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远在美国读书的孔东梅收到了母亲李敏寄来的一本书——《我的父亲毛泽东》。

因为出生比较晚，孔东梅对外祖父毛主席一辈儿的印象，其实多数都是来源于他人，而在收到母亲这本书以后，孔东梅用了几个晚上的时间读完，然后她就失眠了。

孔东梅从小就知道，自己有一个伟大的外公，她能够从身边的人或者是书上，了解到外公伟大的事迹，也了解外婆贺子珍、母亲李敏，可当他真正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却油然而生一种感觉，自己对他们了解还是太少了。

“外公外婆的峥嵘岁月，外婆和母亲在苏联的艰苦经历，总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进入我的脑海。”

于是，孔东梅做了一个决定，她要重新去了解外公、外婆。

李敏与孔令华第一个孩子是孔继宁。

李敏与孔令华是1959年结婚，当时结婚的时候，孔令华大学刚毕业，而李敏还在上大学，1962年初，李敏怀孕，对于这个未出生的第三代，毛主席很关注，考虑再三，他决定让女儿请假在家待产。

“那耽误的功课怎么办？”

李敏忧虑的问道。

毛主席摆摆手：

“可以自学，可以让令华补课，也可以把老师请到家里来。”

1962年10月，李敏顺利生产，当毛主席得知这一喜讯时，高兴的说：

“我70岁官升一级。”

本来按照毛主席的想法，是要孩子的爷爷给取名，孔令华的父亲，是开国中将孔从洲，当时正在沈阳任高级炮校的校长。

不过，就在孔令华打电话给父亲报喜时，电话对面的孔从洲却对儿子说：

“孩子的名字由外公决定。”

在给外孙取名字一事上，毛主席下足了功夫，不过他首先有个条件，不许孩子用自己名字里的字，思来想去，最终决定，孩子叫孔继宁。

“娃是国家的未来，是我们的希望，是来接我们班的嘛。接班就要继承事业，跟着我们走嘛，列宁的‘宁’字有宁静、安宁之意，比较符合中国人起名的习惯，孩子长大后也要继承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就叫继宁吧。”

对于这个小外孙，毛主席可以说是倾注了很大的关爱。

据李敏在《我的童年和领袖父亲》一书中提到：

“父亲工作累了，顺脚就去看看小外孙，抱抱、亲亲、逗逗小家伙。继宁长得虎头虎脑，不哭不闹，笑起来尤其可爱。父亲平时就喜欢孩子，现在更像所有老人一样——隔代亲，特别爱和继宁玩儿。”

尽管孔继宁是在毛主席身边时出生，但在外公身边，孔继宁其实并没有待的很久。

生下孩子后不久，孔令华与李敏商量后，搬到了中南海一处偏僻的院子，开始自力更生，那时毛主席还时常能见到女儿一家，可到了后来，李敏申请搬出中南海，搬到了兵马司胡同一处普通院落里居住，毛主席就再难见到女儿。

对于这种情况，毛主席心知肚明，却也显得无可奈何：

“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搬出中南海以后，孔令华、李敏的生活陷入了困难，夫妻两人既要工作，又要照顾家庭，十分困难，孔继宁差不多在6个月大的时候，就被送到了外婆贺子珍身边。

尽管孔继宁也有过在外公身边生活过的经历，但毕竟那时年龄不大，所以相比之下，他对外婆却更熟悉。

应该说孔继宁的出现，填补了外婆贺子珍生活的空白。

对于这个小外孙，贺子珍是十分宠爱，据说当时贺子珍身边有个工作人员，他的孩子和孔继宁同岁，每次两家聚在一起，贺子珍都会称一称孩子的体重，如果是孔继宁稍重，贺子珍便会心安一些，如果孔继宁体重稍轻，那么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贺子珍便会让孩子好好吃饭，争取下一次称体重时超过对方。

孔继宁很小时候就知道，贺子珍身体不好，有一次洗澡，他注意到外婆后背有几处深浅不一的凹坑，就好奇的问了一句：

“外婆，你身上这些坑是什么呀？”

贺子珍宠溺的看着小外孙，回答道：

“这是敌人飞机上扔下来的炮弹炸出来的。”

一直到许多年以后，孔继宁才明白，原来外婆背上这些伤，是为了掩护战友才有的。

“外婆身上残留的弹片究竟有多少，自己都说不清楚。直到75岁病逝时，进行遗体火化时才成功把弹片从身体中彻底分离，整整有十几枚！外婆一生金戈铁马，没有荣获任何勋章，她身上残留的这些弹片就是她最好的勋章。”

孔继宁对外婆的过去很好奇。

在贺子珍诞辰100周年之际，孔继宁决定为外婆拍摄一部纪录片。

不过，贺子珍生前并没有留下影像资料，只有为数不多的照片，更为关键的是，贺子珍在苏联生活了十年，也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资料，后来通过曹耘山（毛泽民的外孙）了解到，俄罗斯有一批解密的前苏联的档案，里面有不少中国共产党人的资料。

孔继宁追随外婆的脚步前往俄罗斯，在俄罗斯社会历史政治档案馆中找到了贺子珍填写的33页个人简历与资料。

从这份档案入手，孔继宁终于了解了外婆生平的经历。

孔东梅是1972年出生，是李敏与孔令华的第二个孩子。

值得一提的是，孔东梅与外公毛主席有一处相似的地方，即下巴上的那颗痣，也让李敏夫妇忍不住感慨：

“是与父亲最有缘的孩子。”

可很遗憾，孔东梅并没有见过外公毛主席。

李敏怀二胎时，正值那个特殊的年月，他们夫妇的日子过得很艰难，有一个孩子尚且照顾不到，更何况再来一个，李敏当时第一个念头，就是不要这个孩子，但李敏后来征询父亲的意见时，被毛主席予以否决：

“要，生活再困难，也应该要这个孩子。”

就因为外公一句话，孔东梅后来顺利出生。

尽管孔东梅并没有见过外公毛主席，但她与哥哥相比，无疑还是有一点特殊的地方，因为她名字里的“东”字，就是取自于外公，而“梅”则是外公最喜欢的植物。

不过，那时李敏已经不大能常回中南海去看望父亲，这无形中也连累了孔东梅，孔东梅自幼是在外婆身边长大，更为关键的是，在她四岁的时候，外公就去世了，所以她对外公的印象，连哥哥其实也不如。

毛主席晚年生活的很孤独，子女都不在身边。

1976年8月底，毛主席生病卧床，李敏本来想陪伴在父亲身边，江青在旁边冷冷的说了一句：

“你守在这，主席出什么问题，你负得起责任吗？他已经好多了，你走吧。”

李敏没办法，只好离开，这次见面也成为她见父亲的最后一面。

父亲去世以后，李敏大病了一场。

孔东梅那时年龄还太小，对着一切都还没有印象。

不过，从懂事起，孔东梅就觉得，自己家的日子过得实在是太清贫了些。就以一件衣服为例，通常都是父亲穿了哥哥穿，哥哥穿了然后在给自己。虽然如此，家里还是把无尽的关爱，给了家里这个最小的孩子。

孔东梅是出生在上海徐汇区，自幼生活在外婆身边，她记得很清楚，自己小时候住的院子很高大，里面还有假山。让她印象深刻的是，自己还同外婆一起，在院子里种了四棵橘子树，每年都会收获不少橘子，有时候外婆就坐在院子里的椅子上，抽着烟望着远方深思。

与哥哥一样，孔东梅也是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的外公是毛主席，但她觉得外公太神秘了，只有偶尔在电视上，才会看到他的身影。

孔东梅认为，自己和寻常家的孩子不一样，因为他们能经常与父母、外公在一起，但在她的身边就只有外婆。而外婆的身体也不是很好，所以照顾她的重任就落在身边工作人员身上。因为担心出事，这些工作人员对她的管教也很严格，不许她到很远的地方玩耍，就连过马路买一支五毛钱的冰棍，也需要费尽周折。

大概在六七岁的时候，孔东梅才被父母接到了北京上学。

更为关键的是，这一年外婆贺子珍也来到了北京。

1979年6月，在亲家孔从洲将军建议下，贺子珍被补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然后她向中央提出三个请求：

“到北京看一看，到天安门看一看，去瞻仰毛主席的遗容。”

同年秋，贺子珍在中央安排下，乘专机前往北京，并在几天之后到毛主席纪念堂，瞻仰了毛主席的遗容。当时，孔东梅也陪着父母、外婆一起，去瞻仰了外公的遗容，尽管那时年龄尚幼，但她仍然清楚的记得那时的情形。

从那时起，孔东梅便在北京上学，在父母的影响下，她对文化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母亲很古典，喜欢欧洲的、浪漫主义的东西，可能因为她从小在俄罗斯长大，受俄罗斯古典艺术的熏陶比较多。我小时候身体不好，经常呆在家里，母亲就给我买了很多书。”

不过，让孔东梅有印象的是，母亲隔三差五便会提醒她：

“不要在外面随便提起自己的身份，还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行为。”

其实相比之下，毛主席外孙女的身份对孔东梅的影响就要小得多了，毕竟她从小就没有接触过这些。

只有唯一的一次，孔东梅动用了这层关系，被母亲狠狠批评了一顿。

1999年，孔令华的车在高速公路上出了车祸，后来被送到了医院治疗，因原本患有心脏病，最终没能从手术台上走下来。李敏多年来便与丈夫一起相互扶持，骤然听说丈夫离世的消息，本就身体不好的她也病倒了。

孔继宁那时远在海外，孔东梅也刚考上了美国大学，可以说一家人顿时陷入困顿之中。

关键时候，是孔东梅用自己稚嫩的身躯，扛起了家里的重担，只是在费用上不免仍然捉襟见肘，

孔东梅考虑再三，最终还是决定，写封信向中央求助，不少中央首长得知了这个消息，心下也是吃了一惊，没想到毛主席的女儿家里生活竟然如此困难。一些老干部、老战士听说消息后，牵头发起了一次募捐活动，帮助毛主席女儿一家渡过了这个难关。

不过，这件事情最终还是没瞒得过李敏。

李敏当然很生气，她把女儿叫到身边，严厉批评道：

“东梅，你知道咱们家的家风是什么吗？”

孔东梅也自觉违背了父母的意愿，在一旁沉默着不说话。

李敏见状，也知道女儿认识到了错误，语气了柔和了不少：

“我们家风是不搞特殊，不能要群众一分一毫！更不能因自己的私事麻烦党组织！你现在在做什么？”

“妈妈，我这也是没有办法。”孔东梅小声辩解道：

“家里的积蓄都花光了，咱们家没有多余的钱给您治病了，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您……”

李敏也很无奈，心知女儿是为了这个家考虑，但还是批评了一句：

“以后不管发生了什么事儿，都不能打着毛主席后代的旗号行使特权，下不为例。”

孔东梅连连点头。

1994年（不同资料中也有称是1992年），孔东梅考上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主修英语。

不过，孔东梅并不喜欢这门课程，倒是喜欢文学。

“那时候，我还曾幻想开个小书店、读着海明威、喝杯咖啡，养一只小猫的小资生活。”

毕竟孔东梅比他哥哥还小十岁，不仅仅与外祖父、祖父一辈儿隔得远，就连父母亲与他们之间，也隔着时代的鸿沟，他们所看到的新鲜事物，远不是过去所能够比的。

大学毕业后，孔东梅进入刚刚成立的泰康人寿保险公司工作，从端茶倒水开始，在各个部门都干过，亲眼见证了这样一个新创立的小公司，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几十万人的企业。

可孔东梅后来坦言，这些并不是她的追求，她还有很多梦想，渴望更大的空间。

到了1999年，孔东梅想过办自己的公司，但就在这时，一个留学的机会摆在她面前。思考再三，孔东梅决定去国外看看，一开始还对母亲承诺，自己三个月就回来，可没有想到的是，一去就是两三年。

到了国外以后，没有人认识她，孔东梅也是第一次剥离了身份去看待外公、外婆，看待他们那一代人创造的历史。

谈到在美国时的一段经历，孔东梅坦言：

“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非常有限，特别是对毛泽东这个人，尽管基本上都听说过，但毛泽东到底建立了一个怎样的国家，现代中国怎么样，他们并不了解，课堂上经常因此发生辩论，碰到他们不理解的事儿，我就讲给他们听，没有人知道，我就是毛泽东的外孙女。”

2000年，孔东梅收到了母亲寄来的书《我的父亲毛泽东》。

孔东梅用了几个晚上看完了这本书，然后就睡不着觉了，尽管孔东梅在心里觉得外公、外婆那一辈儿很伟大，但一直到母亲写出书来，孔东梅才知道，他们不仅伟大，同样也是一个普通人。

尤其让孔东梅感兴趣的是，毛家三代女性中都有留学的经历，外婆贺子珍29岁到苏联，母亲李敏也是4岁就到了苏联，基本上是在苏联渡过了同年。

“她们有太多我不知道的历史……”

回国以后，孔东梅一边走访一边写书，将所有了解到的事情统统转化为文字。

2001年，孔东梅创办了北京东润菊香书屋有限公司，致力于传播红色文化。

2003年，孔东梅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翻开我家老影集——我心中的外公毛泽东》。

母亲李敏一直很支持女儿走这条红色文化道路，尽管这一开始并不能赚到许多钱，但能够做自己的事情，总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儿，孔东梅也坦言，尽管前人已经做过不少红色文化的研究工作，但自己还是想做一些新的、填补空白的事儿。

不过，毕竟生活的时代完全不同，母亲李敏多多少少还有一点旧时代过来人的痕迹，但孔东梅的打扮就要时髦的多，似乎李敏也很高兴看到女儿打扮的漂漂亮亮的。

之前，孔东梅曾为某杂志拍摄过时髦的照片，尽管她的穿着很得体，但仍然有不少批评声音，认为她不够严肃。

可孔东梅认为，她认为自己是什么状态，就应该是什么状态，这是一种自然流露。

“不一定你是什么人的后代，你就应该穿成什么样，或者你就应该有一种什么状态。”

孔东梅十多年来始终致力于红色文化的传播，她并不反对商业化，只是反对搞过渡的商业化。尽管也面临许多质疑声音，但孔东梅始终建坚持自我的选择：

“外公给我最大的影响就是执着、百折不挠的精神——坚定自己的理想，坚定自己的人生道路，不要因为一些小的挫折而放弃。”

从如今孔东梅所取得的成就看，她无疑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