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中的人物主要是城市中的商人、地痞、闲汉、风尘女、姬妾、仆妇和官场中的大官小吏等，绝少写到读书人。西门庆原是破落财主，从小便是个浮浪子弟，第二回他一出场，作者只是说他“使得好拳棒，又会赌，双陆象棋，抹牌道字，无不通晓”，却不曾说他读书识字，通晓文墨。他当提刑所理刑副千户并非由科举正途出身，而是因为蔡太师生辰送了一笔厚礼，朝廷赏了一张空名诰身札付才得的，所以他来往的人中也就绝少读书人。
西门庆有了钱，有了官职，平素来往的不乏官场中有身份的人，他需要个把秀才在身边帮衬帮衬，做点文字上的应酬。正如他自己所说：
“我虽是个武职，恁的一个门面，东京内外也交结的许多官员，近日又拜在太师门下，那些通问的书柬，流水也似往来，我又不得细工夫，多不得料理。我一心要寻个先生们在屋里，好教他写写，省些力气也好，只没个有才学的人。”
西门庆一心想寻个“有才学的人”，结果寻了个温秀才。作者正面写温秀才的笔墨并不多，在温秀才正式出场之前，先通过应伯爵之口，介绍了一个水秀才，算是对温秀才的陪衬。
那是应伯爵知道西门庆要请个“有才学的人”做西宾以后，他说本州就有一个姓水的秀才。论起他胸中才学，自然在班马之上，就是人品，也属孔孟之流。十年前他应举做了两道策论，试官倒是极口赞他好，“却不想又有一个赛过他的，便不中了。”不用说，每次应试都会有赛过他的，即令他才过班马也就“连走了几科不中，禁不的发白鬓斑”了。不过不要紧，他家里还有一百亩田，三四带房子，家道并不匮乏。
西门庆听到此处，不禁奇怪，“他家几口儿也勾用了，却怎的肯来人家坐馆?”
意思大约是明朝的读书人也是穷得没了饭吃才去做西席的。
应伯爵这才说，田地房屋都是原先所有，“如今只剩得双手皮哩。”本来有一个年轻貌美的妻子，只可惜不守妇道，跟别的男人私奔东京去了，家中两个孩子，又出痘死了，甚是可怜。
原来这位茕茕孑立的水秀才竟穷得叮当响。人品如何呢？据应伯爵说，这位秀才曾在一个官宦人家坐馆，这家有几十个俊俏的丫头和小厮。尽管他坐怀不乱，人品属孔孟一流，坏就坏在那些丫头小厮日夜勾他，致使主人把他赶了出门。应伯爵虽把他人品才学说得如何高，被赶逐总是事实，连西门庆也不大信：“他既前番被主人赶了出门，一定有些不停当哩。”这才想起倪桂岩向他举荐的温秀才。
温秀才名温必古，字日新，号葵轩。这位先生年纪不上四旬，生的明眸皓齿，三牙须，丰姿洒落，举止飘逸，倒也仪表非俗。才学人品虽不得而知，不过前面有关水秀才的那段文字已作了暗示：既然号称文过班马，德比孔孟的水秀才是这么个见不得人的行货子，温秀才又能高到那里去？果然，作者用了这样一篇文字向读者概括地介绍了他：
虽抱不羁之才，惯游非礼之地。功名蹭蹬，豪杰之志已灰;家业 零，浩然之气先丧。把文章道学，一并送还了孔夫子；将致君泽民的事业，及荣华显亲的心念，都撇在东洋大海。和光混俗，惟其利欲是前；随方逐圆，不以廉耻为重。峨其冠，博其带，而眼底旁若无人；席上阔其论，高其谈，而胸中实无一物。三年叫案，而小考尚难，岂望月桂之高攀；广坐衔杯，遁世无闷，且作岩穴之隐相。
原来是个品德败坏，不学无文的家伙。
以下，作者写温秀才采取了藏头露尾，最后点睛的手法，这“西门庆斥逐温葵轩”就是点睛的一笔。尽管温秀才一露面，作者就作了概括的介绍，但因这是一篇赋体文，读者只能得到朦胧迷离的印象，换言之，尽管这文字贬斥之意甚明，却只能使人得到一种淡化了的感受。这感受只是经了温葵轩被斥的一节文字，才变得明朗起来。
尽管作者没有用大段的文字对温秀才着意描写，读者还是可以从字里行间的一些蛛丝马迹中看出他是一个穷极无聊的文人。本来，西门庆府里并没有念书的孩子，原不必请什么“西宾”，吴月娘就说：“你家又没孩子上学，平白招揽个人在家养活。”只是为了装点门面，补西门府文才之拙，才把温必古请来。所以西门庆颇把他当个人物看，每月三两束修，四时礼物不缺，又专门拨了个小厮画童儿伏侍他，替他拿茶饭，舀砚水。他若出门看朋友，就跟他拿拜帖匣儿，还在后边收拾了一所书院让他独自居住。
西门庆虽有一官半职，并不是一个勤于公务的人，温必古不过帮他作点文字应酬，“专修书柬，回答往来士夫。”西门庆家中常常宴客，或狎妇饮酒，常常把他请来陪侍。他虽号称“秀才”，是个读书人，对于吃喝玩乐，行酒令，听艳词，兴致却是高得很。围绕西门庆的几乎都是些粗俗不堪的闲汉食客，常常开些低俗的玩笑，温必古侧身其间，虽然装出一幅道貌岸然的样子，其实内心没有一点矛盾，更谈不上厌恶这种腐朽的生活方式，食客们庸俗太过有时倒想借他解嘲。谢希大有一次说：“温老先生在这里，你口里只恁胡说！”
应伯爵说：“温老先儿，他斯文人，不管这闲事。”似乎真把他当作“斯文”一流，他却并没有那许多酸文假醋，他说：“酒席间诚然不如此也不乐。悦在心，乐主发散在外，自不觉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虽然之乎者也，做出了一幅读书人的模样，却纯乎是一个狎客的心理。
但是，纸终究包不住火，无论温必古如何装出一付饱学鸿儒的样子，最后总是要露馅的。西门庆虽然把他奉若上宾，他的种种丑行却被那些小厮儿看得一清二楚。他穷得没有骨气，不相信孔孟“君子固穷”那一套。投到西门庆府上，本来就是混饭吃，家中摆酒，还要教唆小厮偷银器与他；他也并不只是托言“自古言不亵不笑”在酒席上开点庸俗玩笑，还经常打听家中女眷各房中的事，可见是个色中饿鬼；他有着变态的心理，喜欢男人，也恰恰在这件事上露了马脚。由于他常用酒灌醉画童儿，对他施以侮辱，致使画童儿告到吴月娘那儿，吴月娘说：
“这蛮子也是个不上芦帚的行货子，人家小厮与你使，却背地干这个营生！”
当西门庆知道他的丑闻以后，“唬了一跳”，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从画童儿口里又知道了原来正是温必古把西门庆要升提刑千户的消息透露给了夏提刑。为这事蔡太师的管家翟谦把西门庆好一顿埋怨，说他做事不“谨密”，私下的交易弄得同僚都知道了，教蔡太师好不为难。西门庆当时好生尴尬，至此才知道内奸原来就是温必古。这样吃里扒外的家伙还不撵了留着干什么？西门庆即刻叫小厮去对温必古说，叫他搬出去住，“家老爹要房子堆货。”这位无耻之徒还不死心，巴巴的“具有一篇长柬”，想呈给西门庆表明心迹，结果吃了闭门羹，只得卷铺盖走人。
温必古在书中不算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风气，尤其是士林风气的转变。
嘉靖万历以后，由于沿海倭患的肃清，商业、手工业和海外贸易的发展，高利贷和商业资本更加活跃。商人阶级兴起了，成为社会上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金钱为他们开辟着通向权势的道路，他们跻身官场，使士林侧目。历来自命清高，以举业谋取官职的读书人如今屈身拜倒在金钱势力之下。温必古正是这样一个典型，他放弃举业，更不谈“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了。他放下架子，假装斯文，到一个满身铜臭的人过去为士林所不耻的“不甚读书，终日闲游浪荡”的商人西门庆家坐馆，混点吃喝，顺便再讨些便宜。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那时是“又缘衰世，万事不纲。”这个人物形象对于明末读书人的风气，是一种深刻的揭露和讽刺。
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这是必然会出现的社会现象。士林风气的转变非独明朝如此，吴敬梓曾通过《儒林外史》中马二先生之口说：
“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时候，那时用‘言扬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到汉朝，用贤良方正开科，所以公孙弘董仲舒举贤良方正：这便是汉人的举业。到唐朝，用诗赋取士……，所以唐人都会做几句诗：这便是唐人的举业。到宋朝……，都用的是些理学的人做官，所以程朱就讲理学，这便是宋人的举业。到本朝，用文章取士，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
读书人的心肝真剖析得精细入微。如果文章做不通官场进不去便如何呢？反正有钱人的门大开着，那就像温必古这样，心怀鬼胎地去做一名帮闲的食客，这便是他的“举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