芋头不能随便吃?古代闹饥荒的时候,芋头可是救命粮

读万卷书得张飞 2024-10-10 11:56:00

文l张飞

编辑l张飞

引言

古人对不同程度的荒歉使用不同的词汇,《尔雅·释天》云:“谷不熟为饥,蔬不熟为馑,果不熟为荒”,显示出古人将蔬果与五谷并重的态度。

在主粮生产有限的情况下,蔬果不仅是下饭之物,更可以补充粮食之不足,在备荒救饥中具有重要地位。

不过,并非所有的蔬果都能充当救饥的食物,由于五谷在古人的饮食结构中占有核心地位,充作救饥的食物必须在饱腹与投入之间达到平衡,既不能在平时影响五谷的种植,又能在饥荒发生后有效填补五谷的空当。

事实上,在我国历史上能够长期稳定充当救饥食物的蔬、果并不是很多,明清时期从美洲引进的番薯、南瓜可谓这类食物的代表,而在明清之前,芋头曾长期作为民众荒歉时期的救饥食物。

芋头作为救饥食物的优势

芋头为天南星科芋属中能形成地下球茎的栽培种,多年生草本植物作一年生栽培。芋多异名,“本草谓之土芝,蜀谓之蹲鸱。前汉谓之芋魁,后汉谓之芋渠”,齐人则谓芋为莒。

严格意义上来说芋头只是芋的一部分,宋代药物学家寇宗奭认为:“当心出苗者,为芋头;四边附之而生,为芋子”。芋头即是“母芋”,母芋分蘖,形成的小球茎即“子芋”,民户称之为芋奶(艿)、芋子。

因产量、饮食习惯等条件限制,古代的大部分蔬菜只能作为饮食之调剂,难以作为主粮,但芋头则不然,在古人看来芋头属于“菜之结而为实者也。实则不止当菜,兼作饭矣”,实际功能在蔬谷之间。究其原因在于芋头产量可观,“出粮率”较高。

那么,芋头的单位面积产量如何呢?汉代的术数高手曹元理曾对好友陈广汉家的收获有一个计算,其中提到:“蹲鸱三十七亩,应收六百七十三石”,换算下来,一亩地的芋头要收18石以上,折合达2160斤。

另据明人王象晋《群芳谱》中的估计,“水芋二尺一科,亩为科二千一百六十,科收魁若子二斤。亩为斤二(四)千三百二十”,芋头每亩能收2320斤,而中国古代粮食的亩产量即便在明清时期也只有2~3石,折合下来最多不过300~400斤,远低于芋头的亩产量。况且,虽然芋头的主要可食用部分是芋根,但叶、茎经过腌制以后也可食用。

在黎景曾、黄宗宪修纂的《宁化县志》中就称芋头的“茎亦可作臛菹”,“菹”即为腌菜。云南地区的有滇芋,其“艹耿可作羹,居人赖以充粮”。因此,王象晋称芋头在备荒救饥方面“已数倍于作田矣”确实有一定道理。

此外,芋头的淀粉质含量丰富,容易果腹。古人每日两餐,尤以九点左右的“朝食”最为重要,而芋头曾长期充当民众的“朝食”。

如陶弼“民耕紫芋为朝食”,陆游“朝餐烹芋糁”,诸璧发“煮芋添朝食”等诗句都反映出芋头“佐朝餐”的功能。在谷物生产水平有限的情况下,以芋头为正餐无疑间接节省了粮食,极大地缓解了主粮不足的危机。

据宋人周密《癸辛杂识》引《杨文公谈苑》记载,宋代的江东居民有“年种芋三十亩,计省米三十斛”的说法。事实上,为了节省粮食,即便到清末民初,北方人兼食杂粮,南方人兼食薯、芋仍是普遍现象。

大饥不饥,蜀有蹲鸱:芋头的救饥实践

成都风俗有云:“大饥不饥,蜀有蹲鸱”,此民谣充分反映出芋头对四川地区民众救饥的特殊意义。

在我国的四川地区,因北来的冷空气受秦岭、大巴山阻挡,年积温比同纬度要高,同时封闭的盆地地形使水汽不易散失,导致空气湿度较高。

而如众所知,芋头具有水生植物的特性:不耐旱、较耐荫、喜高温多湿。可以说,四川地区的自然条件极为适宜芋头的生长。

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秦灭赵后实行强制民政策,赵人卓氏认为:“汶山之下,沃野,下徙有蹲鸱,至死不饥”,乃主动迁居到偏远的临邛。

临邛即今四川邛崃,可见在先秦时蜀地的芋头就已经颇为出名。十六国时,李雄攻下成都后,“军饥甚,乃率众就谷于郪,掘野芋而食之”。野芋竟能够充作大军的粮草,说明当时成都附近野芋的数量应当不少。

古人对芋头救饥功能的认知

就文献记载观察,我国历史上灾荒数量之多世罕其匹,几乎达到了无年不灾、无年不荒的地步。历代的政府往往利用常平仓、义仓等仓储来储备大量粮食,以救灾备荒。

不过,在重大灾荒之外,个体民众因战争、赋税、徭役,甚至供求关系等造成的乏食、阙食、艰食、谷贵等饥馑状况在历史上或许更为常见。

然而,这些个体的轻度饥荒并没有达到动用国家储备的程度,民众为了生存,基于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通过合理种植、自我贮备来应对未知的荒歉实际上是生活的常态。

古人对蔬、果的救饥功能极为重视,在元明清时期的《救荒活民类要》《救荒本草》《农政全书》《救荒简易书》等都农书或本草类著作中,作者都不厌其烦地详细罗列各种野菜的救饥之法,而芋头往往名列其中。

可以说,无论是在饥荒时期,还是在日常生活中,芋头的救饥功能都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

最后,为了满足饮食之需,不少独居之人与芋头结下了不解之缘。东汉汝南人薛苞为了尽孝,在先人冢侧盖起小屋守孝,种“芋以充饥”。

据曾慥《类说》卷五十四《芋墙》条记载:“阁皂山一寺僧,甚专力种芋,岁收极多。杵之如泥,造堑为墙。后遇大饥,独此寺四十余僧食芋堑以度凶岁。”可见在山林中苦修的僧人已经有意识的贮藏芋头来备荒。

对于山居之人来说,“渴则敲冰煮茗,饥则拨火煨芋”几乎是生活的常态。五代闽县(今福建闽侯县)人陈贶“性澹泊,隐居石门岩,种芋菜笋为粮,有馈之米者,必答以所种,使相当。”

陈贶实际上是用芋头换米,非他不愿种米,乃是因为隐居之人既无种植之地,又缺稼穑之法,为了满足饮食之需,易于种植的芋头就成了这些隐居者的不二之选。宋人张侃曾以“生计多藏芋”描绘隐居者的生活状态。

宋僧释谷泉也有诗言:“会栽蔬,能种芋,千山万山去无惧”,这些说法都道出好种易活的芋头对隐居之人的特殊意义。

总结

总之,芋头作为中国古代救饥食物的代表,曾经在民众的日常饮食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这种角色或许在国家的荒政史上并不起眼,但却是千千万万百姓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人类历史最真实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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