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志平
从现有资料看，红军长征中，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突破乌江、奇袭腊子口等一个个成功，其决策依据主要来自截获和破译敌军的空中情报，俗称“空中耳目”。其“耳目之功”便是红四方面军电台对中央红军长征的贡献。
张国焘曾在《我的回忆》一书中这样写道：“我们配合中央红军的军事行动，是1934年12月间开始的。”
“至少约有两个月的时间，中央红军是完全依靠我们供给情报（特别是他们由遵义向云南方面行进时）。他们日夜在行进中，因而电台没有时间做侦察工作。每当他们宿营或休息的时候，立即与我们通报。根据我们所供给的情形，决定行动，发布命令。而我们这种行动，等于为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极尽了耳目的作用。”
曾任红四方面军电讯局长兼电台台长的宋侃夫及其属下肖全夫、陈福初、游正刚等当事人回忆录证实，张国焘所言不虚。
而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也都曾对红四方面军的电讯工作有高度评价。
宋侃夫回忆，长征结束后，朱德总司令曾对红四方面军的电讯人员们说：“我们一方面军离开中央苏区，进入湘、滇、黔、川地区，以及四渡赤水时，对周围敌情搞不清楚，是你们四方面军电台的同志们，也包括你宋侃夫同志，经常在深夜，把破译敌人电报的情况，整理电告我们，这深刻体现了一、四方面军之间的战斗情谊，天下红军是一家嘛！”
1938年，毛主席在延安也对宋侃夫说：“你们四方面军的技术侦察工作做得很好嘛，特别是我们长征到贵州，四渡赤水时，天天行军很紧张，你们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对我们帮助很大，要感谢你们呀!”
红四方面军为什么能够破译敌军的空中情报？因为他们得到了一份蒋介石部队所用的密电码。遗憾的是，张国焘为了提高个人功绩，隐瞒了杨虎城以及白区地下党的真诚帮助。
1933年初，蒋介石命令第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配合川军夹击刚刚进入巴山的红四方面军。杨虎城不愿与红军作战，密派少校参谋武志平出使红军求和。
第38军军部秘书主任、中共地下党员徐梦周提醒武志平：去年鄂豫皖“剿共”，西北军将领吉鸿昌不愿与红军作战，派密使去与红军联络。结果，红军拒绝与吉鸿昌联合，还把来使杀了。此事说明，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张国焘对白区地下党和白军将领均不信任。暗示武志平要在“取信”二字上动些脑筋。
为促使求和成功，也为红军作些实实在在的贡献，武志平利用作战参谋之便，从军部偷出了一份密电码，外加一份军用地图，悄悄地走上了出使之路。
8天之后，武志平在四川通江县两河口村的一座平民屋里，将孙蔚如军长代表杨虎城给红四方面军领导的密信，以及所带礼物密电码等，献给了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
50年后，傅钟在《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一书中对此事做了记载：“武志平带给红四方面军的宝贵礼物，是川、陕、甘三省的军用地图和西北军用的密码底本及其他联络信号。这些与军队存亡、作战胜败攸关的机密要件，是他冒着生命危险，穿过深山密林，闯过土匪、民团的封锁阻拦才安全带到的。他把这些礼物交给我，我当夜派骑兵把四川地图送给了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徐向前同志，把密码底本和其他材料送给了川陕军委和红四方面军总部。”
有了这份密电码，红四方面军不断截获川军情报，从而掌握了反围剿作战中的主动权。1933年11月初，川军总司令刘湘对红四方面军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六路围攻”。双方激战了好几个月，依然处于相持阶段。
再过几天就是农历春节了，川军第五路总指挥王陵基的太太、姨太太和亲属们，纷纷电催王陵基返万县渡岁，并料理私人财产账务。王陵基便将五路总指挥之职权擅自交给其参谋长代理，返回万县与家人团聚去了。
这一秘密行动，上自刘湘下至师团部属谁都不知道。而红四方面军却从王陵基的来往电讯中寻得了战机，于1934年2月14日清晨袭击了王陵基的右翼，摧毁了其头道防线的驻守旅，并将旅长击毙。第二道防线也因之溃乱。红军乘胜推进15公里，直抵王陵基的总部。王的参谋长仓皇率部急退。
这时，第五路的师长、旅长们才知道王陵基回家过年的消息。上下为之大哗。川军总司令刘湘十分恼火地解除了王陵基的第五路总指挥之职务，并将他软禁了。红四方面军的反“六路围攻”由此撕开了一个大缺口，进而取得了更大的胜利。
更了不起的是，武志平在向傅钟等红军将领呈送这份密电码本时，说这是杨虎城、孙蔚如等陕军将领的一份诚意，这就为两军和谈的天平增添了诚信的砝码。红四方面军立刻派留苏归来的参谋主任徐以新跟随武志平回汉中，于1933年6月1日签订了“共同反蒋抗日”的“汉中密约”，又称“巴山协定”。
这个协议坚持了将近两年。由于得到杨虎城的帮助，红四方面军由入川时的1万人发展至8万之众，成为其历史上的鼎盛时期。最终，这支部队成为确保红军长征胜利会师、西路军征战，以及抗日战争的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
后来，签订《汉中密约》的国民党第38军率先加入人民军队。再后来，好几支国民党武装也以此为榜样，相继成为人民军队的成员。
对陕军而言，因为《汉中密约》的签订而免于与红军交战，杨虎城得以抽出兵力和资金，从事陕西省的公路、水利、绿化、文教卫生等惠民建设，并将蒋介石的“扼虎”政策，巧妙地变成了“益虎”政策，从而壮大了陕军的实力，继而引出了3年后的“西安事变”。
虽然，最后这份密电码消失在了西路军征战的硝烟之中，但它的历史功绩却应为我们后人所永远铭记。
补充：
武志平，1901年出身于北京定辛庄一书香世家，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武志平思想进步，对国民政府极为不满。
中共上海中央局特科负责人王世英想物色一个能在红四方面军和杨虎城十七路军之间做联络工作的人。其时，武志平是西北军杨虎城部的少校参谋。王世英通过地下党员宋绮云及其夫人徐侠林给武志平做工作。宋绮云的工作得到了武志平的积极回应。
1933年3月23日，在西安东大街安林药铺，由宋绮云夫妇介绍，武志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就这样，武志平从此走向红色的人生。
1933年5月，武志平受杨虎城及38军军长孙蔚如之命，秘密出使红四方面军。经过他、杜斌丞与红四方面军的共同努力，促使杨虎城与红四方面军达成“汉中协定”，并建立了汉中至川北的红色交通线。他是建立红军与国民党十七路军统战关系的使者，是我军统战史上签订第一个有效协定的关键人物。
后武志平又数次前往通南巴，协助红军到汉中采购军用物资和医药用品，运到川陕苏区。1934年6月，他被蒋介石密令查处而丢官，“陕军”与红军的巴山协定也就此终止。
同年末，他又奉中共军委特科负责人王世英之命，护送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潘自力到达川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春，当红四方面军发起陕南战役，“陕军”节节败退之时，又派他秘密来到苏区，后因红军西渡嘉陵江，撤出川陕苏区，他被礼送出陕军，几经辗转到达延安，才正式回到革命部队。
武志平后又几经坎坷，历遭劫难。夫人被国民党特务施电刑致疯，儿子在那段特殊时期被逼丧生。唯他自己历经大难而不死。
解放后，武志平任北京市园林管理委员会副主任。1957年后，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主任。1967“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下放至宁夏平罗五七干校劳动，1977年平反后被授予国务院参事。1991年10月，武志平病逝，享年90岁。
