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76年，南宋行在临安失守。蒙元大军泰山压顶一般席卷江南，南宋最后的小朝廷颠沛流离，辗转苦撑到了崖山。小皇帝宋端宗赵昰因落水染病而崩逝，其弟7岁的卫王赵昺登基，年号祥兴。赵昺登基以后，左丞相陆秀夫和太傅（太子的老师）张世杰护卫著赵昺逃到崖山继续抗元。
1279年正月，元军包围了崖山。三月十九日，宋军彻底战败，十余万人浮尸海上，宋朝覆灭。参与这场战役的宋军方面大约有20万，这20万人中包括了文臣及其眷属、宫廷人员、流亡百姓等大量非战斗人员，军队应有几万人。但宋军士兵并没有都死在崖山海上，还是有不少人逃出了元军的包围圈。而在四川钓鱼城坚持抵抗的宋军，在这一年年底也放下了武器，最后投降的凌霄城宋朝守军，一直坚持到了十年之后。
在整个东亚大陆上，宋军有组织地抵抗已经基本消失了。
1、 元军征讨东南亚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同时向海陆扩张疆域的大帝国，在第一次东征日本失败以及南宋灭亡后，元廷将扩张的目光再次转向东南亚，首先拿小国占城开刀。忽必烈对占城十分感兴趣，因为此国地处中国与东南亚及南亚往来海路的必经之处，地缘位置重要。
元廷于1280年初令福建道宣慰使唆都、孟庆元和孙胜夫持诏谕占城国主因陀罗跋摩六世，开始命占城履行藩属国义务，如“元廷出使马来亚的船只若有损坏，占城须再备船舶”、“政治犯都流放到占城”等。
1281年11月29日，忽必烈他下诏立占城行中书省，以唆都为右丞，刘深“为左丞，兵部侍郎亦黑迷失为参知政事，因陀罗跋摩六世为占城郡王。
元帝国出使东南亚的使臣都必须途经占城，占城就此成了元帝国南下的交通枢纽和补给站。但是，占城国内却弥漫着亲宋的情绪，占城王十分同情南宋的命运。南宋小朝廷和元军在广东沿岸作最后的斗争时，端宗小皇帝的左丞相陈宜中曾建议带宋端宗到占城流亡，并自己先去了占城，但后来数次召其回来都不返；最后陈宜中逃到暹罗（泰国），并死在那里。
崖山战役的前后，陆续有大量汉人，包括官员、士卒和百姓逃往占城避难，这激起了占人对蒙古人的敌意。同时，元朝官员各种无理要求也让占城百姓对对他们仇深似海。1282年元朝使臣永贤、亚阑等人经过占城时，被占城王子阇耶僧伽跋摩带人扣留关押。
一听到使臣被扣押的消息，元廷立即命正在广州的唆都率兵征讨占城。元廷以占城降而复叛的理由派兵征讨，从江苏北部、浙江、福建、湖广抽调的五千名士兵，舰队包括一百艘海船和二百五十艘战舰，安南受命供给兵粮。1283年正月，元军舰队从广州出发远征占城，直逼归仁湾，海湾向北数十里便是占城首府毗阇耶。
至元二十年（1283年）的元军征占城之战，一开始很顺利，占城军队被摧枯拉朽一般击溃。但占城王因陀罗跋摩六世和王子阇耶僧伽跋摩放弃了都城躲入热带丛林，开始在山区丛林和元军打游击战，并且以议和来拖延元军行动。
蒙元骑兵
《元史》外夷传中记载：
“贼开木城南门，建旗鼓，出万余人，乘象者数十，亦分三队迎敌。矢石交下。自卯至午，贼败北，官军入木城，复与东北二军合击之，杀溺死者数千人。守城供饷馈者数万人悉溃散。国主弃行宫，烧仓廪，杀永贤、亚阑等，与其臣逃入山。”
占城使者不停找借口，元军将领渐渐觉察到占城人根本没打算求和。他们受到流亡宋人的鼓动，只是利用谈判拖延时间而已。躲在山中的占城王身边有两万人，他不仅在南部的宾多龙(今越南藩朗)和北部的因陀罗补罗召集兵力，而且还遣密使前往安南以及真腊（柬埔寨）和满者伯益（爪哇）借兵。
3月16日，唆都派精兵入山搜索、捣毁占城王藏身之处，随即遭遇埋伏，伤亡惨重。唆都撤军回到海湾边木城等待增援和补给。元军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缺粮，他们甚至开始就地屯田，打算到夏天能收割十五万石粮食。同时，唆都又向元廷报急信求助。
忽必烈此时忙着准备第三次东征日本，到了次年3月朝廷才派出两万援军。援军半路上还发生兵变，磕磕碰碰到了归仁湾，才得知唆都的军队在1284年4月4日已撤离占城首府毗阇耶，从陆路北上占领了安南与占城交界处的顺州和化州。忽都虎派一名官员面见占城王。占城王回复愿意归顺元朝，但经过唆都军马掳掠，国库已空，无力进贡。
元朝江淮行省从外国商人处得到了一些占城地图，发现从安南有路可通往占城。8月23日，元廷收到这些地图，次日忽必烈便令第九子脱欢率军借道安南远征占城，并让在大都的安南使臣回国通知安南王廷，准备让元军借道穿过安南去支援唆都所部。
安南人不仅拒绝援助元廷，且通谋占城，遣兵二万及船五百支援占城。12月，占城遣使进献大象三头，并在国书中表明，只要元朝撤兵，愿以土产岁修职贡，承认元朝宗主国地位，元廷拒绝了。安南使臣也差不多同时到大都，请求元军延期借道东京，同样被拒绝。
战争不可避免，元军征服东南亚的战争规模扩大了，第二次征伐安南之战即将开始。
安南使臣返回东京后，上奏安南王陈日烜。陈日烜立即召集重臣，告知大家元朝的要求。熟读中国古代经典的安南大臣立刻想起“假道灭俿”的典故，众口一词道：“力战到底!”
1257年至1258年蒙古人第一次入侵安南时，兴道王陈国峻曾与之交手。这次他被任命统领诸军，在万劫(今北宁省万安)聚集二十万人对抗元军，加紧造船和训练士兵水战。
1285年1月27日，镇南王脱欢率领元军从广西穿过边境进入安南，从谅山突入要隘，分六路渡河南下。2月14日，乌玛尔率领的元军前锋部队突破安南防线到达富良江北岸。
2、 打着宋字旗的军队
对岸有安南王陈日烜征调的十万大军，一千艘余船。2月18日，双方开战，乌玛尔的军队利用俘获的安南船舶，大破安南守军，成功渡过富良江，并屠杀了所有手臂上墨刺“杀鞑”二字的安南俘虏。元军在其中发现了不少宋人，但没有引起注意。
但元军并未乘胜向南追击，因为安南守军在河里安置木桩，戳破了元军的船底。安南军队屯驻在富良江南岸的防御工事后，挡住了元军的进攻。安南王陈日烜为拖延时间，便将最小的妹妹安姿公主送予脱欢，假意要谈和。战事陷入僵局，元军统帅脱欢认为既然安南集中全国兵力在北方抗元，南部的防守必定十分空虚，便派出一位名叫唐古带的军官去通知驻屯顺州、化州的唆都部队北上。果然，安南人在南方的防御松懈，唆都的军队长驱直入北上。
《元史.卷209.外夷二.安南》记载：
“行省整军以备追袭，而唐兀与唆都等兵至自占城，与大军会合。自入其境，大小七战，取地二千余里、王宫四所。初，败其昭明王兵，击其昭孝王、大僚护皆死，昭明王远遁不敢复出。又于安演州、清化、长安获亡宋陈尚书婿、交趾梁奉御及赵孟信、叶郎将等四百余人。”
3月13日，北上的元军已连续行军十几天，跋涉两千里，与安南军交战七次，突破义安(安南港)的关口，击败演州和清化、天长和长安(宁平东)的安南军。在清化、长安等地，元军在进攻中遭到密集箭矢攻击，与他们对阵的安南军一部布阵严实紧密，以密集的弓弩射击抵御元军，打着“宋”字旗号，作战时拼死抵抗。这队安南军的作战风格明显和其余安南军粗放散乱的战斗作风不一样。
亡宋的官兵
元军骑兵还是很强，击破了敌阵，抓获的战俘中发现了来自北方亡宋的官兵四百余人。其中，领兵大将是宋人赵孟信、叶郎将，战俘中还有陈尚书婿、交趾梁奉御等原南宋的流亡官员。
唆都曾经随伯颜攻南宋，下建康，进占临安，还在福建追杀过南宋流亡小朝廷。崖山之战已经结束6年了，他没想到在中南半岛上还能遇到打着“宋”字战旗的军队。这是元军第一次在中南半岛上遇到成建制的南宋流亡军队，唆都应该亲自确认了这些战俘的确是宋人，很是意外。
唆都大军的北上使得安南军被南北夹攻，大批安南守军向北回撤，收缩防御以抵抗南路元军的威胁。同时，北路元军也马不停蹄地在林中伐木，搜集钉子、石灰和其他造船零件，要为乌玛尔的先锋部队重新打造水军。
虽然有南宋流亡军队参战，但是元军的战斗力还是太强悍，安南军的南路防线崩溃了，北路元军成功和北上的唆都部队会合。元军会师后由忙兀台领陆军，李恒和乌玛尔领水军发起了总攻。安南水军战船被击败，安南王驾舟出海，元军突破安南军投石车阵地阻击，攻下了安南的首府升龙(今越南河内)。元朝水军在4月两次击败安南舰队。元朝陆军先在安邦包抄安南军，差点擒获安南王陈日烜。
安南王及总帅兴道王陈国峻向南潜逃，乌玛尔率六十船紧追其后。但他们躲过了元军的追杀，撤到清化后，又召集将士抗元，收复了被南路元军攻陷的天长和长安，这两地的供给物资充足。
元军虽然占了安南首府，但始终没能消灭安南王陈日烜及总帅陈国峻的部队。战争拖延到了5月，元军在敌方领土上作战五个月，所带的粮食几乎耗尽，安南的村庄在遭受战争蹂躏后也很难找到食物。
现代越南海阳省的供奉兴道王的祠庙
3、 亡宋军队出击
元军再次遇到缺粮问题，他们的补给线太长了，从广西到安南首府升龙，每三十里设一卫所，每六十里设一驿站，每个卫所和驿站分别有三百名士兵把守。如此一来，补给的粮食还未到达前线便几乎耗尽。安南人撤离升龙府时搞了坚壁清野，城内并无多少粮食，不足以支撑元军。镇南王脱欢命唆都率部下南下前往天长。那是安南的供粮基地，应该会有食物。李恒率水军浮海向南，他命人赶制船筏，再次攻下天长。
唆都、李恒所部南下取粮后，升龙的元军处境越发艰难。天气越来越热，除粮食短缺外，元军饱受暑热和疾病的困扰，病亡人数激增。蒙古骑兵被困在热带闷热潮湿的城市中，完全失去了机动灵活的优势。
1285年6月初，升龙的元军实在是又饿又热，受不了了，南下企图与唆都所部汇合。安南人决心阻止元军南北两路再次会师，集结了所有主力部队阻击。
元军大队人马在升龙东南六十多里外的咸子关与安南军相遇，两军立即开始交战。安南军人数众多、早已在此严阵以待，安南王陈日烜及元帅陈国峻，怀文候陈国瓒等都在阵中，陈朝王室的主要成员大多都在。侧翼主将是陈日燏，国王陈日烜的弟弟，陈朝太宗第六子，封昭文王。
现代河内城的兴道王纪念像
按照《大越史记全书.陈记一》记载：昭文王陈日燏的阵地之后，有一支部队“宋人衣宋衣，执弓矢以战。”这支宋军部队是在南宋覆灭后，逃到安南，投奔在昭文王陈日燏麾下的。这些汉人士兵由将军赵忠率领，在距离故国千里之外的异国他乡，打着宋字旗默默地隐蔽在安南军主阵之后。
赵忠现在是昭文王陈日燏直属家将，没有其他资料可以查到他流亡安南之前的来历，反正他和自己的宋军战士出现在了这里。《大越史记全书.陈记一》在这里记载道：元帅特意向各军颁布命令：“此昭文鞑也，当审识之！”——这是昭文王陈日燏直属的“鞑”军，各部队要注意识别不要误伤。之所以把这些宋人也称呼为“鞑”，据说是因为北面元军的口音、衣着和这些亡宋军队差不多的。这说明元军进入安南的主力部队之中，大多数士兵是汉军。
咸子关战役开始了，虽然安南军人数占优，一拥而上，但是元军武器精良，训练有素，战略得当，纪律严明，一开始便击退了安南军。蒙古骑兵和汉军步兵冲击着安南军的阵线，眼看就要突破了。突然，号角声中，元军士兵非常震惊地看到一队穿着南宋兵服的人马，组成严密封闭的阵形，在侧翼突然出现，向他们万箭齐发。遮天蔽日的箭雨劈头盖脸落下，蒙古骑兵人仰马翻。
这是当年的宋军在野战中常用的战术，结阵以弓矢自守。这些宋兵的突然到来，以及密集的箭雨攻击，立即击垮了元军攻势，一举扭转了战局，大惊失色的元军惊呼：“有宋人来助！”
安南军趁势发起反攻，一举击溃了元军，元军只好狼狈地逃回升龙城里。脱欢毫无其父亲忽必烈的坚忍风格，中南半岛的暑热和连绵雨季让他无可忍受，战场失败后又丧失了信心，6月9日，元军突然撤出了升龙。安南军在咸水关大胜后，士气大振，发现元军开始撤退后，奋起直追。由于此役中昭文王陈日燏功劳最大，因此追击元军的安南军主将由他担任。安南王陈日烜及元帅陈国峻率领主力南下去对付唆都的南路元军。
北返的元军不断遭到安南人的袭击、埋伏，各地安南兵民四处袭击元军。大将李恒护卫脱欢撤退，在后卫战中被昭文王陈日燏所部宋人流亡军队的弓矢射中，回返到边境后毒发身亡。为保护镇南王脱欢，士兵们造了青铜桶让他躲在其中，他才安然逃回广西境内。而且，作为征安南之战的统帅，镇南王脱欢此次撤军事发突然，根本没有通知唆都。
6月6日，唆都所部被安南王的军队击败，唆都在引兵撤出天长时才得知北路元军突然撤退，他大吃一惊：现在，南路元军已是孤军了。
4、 最后的宋军
战象
唆都所部两万余人夺路北上，但不断遭到安南人阻击。6月24日，昭文王陈日燏率领的安南军在章阳堵住了唆都的军队。在一片树林前，急于返回的元军骑兵发起冲锋。在他们面前的安南军中，穿着宋人衣服的流亡宋军结阵在中央。
蒙古骑兵的冲锋被赵忠指挥的流亡宋军挡住，宋军射出密集的箭雨将骑兵阻止在阵前。唆都的元军部队已经在中南半岛雨季中艰难跋涉半个多月了，马匹和战士都已精疲力竭，饥饿难忍，士气低落。宋军以坚定的阵势堵住元军去路，顶着巨大伤亡保持着阵型。元军冲杀几次之后依然打不开通道，四面八方的安南人都冲了上去，元军最终崩溃大败了。唆都落荒出逃，结果被安南人搜山时在山马被抓获斩杀。元军前锋乌玛尔和水师将领刘贵寻到小船，出海返回元朝。
大都的元廷最后还是决定向脱欢增派五千兵力，其中包括一千蒙古军和四千汉军、新附军，准备8月集合出发，但已经迟了。8月初开始，溃不成军的元军陆续越过边境回国，增兵的计划只能取消了。忽必烈虽然很愤怒，但他了解到了南征部队的实际困难，还是原谅了自己的儿子镇南王脱欢的失职。大元朝廷决定不惩罚此次失利的将士，反而网开一面，并同意唐古带的请求，让将士们先回家探亲休憩，再返回脱欢和阿里海牙的大营。
这是蒙元大军第二次征讨安南，虽然元军大部返回国内，但损失惨重，特别是名将唆都所部原先征讨占城的元军主力，几乎全军覆灭。在关键的升龙府以南咸水关战役中，流亡宋军突然加入战场，则是元军战败的重要原因。唆都大军的覆灭，大半也是由于这支流亡宋军坚持战斗。
1287年底，元军以护送安南的投元王族陈遗爱回国继承王位为理由，发起了第三次征伐安南战争。在这次战争中，元军统帅还是镇南王脱欢，而安南国的昭文王陈日燏已是抵抗元军入侵的主要大将，他领着自己所剩无几的流亡宋军残余再次投入战斗。在天长、咸水关和章阳这几次战役中，流亡宋军伤亡也是很惨重，而且他们已经不可能得到人员补充，只能是越打越少。此后在中越两国的史料中，这支流亡宋军的身影，就此渐渐消逝了。
最后的宋军在安南进行了最后的战斗，抵抗了他们的宿敌蒙元大军，打得远比他们原先在国内时好。宋字战旗应该树立在战场上，坚持到了1288年三月，第三次元军入侵安南失败。元世祖以脱欢丧师辱国，命他终身不许入觐。大德五年（1301年），脱欢死于扬州。
昭文王陈日燏作为两次抵抗元军入侵的抗元大将，一直担任安南陈朝的军队大将。在他侄孙陈英宗在位年间（1293~1314），他被任命为执政大臣。陈日燏曾征讨哀劳，多次镇压各种反抗武装。他是五朝辅政重臣，直到陈宪宗元年（1330年）去世，跨越了陈朝六位君主时代。
他麾下的南宋流亡部队，在多年激烈的战事中应该消耗的差不多了。能幸存下来的那些宋军将士，大多数都和当地土著联姻通婚，其后代也渐渐与当地人融合了。
参考书籍：《大越史记全书》、《元史》、《越南通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