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十七年八月熊廷弼赶赴辽阳，接替杨镐出任辽东经略。三个月后在初步稳定军心以及河东的防御后，熊廷弼上《敬陈战守大略疏》向朝廷详细说明了自己的策略和要求。只是这道奏疏上呈后，熊廷弼就和兵部、户部展开了持续几个月的口水仗 ……
最初朝廷反对的不是熊廷弼“四路堵截、先守后攻”的策略，也不是他目中无人的“毒舌”，而是接受不了他“今议用兵十八万、马九万匹”的要求。
万历三大征和萨尔浒之战，如果不计算临时召集的藩属、土司兵马，朝廷派出的官军就没一次超过十万的。并不是明朝没那么多兵、也不是这几次战争不需要那么多兵，而是朝廷根本召不起。
汉武唐高征讨四夷，发兵动数十万，不知粮饷军装若为供需？今方隅有警，遣一大将将数千人往，犹以樵苏为虑。万历倭夷之警，东援朝鲜，至征天下兵不能四万，古今物力何以相悬若此？
于慎行《谷山笔麈》
援朝之役被分成了两个阶段，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朝廷难以承远征军的开支，在未完全胜利的情况下就主动议和并撤军了，给了倭寇喘息的机会。
因此不要说兵部、户部的官员不同意，连辽东巡抚周永春也不支持熊廷弼的十八万大军计划。然而熊廷弼是个很难松口的人，双方就这个问题你来我往争执好几轮。后来兵部尚书黄嘉善直接向熊廷弼交了底 – 最多十二万，才暂时消停。
如果单纯只是对用兵数量的争执，倒不是什么问题。毕竟朝廷永远希望用兵越少越好，而前线的统帅基本都偏向于“多多益善”，大家都能理解。
双方真正的矛盾在于“辽人守辽土”，熊廷弼是这项策略的坚定反对者。
当时关内的汉族官员们，大多也不怎么喜欢“辽人”。因为百多年来辽东胡汉杂居、通婚非常普遍。加上蒙古、女真等族的个人战斗力普遍高于汉人，因此辽东各军卫将领也大量招募蒙古、女真入伍。这导致辽人中胡人比例高，辽人整体上“胡气”也更重。因此“华夷”观念深重的内地官员，大多都不将辽人视为同族，而是以夷待之。
熊廷弼在这方面的偏见更重 --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他在十来年前做辽东巡按御史时就上过一道奏疏，弹劾开原三万卫下蒙古、女真等“包藏祸心”的胡官比例太高，“开原半是达官苗裔，而包藏祸心之强虏，且为之招，有其事而始寒心，晚矣”。
虽然蒙古人做内应帮女真攻城的记录很多，但即便不说明初朝廷大量征召蒙古人征讨北元，在明清争夺辽东的战争中一样有很多蒙古、女真部族效忠明朝，作为反例汉族将领不也有很多人投降后金么。
只能说决定选择的不是族群归属，而是利害关系。这个话题本文就不展开了，大家各抒己见就好。
熊廷弼出任经略后，他在这方面的态度就更为明显，直接给“辽人”这个整体扣了个大帽子：
今日辽人已倾心向奴矣，彼虽杀其身及其父母，不恨；而公家一有差役，则怨不绝口。彼遣为奸细，则输心用命；而公家派使守城，虽以哭泣感之，而亦不动。
《辽左大势久去疏》
在征召军队方面，熊廷弼坚决不要“辽人”，要求兵部从九边各镇以及江浙（备倭军）派遣，这就给兵部和户部出了个大难题。
首先从关内各镇远距离调动至辽东还让士兵长期驻守，对于普通士卒来说等同于流放。没谁愿意把父母妻女长期扔在千里之外，这样的话大规模逃军将不可避免。另外各镇军队本来也不充裕，抽调之后也得重新招募填补空缺。因此兵部只能采取轮调换班的方式来应对。
兹经臣以镇江、宽甸诸堡缺兵，督责甚急；抚臣以广宁一带缺兵，屡疏恳请。惟宁夏、甘、固三镇入卫官兵，共五千四百员名，可暂调出关，月饷安家俱厚 … 俟六月换班之期，各省镇接班兵到，随发出关更代，发回本镇。
《明神宗实录·卷五百九十一》
这个方法在勉强解决问题的同时，带来了一个更大的问题。
即便是将军队临时抽调到辽东，除了每月饷银要加倍，还得另出开拨费、安家费等等（开赴战区不加钱士兵不会动）。而且轮班调动消耗在赶路途中的时间、钱粮都不是小数，除此之外还有难以避免的逃军、伤病等损耗。
外调实际比在辽东本地招募要贵得多，而朝廷最缺的就是钱。这也是朝堂的官员们虽然普遍看不上“辽人”，但是绝大多数都支持“辽人守辽土”的原因。
遇到这等难事，兵部、户部在尽力支应的同时，自然会批评熊廷弼不接受“辽人”的态度。但是熊廷弼是个特别能战斗的人，兵部和户部的批评他是每奏必回，反复强调“辽人不可用”。
只是兵部、户部吐槽的是缺人、缺钱，熊廷弼抱怨的是“其心必异”。双方不在一个点上的争执，必然是谁也说服不了谁，只会让双方的关系逐渐僵化。
在这种情况下，熊廷弼一封指责兵部督管无方致使关内援军多有逃军的奏疏《新兵全伍脱逃疏》，彻底激怒了兵部、户部的官员们。
在他们看来辽东经略放着本地上好兵源不用，逼朝廷费钱、费时、费力往辽东调兵。结果还要把他折腾出来的问题往朝廷脑袋上扣，“孰可忍，孰不可忍”。兵部尚书黄嘉善在万历四十八年二月，上了一道“撂挑子”的奏疏，要求熊廷弼优先招募本地兵源。
经略熊廷弼、巡按陈王庭交章，谓辽人不足恃、援兵不当缓是已。夫各边健儿，岂其借材于异域？辽于九边处一，谓其不可为兵，然乎、否乎？… 地既需守，兵卒难调，募本处之民团练，当无所逃。况就彼团练可以护粮、可以转饷、可以省费、则更调宜讲也。
《明神宗实录·卷五百九十二》
至此熊廷弼和朝堂的争执已经从观念、策略之争，演化为意气之争，进而开始了针对个人的攻击。
三月，后金突然袭击并占领了抚顺，获取了一个攻击河东的桥头堡。此后五月到八月末，后金对辽河平原组织了五次攻击。熊廷弼虽然组织手头的十二万兵马，防御住了这五次攻势，但是他的好日子也到头了。
熊廷弼上任之初，向朝廷、神宗汇报自己的计划时曾说过一句话“守住辽阳数月，选练人马，整造器械，挨到明春二三月间，大兵一集，何虑不能制之”。
言官们就抓住这句话，开始质问熊廷弼“何时制之”，进而指责他“出关逾年，漫无定画”。熊廷弼当然不能忍，但他反击的理由有些欠考虑。他指出自己要求的是十八万兵，现在兵部、户部只给了十二万而且粮草也不足。这种直接拉人挡枪的行为，导致他在朝堂的人缘更差，愈发没人帮他说话了。
可以看出熊廷弼和朝廷的矛盾其实就是一个字“钱”。如果朝廷有钱，十八万兵不是问题；如果朝廷有钱，是不是“辽人守辽土”也不是问题。
从熊廷弼执掌十来万军队只能固守河东来看，他说的十八万之数很有可能不是妄言。只可惜明廷早已穷困潦倒，再也凑不出募集十八万大军的钱财，覆灭也许就是冥冥中注定之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