十多岁的老儒臣陈蕃，还能在党锢之祸中，率领属官和学生八十余人，拔刀冲进皇宫与宦官对拼；甚至献帝时整个国家已名存实亡，但人们的心气仍然刚健，仍有汉室忠臣，宁死不屈，仍有建安风骨，动人心魄。故王夫之《读通鉴论》云：“汉之末造，必亡之势也，而兵疆天下……故国恒以弱丧，而汉以强亡。”

总之，与其他古代王朝皆不同。东汉之名将，少有单纯之武夫，而多为文雅之儒将。而东汉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独有的以一群儒将之努力而粲然中兴的王朝，这种独特的风貌，我称之为“儒将的中兴”，并作为本书的主题，在下面的文字中详细的展开、展示给大家。

注1：此乃东汉开国功臣集团，因画像于洛阳南宫前殿云台殿而得名。之所以限28人，《后汉书·马武列传》言：“中兴二十八将，前世以为上应二十八宿，未之详也。”而同书《冯异传》载安帝诏曰：“建武元功二十八将，佐命虎臣，谶记有征。”大概谶纬中亦有此说，可惜其文不传，范晔已不知其详。

注2：故班固有《东都赋》云：“四海之内，学校如林，痒序盈门。”

注3：如东汉开国儒将祭遵曾被认为柔弱，而遭衙吏欺凌，祭遵乃结客杀之，于是一县皆惮。还有东汉末年的儒生徐庶、何颙等，都曾行侠仗义，为友报仇杀人。更有著名党人魏朗，曾白日操刃，为兄报仇杀人而亡命于陈，后来却到太学学习五经，博学多才，名噪一时。

注4：东汉初年刘秀曾下诏，增设“授试以职”制度，规定察举或辟召的吏员，都要先经过一年到十年的试用期。这一措施，大大促进了儒生和文吏的结合。东汉末年建安七子王粲《儒吏论》云：“吏服训雅，儒通文法”，就是讲述的这样一种儒吏结合的政治状态。《后汉书》上也记载了大量兼授经术与法律的私学，甚至连马融，郑玄那样的经学大师，也在同时研究法律。

注5：正如著名历史学家蒙文通先生《论经学三篇》所言：“东京之学不为放言高论，谨固之风起而恢宏之致衰，士趋于笃行而减于精思理想。”另外吕思勉与阎步克先生也指出，中国思想文化在两汉间发生了一个转折，社会改造的宏大理想和现实政治的政体性批判，是西汉儒学的特点，在东汉却不再为人所重，东汉儒生更具政治理性和现实感。对现实政治的全盘否定和对乌托邦理想的一意寻求，退潮了。

注6：即水力鼓风机，用于冶铁。我国最早用皮囊鼓风冶铁，排成一排鼓风，称“人排”，但效率太低，后发明了马排，但成本太高，所以杜诗发明了水排，使其“利益”三倍于前。该发明比欧洲早一千多年，是一项被严重低估的中国古代科技成果。东汉以后南方人口与经济迅猛发展，水排居功至伟。

注7：毕岚乃汉灵帝时宦官，其翻车本用于吸水洒路，后经三国时巧匠马均完善，发展成为龙骨水车，用于农田灌溉，大大增加了灌溉效率，对三国以后南方农业发展也贡献巨大。

注8：张衡的浑天仪，确立大地中心说与天动说，否定天的实体性，在世界天文学史上意义重大；他的地动仪，则是世界上第一台测地震仪器，比欧洲早一千七百多年；另外还有侯风仪（用于测定风向）、指南车与记里鼓车等发明，无不成就非凡。

注9：出自《论语·颜渊》。季康子问政，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又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东汉儒教官员常以此为据，向人民灌输儒学的是非观念与社会风俗的准则，以实现“教化大行，天下和洽”。所以基本上从东汉开始，道德成为了儒家最重要的观念，他们甚至认为，君子的嘉言懿行本身就是一种道德权威，能够化为权力而让百姓乖乖遵从社会秩序；对于皇帝来说尤其如此，诉诸武力等于承认自己没能用圣人之道施政，是一种文治的失败。而对于臣民来说，向政府诉诸武力也需要提供一种道德的正当性，比如“替天行道”啥的。

注10：出自《左传·隐公三年》：“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