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唐玄宗这辈子最害怕，也最恨的人，估计就是武则天了。

身为皇室子孙，每天都战战兢兢地活着，生怕宫内来人送点东西。

或许童年的记忆太过残酷，他这辈子以反武周己任，让大唐极力摆脱武周的影子。

但反武归反武，傲娇的唐玄宗却没有将武周彻底扫进垃圾堆，反而捏着鼻子用起了武则天留下的制度。

很显然，他奶奶在位期间，虽然搞得大唐皇室人人自危，但在位期间，却是尽了君主的职责，为整个大唐留下了一套真正可行的体系。

这个体系，就是大唐开国以来每一个皇帝都头疼的问题：即如何处理三省六部下的君臣关系？

唐承隋制，但隋朝命短，只有区区三十八年。

在隋朝之前，是近四百年的十六国南北朝乱世，距离上一个大一统王朝西晋已经过去了几百年了，因而不可避免的受到乱世分裂的余毒所侵扰。

就在大唐立国六十年前，长安和洛阳就爆发数起权臣篡位的政变。

宇文氏篡了西魏，高氏篡了东魏，至于杨坚，也是篡了宇文氏的江山。

虽说李唐江山也是打下来的，但一开始，也是篡了隋恭帝的江山，可以说短短六十年，天下就爆发了四起改朝换代之事，当然失败的不知凡几。

在这种情况下，谁还认老一套的皇权至上和臣子忠贞？有机会篡了便是。

北周-隋朝-唐朝一脉相承，自然继承了这一脉权臣过大爱篡位的毛病，尽管杨坚吸取教训，搞出了五省六曹制分权，但始终很难处置权势过大的重臣。

唐朝开国后则在这个基础上设置了三省六部制，尚书省的官员成为实质上的宰相。

后面大家也知道了，当朝尚书令李世民玩了一出玄武门之变。

玄武门之变固然可以看作夺嫡之争，但李世民既是天策上将又是尚书令，再到大行台，军事政治一把抓，完全就是一个宰相，甚至理解为宰相夺位也没问题。

李世民继位后，靠着个人威望和能力压的整个贞观朝重臣不敢异动，但李世民个人能力过强，后人无法复制。

果然李世民一死，高宗朝就爆发了长孙无忌威胁皇权的事情。

虽说长孙无忌是唐高宗舅舅，还是托孤重臣，但唐太宗一死，长孙无忌就擅杀公主、驸马、诸王，最后更是走向了壅塞言路、翦除皇帝的耳目与亲信的道路。

唐高宗能不怕吗？上次这么玩的还是杨坚。

没办法只能想办法压制，靠儿子、靠外戚、靠老婆，但只能压制一时，而不能压制一世，毕竟宰相的权力就在那。

所以武则天掌权后，打算从根子上解决这个问题，至于办法，就是从用人之中着手，简单来说，就是科举。

有人说，科举不是隋朝时期就确立了吗？论功绩，应该算在杨坚头上。

但问题是，在门阀士族余晖依旧强势的隋唐初期，科举，不过是朝廷用人聊胜于无的补充而已。

唐太宗在位二十三年，所录用的进士不过两百人而已，一年十个人，在庞大的朝廷官员系统里，几乎没有什么水花，占据高位的依旧是那些世家姻旧、开国功臣罢了。

到了唐高宗时期，才在武则天的主导下，才打开科举的大门。

不仅增加录取的进士，更确立朝廷任用进士的主流，换句话说，科举真正成为王朝选用人才的方式，始于武则天。

从事后看，科举对于整个历史的影响毋庸置疑。

但当时武则天毫无参照与借鉴，能在冗杂繁琐的线索中一眼看出科举的效用，这眼光，着实毒辣。

毕竟此时的科举，还未能左右整个王朝的生死，尽管开创百年了，但仅仅是用人制度上艳丽的点缀罢了，谁也不知道，科举能担当大梁甚至一举改变朝堂的局势，没人敢赌。

但武则天却坚信科举所带来的作用，坚定不移的选择了科举，不仅主推科举，更是在科举上玩出了花，以至于后世都在沿用，比如殿试、糊名、武举等等。

当然，这些不过是手段罢了，真正毒辣的地方在于用人。

圣历二年（699年），武则天任命狄仁杰为内史令，和同为宰相的娄师德一起掌握机要。

看似简单的任命，却包含深意。

狄仁杰是明经科及第出身，在“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时代，明经就是科举鄙视链的最底层。

而娄师德呢？就是贞观二十三年（649年）的进士科第一，也就是状元。

科举鄙视链最底层的和高不可攀的状元同掌机要，很显然，就是武则天故意为之，毕竟明经和进士光一个科举功名的纠结就足以种下难解的恩怨，更别谈日后的精诚合作。

武则天此举就是以是以功名来制衡科举朋党，一个很简单却很有效的挑拨重臣关系的权术。

要知道此时的科举不过是稚嫩的幼苗罢了，远不如后世那么发达，但却在初期就能摸索出科举制的妙用，武则天的确高明。

而在这个基础上，武则天终于摸索出了对付权臣的真正手段，即用科举，来打散大臣之间牢不可破的血缘与姻亲关系，靠门第、科甲与地域的差异来分化重臣们，让他们始终不能走在一起。

你以为分化就够了？不不，武则天又涉及了双核政治的模式。

即通过科举来选拔贤才来主持政务的宰相，而后则命令男宠担任内相，负责监察和制衡外朝，充当自己难以出面的白手套。

这么一看，是不是很熟悉？没错，就是明朝的司礼监玩法。

另一方面，武则天制衡归制衡，但却没有因制衡来破坏朝廷的运转，只要拔擢上来的贤才都能得到充分的权力，让他们放开手脚执行自己的策略。

在这套模式下，武则天时期，皇权与相权达到了一个接近于完美的平衡。

既没有出现宰相权力过大威胁皇权乃至篡权的局面，也没有到了明清时期，宰相权力被剥夺，百官如同家奴一样的局面。

反而让有才的宰相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同时又没法专权，毕竟稍有不慎，就会遭到御史弹劾而被贬谪，避免出现昏庸的人执掌朝廷的局面。

所以，即便厌恶武则天且对她有偏见的司马光，也不得不承认武则天有“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的能力。

只是设计再巧妙也需要人来执行不是？

外朝没问题，贤才一个赛一个的冒出来，内朝就不行了，比如张昌宗、张易之这两人，基本的警觉都没有，当时张柬之等宰相已经开始影响禁军安插将领的时候，他们却茫然无知，只能被动挨宰。

神龙政变后，江山又回到李唐子孙手上，武则天遗留的制度并没有被摒弃，反而颇为不睦的好大孙唐玄宗手上花开落地。

唐玄宗不喜欢武则天不假，但身为帝王，他敏锐地感觉到，武则天留下的这套制度是多么的巧妙。

外朝上，他先后任命姚崇、宋璟、张说、宇文融、张九龄等为外相，而内朝则以王毛仲、高力士、姜皎、姜晦、源乾曜等协助自己发动政变的亲信来监视外臣。

如此内外配合，终究开创了惶惶的开元盛世。

某种意义上来说，“政启开元，治宏贞观”并非后世史学家乱说，武则天是真正意义上开启了开元盛世的底色的。

那么有人说了，既然这套制度如此效用卓著，为何唐玄宗晚年还搞出了安史之乱？

根子还是出现在唐玄宗身上，这套制度既能缔造盛世也能毁掉盛世，毕竟这套制度非常依赖人才。

武则天的制度是以科举取士内外相制，以保证最大限度发挥贤才的能耐，但让贤才发挥的前提是他得是一个贤才。

这就不得不夸一下武则天了，武则天是真的“明查而善断”，在她手上，外相人才辈出，什么娄师德、狄仁杰、张柬之等等，都是信手拈来。

除此之外，在武周一朝超擢提拔的贤士如姚崇、宋璟、张说、张嘉贞、裴耀卿、薛讷等人，都成为唐玄宗时期的名臣公卿。

换句话，唐玄宗开创盛世的人才，都是奶奶武则天留下的人才。

等武则天留下的人才耗尽之后，唐玄宗就立刻陷入茫然无措乃至怠政的境地中，随着张九龄的去相，懈怠的唐玄宗一意孤行，提拔了李林甫为相，而且开始更改祖宗的制度，即统一了相权。

本来大唐实行的是群相制，在经过武则天的科举取士任相，宰相权力被分割，再无擅权的重臣出现。

而且群相制度下，每一个宰相的背后都代表一个政治群体，唐玄宗厌倦了每次都和各个群体的吵吵闹闹，就扩大的李林甫的权力，更废除了武则天开创的内外相制度，直接将外戚亲信推到朝堂之中，却并不设立监察纠错的内相，相当于视李林甫为自己的皇权代理人。

好在李林甫手腕高超，上台后还能弥补疏漏，等李林甫一死，上来的就是杨国忠这样的货色。

李林甫和杨国忠能够擅权二十余年，在朝廷之上，居然没有一丝的掣肘，后面的事情，大家也都知道了。

唐玄宗为何前期能开创盛世？就是因为前期的贤相实在太过出色。

只是没有永远的盛世，想要更进一步，自然得改革，而且随着统治的时间越长，各种问题也浮现了出来，对于问题的处理，很显然，唐玄宗交了一个零分的答卷。

纵观唐玄宗这一生，前期就是风口的猪，在一帮贤才的带领下，走上了巅峰，但贤才没了之后，他就是退潮后的裸泳者，没了仰赖的贤才，也没有武则天的智慧，孤身一人站在王朝最关键的抉择上，展现了他的真实水平。

这么一看，唐玄宗的表现仅仅是一个守成之主罢了。

等安史之乱后，唐玄宗在巨大的压力下，表现出了他的真正能力，也彻底玩砸了！

先任用昏庸的杨国忠进行防御，丢了洛阳，而后听信监军宦官的谗言，斩杀封常清、高仙芝，以哥舒翰为帅，又急躁的逼迫哥舒翰出兵，最终引爆了所有的问题。

或许，这也可以解释为啥唐玄宗前明后暗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